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国际航空私法的新发展(下)——关于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航空责任运输立法的评论与分析

作为华沙国际航空运输责任体制一体化和现代化改革成果的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于2003年正式生效和适用,它是国际航空运输责任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运用比较方法分析该公约与华沙体系责任规则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华沙责任规则的新发展,提出国际航空运输责任立法的重心已经从保护航空运输承运人利益转向加强保护航空运输消费者的利益,归责原则的客观化和赔偿责任的无限制已经成为21世纪国际航空私法发展的普遍趋势。     

论国际航空运输侵权责任的发展——以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为视角

在分析《蒙特利尔公约》的产生原因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采用比较和归纳的方法,总结了国际航空运输侵权责任的发展趋势,认为国际航空侵权的归责原则由推定过失责任向严格责任发展,损害赔偿范围不断扩大。目前,中国的航空运输侵权责任立法主要存在归责原则僵化及责任限额过低的缺陷,因此有关立法应修改归责原则和提高责任限额。     

论航空运输的侵权责任

本文分析了航空运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揭示了国内航空运输和国际航空运输的特征 ,并阐述了国内航空运输和国际航空运运输侵权责任所适用的不同赔偿标准。     

论航空运输自由化浪潮对国际航空法的影响和冲击

随着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芝加哥公约体系作为规范和调整当代国际航空运输管理体制的基本法,其中一些基本原则、具体规则和法律理念均受到了自由化浪潮的冲击,需要进行修正和补充,并不断完善和发展,方可推动世界民航运输产业的进步。就我国而言,我们应当正视这一现状,积极主动参加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实践,在遵循芝加哥公约体系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国内立法中逐步增强航空运输自由化的成份,以共享国际航空运输业发展的新成果,促进国内民航业的发展。     

《蒙特利尔公约》下之韩国航空承运人责任制度

国际民航组织1999年通过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蒙特利尔公约》于2003年11月4日生效,它对各国国内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蒙特利尔公约》采用两级责任制度规制航空承运人的责任,即对乘客人身造成伤亡达到10万特别提款权时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超过此限而无任何限制的适用举证倒置的推定责任原则.韩国已与2011年4月29日通过了商法典第6部分之国家航空运输法,该法明确了对乘客以及行李和货物造成损害的责任条款,并采用了《蒙特利尔公约》中的主要责任原则.韩国有关航空承运人责任的国内法将有效解决在运送乘客、行李和货物方面有关承运人责任的争议,并在其规定的抗辩和限制范围内,为受到损害的乘客和托运人提供适当赔偿.     

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承运人归责原则的嬗变

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承运人归责原则在国际航空法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保护幼稚的民航业。1929年《华沙公约》规定过错推定原则,促进了航空运输业的发展。但其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引入严格责任,适应了航空业新的发展要求。这主要是受到社会价值观念转变、航空技术发展、过错责任不足、事故原因复杂多样、保护托运人等因素的影响。文章运用法理学和比较分析的方法系统考察这一发展进程,籍此揭示航空运输承运人归责原则的多样化、特殊化、归责标准客观化、免责事由递减化、托运人利益逐步强化的发展趋势。     

论贯穿国际航空运输法发展过程的矛盾与挑战

致力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规则的华沙公约体系，从诞生之日起经历了种种矛盾与分歧的挑战。贯穿华沙体系发展始终的主要是三大矛盾，即承运人与客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之间的矛盾。这三大矛盾不仅体现在公约的酝酿修改过程中，也体现在公约具体条文所遗留下的妥协痕迹。面对航空战略联盟和新科技的发展，华沙体系又将面临新的挑战与创新。     

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刍论

承运人责任问题是国际航空旅客运输规则的核心问题,其中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制度和归责原则是贯穿该问题的两条主线。为保护幼稚的民航业,1929年《华沙公约》确立了以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为归责原则的民用航空承运人责任制度并规定了较低的赔偿责任限额。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在《华沙公约》的基础上全面提高了赔偿责任限额,引入了全新的严格责任制度、“双梯度责任制度”、建立了限额的定期审查机制,并首次规定了先行付款制度。将两个公约进行研究对比,可以对中国民用航空法相关规定的完善有所启示。     

韩亚航空事故承运人责任的管辖权探讨

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为国际航空运输中承运人责任的确定提供了统一的实体法规则。公约确定了5种管辖权,如何在其中做出选择不仅关系着诉讼能否顺利展开,也可能对最终的诉讼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结合韩亚航空事故的具体情况,对旅客一方可援引的5种《蒙特利尔公约》管辖权进行逐一分析,指出死伤的中国旅客将很难依据公约在美国提起诉讼。     

《北京公约》对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更新

《北京公约》将使用航空器作为武器、运输危险物质等针对民航的非法干扰行为确定为犯罪，补充了三项管辖权，吸收了其他联合国反恐公约中的有益规定，实现了对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更新。同时，在确立新的罪名、融合规范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规定、妥善处理公约关系方面推动了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的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审议并批准了该公约，且即将对中国生效。该公约的获批，对进一步保障航空运输安全和维护旅客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航空旅客运输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比较法探讨

在重视消费者利益、保护人权的大趋势下,精神损害赔偿成为各国适用192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公约》难以回避的理论难题。在大量的司法判例中,美国法院根据精神损害与身体损害的关系,逐步归纳出人身损害赔偿的若干类型,对纯精神损害也有所突破。这些判例被其他国家广泛借鉴,也势必会影响全新的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适用。     

调整国际航空运输合同法律冲突的国际条约及其若干问题研究

1929年在波兰华沙通过《统一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时，参与国大多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今天的情况已发生剧变，当事国已超过百个。因此，应加强对关于旅客伤亡、侵权责任等新的冲突规范的研究，同时也应通过国家间的集体合作，对目前的《华沙公约》与《海牙议定书》加紧进行改革。     

国际航空客运旅客伤亡承运人责任制度及对我国的影响

国际航空客运旅客伤亡承运人责任制度中,公约责任体制包括华沙公约责任体制和蒙特利尔公约,国际航协责任体制主要包括IIA和MIA。整个责任体制向严格责任、无限额责任发展,其中承运人协议在统一承运人责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我国国内法对国际国内航空客运旅客伤亡的承运人责任的规定及修改建议。     

航空产品责任诉讼的实践困惑及其价值探析

国际社会人本化趋向下,以产品责任为诉因的航空争议诉讼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途径,以此为主体的司法活动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特别是在实际操作及适用性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困惑。针对国内外在此领域的研究和司法实践现状,提出产品责任引入国际航空争议诉讼中的法律作用,即在平衡产品制造商、航空公司和消费者三者综合利益的基础上,应以保护人权和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为中心,侧重保护航空运输消费者的利益。     

论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期间

从国际航空公约规定、司法实践看,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期间的主要判断标准是承运人对货物的掌管;在实践中,应考察当事人的约定、承运人对货物的控制等两方面因素,综合判断承运人对货物的掌管状态,进而确定航空货物运输期间。此外,在判断航空运输期间时,应当区分辅助运输与替代运输的概念,以更加妥善地解决当事人间的法律纠纷。我国《民航法》应简化航空运输期间的认定标准,并引入替代运输的规定。     

航空承运人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之检讨与反思——纪念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实施10周年

航空承运人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在国际航空运输责任立法的新时期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对保护航空运输事故受害人权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自2003年生效实施10年来,公约规定的责任保险的范围、投保的主体以及保险额的界定等问题在理解和运用上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实践构成极大羁绊,具有“软法”性质,实则是一个空虚的法律构架,容易造成“统一”的公约出现“非统一”的怪状。2013年正值公约实施1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该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讨,以实现公约适用的统一价值和落实公约义务。鉴此,在修订中国《民用航空法》时,建议补充责任保险的内容,明确保险的范围、最低保险要求和违反保险要求时的制裁措施。     

国际航空货运公约的冲突与协调

航空运输公约统一了航空货运领域的主要法律问题,旨在消除各国航空运输立法之间的冲突。但国际条约不存在统一的立法机构,多元化的立法主体在制定法律规则的过程中难以顾及所有相关公约的存在,因此条约冲突在所难免。国际运输公约之间的冲突表现为不同航空运输公约之间的冲突、航空运输公约与多式联运公约之间的冲突,以及航空运输公约和其他单一运输方式公约之间的冲突。这些以消除冲突为目标的国际立法,由于无力解决规范统一化的问题,所以不仅没有解决此前的规范碎片化的问题,反而使规范更加碎片化。这些冲突具有条约冲突的属性。探索解决这些条约冲突的具体方法,对航空货物运输争议解决的审判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论奥运会与我国国际航空客货运法律制度完善

本文在分析奥运会对我国国际航空运输法律制度挑战的基础上 ,认为必须确立电子凭证的法律效力和提高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 ,我国民用航空运输才能充分利用奥运会营造的国际航空运输大市场发展自己 ,壮大自己。     

航权纳入WTO多边体制的分析研究

在国际航空运输服务领域,WTO虽然首次将航空运输服务纳入了多边贸易体制,但GATS在现阶段并不适用于航空运输市场准入中最核心的要素——航权。本文从民航运输角度详细介绍了航权的表现形式和法律内容,对比分析了国际民航管理机制与WTO航空运输立法的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迄今为止,无论是美欧逐步推动的"放松管制"、"天空开放",还是WTO现有的法律安排,都未对航权交换机制带来实质性冲击。民航业内也认为,GATS是外在地套给国际民航界的东西,而并非从国际航空运输实践中演化发展而来的规则。因此,将航权纳入WTO多边体制还存在诸多理论困难和实践挑战。     

民用航空延误涉及的法律问题探究

有关航空延误问题,至今尚未出现明晰的定义和详细的规则。这种不确定性在实践中给问题的妥善解决带来了困惑和耽搁。国际航空运输中延误问题是一个需要国际合作的重大问题。《华沙公约》走出了第一步,让承运人承担责任,并对其进行规管。在新的世纪里,不断发展的国际航空产业要求为航空延误制定更详细的规则,这一要求从某种程度上也促成《蒙特利尔公约》的顺利通过。文章将主要依据1929年《华沙公约》的有关规定展开具体的讨论,为进一步改善因延误责任而产生的争端的最终解决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