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麦迪逊多元民主理论的分权制衡机制

针对独立战争后美国社会的派系(即利益集团)之争,麦迪逊主张无限分化利益集团和适度制衡政府权力。为此,他设计了代议制和分权制衡的政治机制(即分权制衡机制),鼓励以组织化的利益集团为单位进行政治参与,让它们在高度分化、多元竞争的过程中达到一种平衡与妥协,形成利益均势。然而,"利益集团之恶"却使得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在麦迪逊多元民主的政治现实中继续演绎,形成其多元民主理论的"不平等"困境。     

美国宪政体制稳定的第一基石——麦迪逊的社会利益多元体制论

维护社会稳定是任何统治阶级都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和宪法的价值目标。尽管不同的统治阶级追求社会稳定的目的不同。多年来中外学者对美国宪政稳定的原因持有不同的观点，但多数把“分权制衡”当作第一基石。作者通过历史考察，认为联邦党人尤其是麦迪逊的社会利益多元体制为美国宪政稳定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美国宪政体制的思想脉络及其逻辑困境——主权与分权学说的视角

美国宪政体制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可以归纳为主权学说和分权学说.人民主权说明了宪政产生的原因和目的,而分权学说则是保障和实现人民主权之目的的基本手段.从美国宪政的逻辑起点来看,人民主权思想是合众国宪政设计的基石.从专制到宪政,关键在于国家主权的归属不同.分权制衡原则包含着防止政权向独裁专制蜕变的意义,其设计者首要的和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制约"民选的专制".基于主权学说和分权学说的美国宪政体制,其价值与目的只有具体化为宪法规范并得以长期实施,才能实现持续、稳定的宪政秩序.     

宪政的要素

宪政就是秉依宪法精神之政。军队政治中立化,其作用是拔掉政治野心家的毒牙利齿,确保宪政秩序。政党间的合法竞争,可以使反对党自觉自愿的成为护宪的金刚。如果国家公仆们结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任何外部监督制约都是脆弱的,宪法有随时被废弃的可能,因而分权制衡也是建立真正的持久的宪政所必需的。违宪审查是为防止宪法被悄悄的阉割、虚化。     

分权制衡的中世纪试验——以威尼斯城邦宪政结构为视角

分权制衡机制被学界公认为宪政国家的基本构件之一。威尼斯是中世纪城市共和宪政的代表，其政府由大议事会、元老院、谘议团、总督、执政团、四十人委员会以及十人委员会组成，呈多元块状分立结构。各个机构分别享有不同职权，相互制约与平衡。共和宪政制度使贵族和平民阶层得以共享国家统治权，避免了个人专制的发生，不仅给威尼斯带来了数百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也预示着西方宪政历程由“阶级分立与制衡”向“职权分立与制衡”过渡的基本趋势。     

政党在美国立法中的利益博弈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三权分立"是美国宪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相互分权立与制衡。但是三权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总统和联邦最高法院也享有一定程度的立法权。这种立法权的分配模式为政党之间进行利益博弈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研究了政党在美国宪政模式下的立法博弈途径及其对美国立法的影响。希望能够对我国立法民主化建设有所启示。     

借鉴与移植：美国宪政文化对近代中国立宪的影响

近世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视西方的政治体制为"良法美意",借鉴与移植外国宪政文化成为了一股潮流.传教士的译介、驻外使节与留学生的宣传、清末官员出洋宪政考察让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感知并接受了诸如总统制、联邦制和分权制衡原则等一系列美国宪政体制和思想.美国的宪政体制是近代资产阶级立宪运动的理想模式,其丰富的宪政文化对近代中国的宪政建设产生了示范性效应和深远影响.     

论宪政制度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与作用

美国宪政的基本原则是权力的分立制约与合作主政，表现在外交权力上就是宪法把处理外交事务和军事事务的权力交给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但它只是把一些具体权力分别赋予了国会和总统，却未明确总统与国会的外交权力界限，更没有规定外交事务到底由谁来负责，这就为二者之问的权力斗争埋下了种子。美国宪政制度中的分权制衡和权力中心“漂浮不定”特点，虽对外交政策带来很大的掣肘作用，但却从制度上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宪政保证。     

中国宪政强国主义的行来之路与历史反思

中国宪政制度的设计,经过百年的努力和挫折积累了较丰厚的历史经验,有了相对意义上的进步,宪政所要求的最初步最原则的宪法制度规范基本具备。然而由于中国本土历史上缺少宪政传统、缺乏社会基础没有产生社会分层,导致长时期内宪政被视为国家建设机制的工具而忽视其本源价值,在学理层面与西方法理学强烈冲突。从宪政起步便对分权制衡进行改良,国家公权完全凌驾于公民私权,多次立宪的功利主义倾向,是中国宪政史的症结所在。     

立体的权力制衡机制——美国分权制衡五重奏

美国的分权制衡体现在五个层面上:参议院与众议院的分权制衡、三权分立制衡、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制衡、政党间的分权制衡、公民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分权制衡。这五个层次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从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政治权力制衡机制。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并非完美,我们应以辩证的观点看待。     

国家治理视域下政治稳定风险防控研究

政治稳定风险是影响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对其进行有效防控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政治稳定风险一定程度上源于快速转型过程中利益的分化以及权力、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失衡。治理实践证明,培育科学的风险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优化相关体制设计,完善政治协商机制、资源动员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法治规范机制,凝聚政治共识并实施协同治理,是新常态下应对政治稳定风险进而实现国家平稳转型、有序发展与有效治理的重要举措。     

主题·问题·难题·破题：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在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背景下,人民享有更多的利益表达权是必然趋势,公共政策制定中健全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不仅是现实利益分配的需要,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利益表达机制中,主体、客体、渠道、方式“四位一体”的协调贯通是主题;目前尚存在主体不平衡、客体不作为、渠道不畅通、方式较激进等问题;妥善解决弱势群体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通过四大措施健全和完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表达治理机制是破题之道。     

论利益关系多样化条件下党的纯洁性建设

利益关系多样化是党的纯洁性建设面I临的客观环境,这主要表现为利益获取方式多样化、利益群体多样化、利益表达方式多样化、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和“双重人格”利益群体的出现。利益关系多样化对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冲击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民主机制;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发挥其利益调控功能;发扬基层民主,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巩固全党团结的思想基础;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等。这些都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重要举措。     

利益集团对公司治理结构变迁的影响

在政治域中,人们可以因某些机制的存在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对公司而言,可能会在政治域中影响其治理结构变迁的主要利益集团主要有政府部门与官僚集团、股东利益集团、经营者利益集团、普通职工利益集团、银行利益集团等。从静态角度看,公司治理结构变迁的方向由一个国家中强势利益集团决定;从动态角度看,公司治理结构的变迁乃是各主要利益集团博弈均衡的不断演化。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变迁并不只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演化,它还是一种政治博弈的过程与结果。     

控制权视角下投资者利益保护的研究综述

为探讨如何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免受侵害的问题,通过采用文献分析法等方法,指出国内外关于控制性股东私有收益、控制性股东监督效应和决策权动态配置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存在不足,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管理目标

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本质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平等参与。在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 ,必须正确把握公司治理结构的内涵 ,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 ,并根据环境变化调整财务管理目标。     

协商治理:农村自治转型之路

协商治理是一种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好治理效果的治理方式。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多元化的利益偏好冲突很难整合,农村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搭建利益整合平台是农村治理转型的关键。充分利用协商机制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是影响农村发展的关键。新时代的协商治理呈现治理单元微小化、治理内容细碎化、治理手段灵活化等特点。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协商治理有自身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优化,以促进协商治理在农村生根发芽。     

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研究

环境污染风险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跨时空性、不可测量性及难以修复性特征,导致环境污染国家治理机制和环境污染市场治理机制存在制度性局限,亟须建构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机制。环保社会第三方具有公共性、公益性、专业性、中立性及组织性的特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能够实现利益诉求、利益发展、利益协调及利益保障的制度绩效。针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面临的宏观权力结构性失衡、中观机制整体性失调、微观行为系统性失范等瓶颈,优化我国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的结构性均衡机制、整体性实施机制和系统性规范机制。     

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组织治理：问题、结构与机制

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组织的成员既是所有者和管理者,又是客户。针对此类组织内部不同角色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需结合其组织目标与客观环境的特殊性在组织治理方面做出相应设计。通过建立一个贯穿治理问题、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了仪陇、霍山两种互助资金组织的治理模式。研究表明：以民主协商为准则的组织结构、相对清晰界定的产权结构、灵活方便的抵押担保制度以及对贫困群体赠股等制度设计有效缓解了组织内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但仍存在管理人员激励不足及大户主导等问题。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维探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既是“稳疆固边”“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边疆繁荣”发展的战略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全局性综合治理,尤其要强化社会安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对边疆地区安全隐患意识缺乏警钟长鸣,对边疆地区宗教问题疏于从严治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存有偏差。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底线思维。“习惯法”治理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普惠举措,法治手段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边疆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