渤海表层沉积物中多环芳烃的分布与生态风险评价

利用第2次全国海洋污染基线调查数据，研究渤海表层沉积物中多环芳烃(PAHs)的空间分布特征和输入来源．结果表明，按渤海海区划分，PAHs含量由高至低依次为秦皇岛沿岸、辽东湾、莱州湾、辽东半岛近岸、外海海区和渤海湾近岸．对照有关的沉积物质量标志水平，秦皇岛沿岸和辽东湾(尤其是锦州湾)表层沉积物中PAHs具有较高生态风险．就PAHs组成而言，锦州湾近岸沉积物中低环比例较高，其它海区4～5环占优．荧蒽／芘和芘／苯并(a)芘两个比值参数显示锦州湾近岸沉积物的PAHs主要源于石油工业，秦皇岛近岸和莱州湾部分站点主要来自燃油产物，而其它海区的大部分站点则属于燃煤型来源．燃烧生成的PAHs易吸附于细微颗粒物上，其迁移和沉降可能是外海海区PAHs含量高于渤海湾近岸的一个原因．     

黄海近岸底栖贝类体内典型有机污染物分布

根据第二次全国海洋污染基线凋查数据,确定黄海近岸底栖贝类体内典型有机污染物的含量、分布及其潜在的生态风险.结果表明,在35%以上的站点,物种体内石油烃含量超过国家海洋生物质量第一类标准(15 000 ng/g),大连湾附近海域贝类体内含量甚至高出第二类标准(50 000 ng/g).在威海、大连湾和胶州湾出现多环芳烃和酞酸酯少数相对高值站点(300 ng/g左右),而其它大多数站点贝类体内多环芳烃和酞酸酯的含量都较低.中、高环组分占优指示近岸海区的多环芳烃主要来源于热解过程;二丁基酞酸酯和2-乙基己基酞酸酯是酞酸酯的主要组分.在所有站点,底栖贝类体内PCBs的含量普遍很低(<10 ng/g).贝类体内DDTs含量超过第一类标准(10 ng/g)的站点大部分集中在南黄海沿岸,海州湾内一站点已超出第二类标准(100 ng/g),而组分以代谢产物DDD和DDE为主.在所有站点的贝类体内都有p,p'-DDT检出,尤其在北黄海的大连湾和蓬莱附近海区(比例高于50%),指示周边地区存在潜在的DDT输入源.据此,大连湾、威海、胶州湾沿岸贝类体内石油烃和多环芳烃含量较高,胶州湾、海州湾附近海域贝类体内DDTs含量较高,这些属于较高生态风险区,而大连湾、蓬莱近岸可能的DDT新输入对底栖环境构成一定威胁.     

渤海表层沉积物中DDTs、PCBs及酞酸酯的空间分布特征

利用第2次全国海洋污染基线调查数据,研究渤海表层沉积物中DDTs、PCBs和酞酸酯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DDTs和PCBs的高值样点主要分布于秦皇岛近岸、辽东湾近岸和渤海湾近岸海区;酞酸酯的最高值和次高值样点分别出现在莱州湾近岸和辽东湾近岸,而秦皇岛近岸海区的平均水平高于其它海区．目前,渤海表层沉积物中PCBs和酞酸酯的含量相对较低,对周边底栖生物尚未构成威胁．另一方面,DDTs组成的比值关系显示秦皇岛近岸、渤海湾近岸和辽东湾近岸海区近期出现DDTs的输入,并且DDTs含量已超出相应的生态效应低值区间的标志水平,具有一定的生态风险．在渤海海区大多数样点,DDTs的主要代谢产物为厌氧条件下的DDD．     

夏季渤海表层沉积物中壬基酚和双酚A的分布特征与潜在生态风险

分析了渤海表层沉积物中壬基酚和双酚A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壬基酚的含量介于(3.16～13.6)×10-9(dw),高值区出现在渤海湾近岸,其次为辽东半岛近岸和莱州湾近岸,其它海区的含量均低于7.50×10-9(dw),且变化幅度较小。渤海沉积物中的双酚A含量普遍较低,介于(ND～1.44)×10-9(dw),高值区出现在辽东湾近岸。壬基酚和双酚A的含量分布受到陆源输入、环流体系及沉积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本文还讨论了渤海中壬基酚和双酚A的潜在生态风险。     

莱州湾沿岸河流对邻近海域表层水体中Chl a浓度的影响

根据2012年9月底对莱州湾沿岸河流和邻近海域表层水体中Chl a和相关环境参数的调查,分析了Chl a在该区域的分布、影响因素、富营养化状况以及变化趋势。莱州湾沿岸河流Chl a浓度平均值为51.9 g/L,邻近海域为3.9 g/L。在沿岸河流,与Chl a呈显著正相关的仅有悬浮颗粒物(SPM),而在邻近海域,与Chl a呈显著正相关的有SPM、PO4-P、NH4-N、NO3-N。氮和磷都是莱州湾近岸海域Chl a的限制因子,其中氮的限制作用较大。莱州湾沿岸河流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主要表现为过度和高度富营养化,近岸海域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则主要表现为低度富营养化。沿岸河流高浓度的氮磷汇入,将会促进莱州湾近岸海域浮游植物生长,进而导致莱州湾近岸海域Chl a浓度增加并有可能使该区域的富营养化程度增加。     

渤海沉积物中磷的分布与埋藏通量

对渤海27个站位的表层沉积物和25个站位的柱状沉积物中总磷(TP)、无机磷(IP)及有机磷(OP)的含量及其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渤海表层沉积物总磷含量的变化范围为10.83～20.27 μmol·g-1,IP是表层沉积物中磷的主要存在形式,平均占TP的81％,柱状沉积物中无机磷同样占绝对优势.沉积物中总磷与无机磷的垂直分布具有由较深层向浅层增加的趋势,有机磷含量也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减小,一般是上部变化较大、下部变化较小.渤海沉积物中总磷及无机磷在黄河口及莱州湾附近海域含量最高,渤海西部也有较高含量,中部次之,东部及海峡沉积物中磷含量最低;沉积物中有机磷在渤海西北部、渤海湾及辽东湾口附近含量较高影响渤海沉积物中磷含量的主要因素有陆源输入与水动力条件渤海磷的埋藏通量和埋藏效率都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研究发现,磷的埋藏通量与沉积速率的相关性显著(r=0.897,p＜0.01),而磷的埋藏效率沿岸高,并向外海逐渐降低通过对比1998年与2008年渤海中南部的表层沉积物磷含量数据,发现2008年沉积物中总磷、有机磷含量高于1998年,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加剧,渤海水体富营养化程度愈加严重.     

黄渤海沿岸经济贝类体中重金属残留量水平

以1990年7月～12月中国黄渤海沿岸经济贝类体内重金属分析数据为基础,探讨了黄渤海沿岸主要经济贝类体中5种重金属（Cu、Pb、Zn、Cd、Cr）含量水平及污染特征。其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只有铜未超过双壳类软体动物评价标准。重金属残留量平均水平为黄海沿岸大于渤海沿岸。不同种类双壳类软体动物对５种重金属富集能力存在着差异,牡蛎对铜、锌的富集能力比其他贝类高40～100倍,毛蚶对镉、铬的富集能力比其他贝类高5～58倍。此沿岸的紫贻贝、牡蛎、文蛤、毛蚶等可作海洋污染生物指示种。     

自净作用下渤海海域COD环境容量研究

为测算自净作用下我国渤海COD环境容量,按地理特征将渤海水域划分为莱州湾、渤海湾、辽东湾以及渤海中部4个分区,从水动力交换扩散和化学降解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利用各分区水半交换周期分别求得COD的扩散能力,另一方面利用COD衰减规律得到其降解能力,综合后得到各分区在不同水质标准下COD的环境容量.研究表明,渤海各湾水域COD浓度和环境容量各不相同,其中,莱州湾水质属于较清洁,在此区间内还有26%的环境余量;渤海湾水质属于轻度污染,在此区间内还有5%的环境余量,辽东湾水质属于较清洁,在此区间内还有88%的环境余量.     

根据AVHRRSST探讨中国北部海域冬季环流演变

收集了中国东部陆架海北部2000年8月至2001年12月的NOAA/AVHRR数据,通过SST换算,对北黄海和渤海的温度场分布以及冬季流场的月变化进行了分析.黄海暖流进入渤海后的余脉分成两个分支:向西的渤海中心支和向北的辽东湾支.渤海中心支向西运行有两个分叉:辽东湾叉和渤海湾叉.冬季黄海暖流较强,由于北风或东北风的影响,渤海中心支和辽东湾支经历了同存-消弱-加强-同存等阶段.辽东湾南下沿岸流增强,渤海中心支暖流减弱,黄海沿岸流随之增强.这些暖流和沿岸流构成了渤海的四个环流.在黄海,黄海暖流与黄海沿岸流、辽南沿岸流、西朝鲜沿岸流组成了三个环流.     

渤海采冰增量盐分扩散的数值研究

海冰的大规模开采会导致周围水体的盐分增加.本文基于ECOMSED模式,建立了渤海潮流驱动下的盐分扩散模式,来定量的分析渤海结冰期增量盐分的扩散情况.结果表明,渤海的三个湾中,莱州湾的盐分交换能力最强,渤海湾次之,辽东湾的盐分交换能力最弱.渤海中部海域通过与三个湾的水交换,对抑制冰区盐度升高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渤海海峡,渤海有向外海输出的净盐通量.     

近年渤海与黄海北部沿岸底栖贝类体内微污染物的分布特征

根据近几年的海洋常规监测数据,确定渤海及黄海北部沿岸底柄贝类体内典型微污染物的含量及其空间分布.结果表明,在36%以上的站点中,贝类体内石油烃含量超过国家海洋生物质量第1类标准(15μg/g,湿重,下同),尤其是大连湾和河北新村附近海域贝类体内含量甚至高出第Ⅲ类标准(80μg/g,以湿重计),并且,近年来大部分海域贻贝...     

胶州湾、套子湾及四十里湾表层沉积物中有机氯农药的含量和分布特征

从胶州湾、套子湾及四十里湾海域和邻近河流采集了48个表层沉积物样品,采用气相色谱的分析方法对沉积物中有机氯农药(HCHs、HCB和DDTs)进行了测定,目的是探讨其在该研究区域的分布特征和来源.结果表明,胶州湾HCHs、HCB与DDTs的含量平均值分别为0.33、0.31和10.33 ng·g-1;套子湾及四十里湾的平均值分别为0.26、0.10和4.56 ng·g-1.相对于国内其他海域,胶州湾沉积物中OCPs偏高,特别是DDTs的含量;而套子湾及四十里湾沉积物中OCPs含量水平较低.对OCPs的分布特征及其来源进行分析得出,研究区域HCHs主要是历史残留,但是个别站位高含量的γ-HCH则表明了存在林丹的点污染源;而DDTs主要来源于工业DDTs,但是在胶州湾青岛港附近的站位o,p’-DDT/p,p’-DDT较高,暗示该区域受到三氯杀螨醇类型DDTs的污染.胶州湾高含量的DDTs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山东近岸海域夏季pH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山东近岸海域2020年7月-8月表层海水pH、温度、盐度、叶绿素a、溶解氧等数据,研究了夏季山东近岸海域表层海水pH的分布特征及受控因素。结果表明：2020年夏季,山东近岸海域表层海水pH范围为7.76～8.62,平均值为8.12±0.11;莱州湾pH最高,渤海湾pH最低,在不同区域环境条件下pH的受控因素存在差异;夏季,渤海湾表层pH受径流引起的水团混合以及微生物对有机质的矿化分解的影响显著;由陆源营养盐输入引起的浮游植物光合作用的增强,是控制夏季莱州湾表层海水pH的主要因素;烟威北部海域pH受黄海冷水团影响明显,由温度、盐度控制的碳酸盐解离平衡过程对pH也产生影响;南黄海近岸海域pH除受黄海冷水团的影响外,部分区域还受浮游植物光合作用等因素的影响。     

黄河三角洲滨海滩涂湿地沉积物重金属空间分布及生态风险评价

为了解黄河三角洲滨海滩涂湿地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污染程度,对黄河三角洲位于渤海湾、黄河口附近、莱州湾等滨海滩涂样地的表层沉积物中4种重金属（Cd、As、Cu、Pb）的含量及其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分析其含量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并采用地累积指数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评价其污染程度及生态风险.结果表明:表层沉积物中Cu、As、Cd、Pb的平均含量分别为14.36、7.92、0.20、16.24 mg/kg.不同样地间除Pb以外,其他3种重金属含量均差异显著,黄河口附近滩涂Cu含量高于非河口滨海滩涂,Cd含量呈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As含量在渤海湾东侧滨海滩涂中较高.相关性分析显示,Cu、As、Pb来源相同或相近,Cd与Cu来源相同或相近,Cd与As来源不同;粒径 < 4 μm的沉积物含量与Cu、Pb、As含量均呈显著正相关,粒径为4~63 μm的沉积物含量与Cu、As含量均呈显著负相关.地累积指数评价表明,研究区Cd为轻度污染,其他重金属无污染;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分析表明,研究区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介于59.21~158.63之间,平均值为107.71,属于低风险,黄河口附近及莱州湾滨海滩涂沉积物中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高于渤海湾滨海滩涂.研究显示,黄河三角洲位于莱州湾及黄河口附近的滨海滩涂湿地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需要重点防控.      

黄渤海区域水产品中全氟烷基物质的分布特征

选取黄渤海区域水产品生产、消费水平较高的23个城市,采集鱼类、海洋贝类、甲壳类、头足类及海珍品（海参、鲍鱼）等5类水产品共1225个样本,采用超快速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了23种全氟烷基物质（PFASs）的含量,并分析了黄渤海区域水产品中PFASs的残留水平及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黄渤海区域水产品中PFASs的残留水平具有明显的组分差异、城市分布及品种分布差异等特征.在23种PFASs组分中,共检出20种PFASs,其中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全氟辛酸（PFOA）的检出率最高,分别为79.1%和71.7%,且PFOA的质量浓度占比最高（64.5%）,为首要污染组分;在不同采样点样本中,莱州湾近岸的潍坊、滨州和东营,渤海湾近岸的沧州以及辽东湾近岸的营口为PFASs总质量浓度（∑PFASs）较高的城市,残留水平范围为10.2~16.8μg/kg;在不同品种样本中,检出PFASs组分的数量由高到低为：鱼类（20种） > 海洋贝类、甲壳类（18种） > 海珍品（16种） > 头足类（10种）,其中海洋贝类、海珍品样本中检出率最高的是PFOA,鱼类、甲壳类样本中检出率最高的是PFOS,而头足类则是全氟辛烷磺酰胺（PFOSA）;通过计算不同水产品中PFASs各组分的平均含量发现,PFOA、PFOS、全氟十一烷酸（PFUdA）和PFOSA在不同品种中平均含量相对较高,且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组分差异性;通过计算危害指数（HR）评价人体暴露于PFASs的健康风险,得到PFASs各组分的危害指数均 < 1,说明黄渤海区域水产品中残留的PFASs对消费者的潜在健康风险较低.     

珠江河口区翡翠贻贝中有机氯农药和多氯联苯含量及分布

对分布于珠江河口区海域的翡翠贻贝有机氯农药和多氯联苯的含量进行测定 ,结果显示 :HCHs为ND— 1.1ng·g-1,DDTs为 9.5— 191ng·g-1,PCBs为 82 .8— 6 15 .1ng·g-1.尖沙嘴码头 (维多利亚港 )贻贝积累的PCBs浓度最高 ,珠江河口桂山岛和外伶仃岛的贻贝积累的DDTs和PCBs浓度较高 ,而荷包岛 (珠江河口西海区 )的贻贝则检出含量较高的HCHs和DDTs .贻贝选择性积累含 5— 6个氯原子数的PCB异构体 .各采样点贻贝积累的PCBs组成分析表明珠江河口区海域存在两个PCBs污染源     

春季渤海湾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研究

本文以2009年5月渤海湾近岸海域采集的大型底栖动物样品和环境资料为基础,分析其群落结构特征,并运用香浓-维纳多样性指数、AZTI海洋生物指数(AZTI's Marine Biotic Index,AMBI)和多元AZTI生物指数(Multivariate-AMBI,M-AMBI)对渤海湾底栖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渤海湾底栖动物群落的物种数、栖息密度、生物量及多样性指数低值区皆集中在河口区、排污口区以及港口附近海域,群落结构比较脆弱,物种明显小型化、低质化.渤海湾受到干扰最严重的区域集中在黄骅港、蓟运河口、北塘排污口以及南、北排水河口区附近海域.盐度、水深等环境因子及围海造陆、污染物排放等人为干扰因素联合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渤海湾大型底栖动物群落.与历史资料相比,渤海湾底栖生物群落发生了较大变化,物种数、生物量和栖息密度急剧下降,河口、排污口区以及港口附近尤为明显;渤海湾环境质量状况可能较优于莱州湾、辽东湾.     

渤海湾大型底栖动物群落优势种长期变化研究

以2008年4月,2009年5月、8月,2011年5月、9月以及2012年9月采集的大型底栖动物资料为基础,结合历史数据,描述渤海湾底栖动物群落优势种的变化规律,探讨变化原因.结果表明,近60年来,渤海湾底栖动物群落优势种多为营埋栖生活的小型双壳类和蟹类,而近几年则以小型双壳类为绝对优势种.其中,干扰耐受种凸壳肌蛤(Musculus senhousei)在渤海湾迅速增值并成为绝对优势种,影响了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稳定性.胶州湾、莱州湾、辽东湾及渤海湾的主要优势种较为相似,变化规律皆为个体较大、生命周期较长的双壳类、虾蟹类逐步被个体更小、生命周期更短的干扰耐受种代替,说明4个海湾的底栖生态环境皆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渤海湾优势种的变化可能与海湾本身的底质状况、人为干扰(如围海造陆工程的实施)、过量的陆源排污以及食物链的变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