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宪权视角下的宪法正当性之评判——评施米特的制宪权学说

制宪权是评判宪法正当性的重要依据。古典自然法学诉诸于人民制宪权而取得宪法正当性的评判。施米特的制宪权学说是运用社会实证主义方法,在批判人民制宪权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价值无涉的政治实体制宪权学说,在制宪权学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施米特认为制宪权是现存政治实体对自身存在形式作出总决断的意志,宪法正当性在于其现实性。其学说关注宪法的现实正当性,拓展了我们对宪法正当性评判的视野和对制宪权认识的深度,但由于忽略价值正当性曾被法西斯利用,值得我们吸取教训。我们认为,制宪权是人民制宪权与政治实体制宪权的辩证统一,宪法的正当性与现实性不能相互割裂。     

论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纪念现行宪法颁布施行二十二周年

在我国,依法治国或法治的要义,在于党领导人民依照法律规定治理和管好国家事务.由于宪法是一国法律中最高的法律,违宪的法律无效;所以,依法治国必须以这些法律本身的合宪性为前提条件,亦即首先必须依宪治国.现行宪法总体上看是好宪法,但也存在一些缺陷,需从多方面加以完善.     

中国近代宪法中营业自由权研究

"营业自由"语词虽是从日语"回归"于汉语,但中国近代宪法中的营业自由权却源于美法等国宪法。"营业自由"语词在中国近代宪法中的表述互有不同,但本质内涵基本相似。营业自由权对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实效。但营业自由权不是绝对的自由权,中国近代宪法对人民的营业自由权之行使加以了限制。为了人民的经济自由和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应重拾营业自由权的价值并将其引入当代中国宪法中。     

从"人大释法"看我国宪法解释的制度化

宪法被奉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和“人民权利的保障书”,但在中国,这主要体现为一种原则规定而非可以运用的法律武器,以至有人质疑:宪法是不是法。中西方宪法及宪政生成、演进历史已经表明:宪法的权威来自宪法的实效,宪政的实现离不开宪法实施的制度建设。所以,构建一个宪法实在化的现实进路便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香港法院的宪法司法解释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解释之间的冲突和互动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机制。     

论私有财产的宪法保障

由于历史原因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私有财产和私营经济有着强烈的排斥歧视倾向。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个人私有财产的数量和内容日益增多 ,对私有财产法律保护的滞后明显阻碍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本次宪法修订案首次将私有财产纳入宪法保护范围 ,使私有财产权从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到宪法权利。本文论述了宪法对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完善的主要表现及其现实意义 ,并对保障该制度实施的配套法律、法规的完善提出了几点建议。     

中国宪法文本规定公民(人民)义务的原因探析

围绕我国宪法文本是否应当规定公民的义务,学术界出现了赞成说和反对说两种对立观点.分析两种对立观点的立论依据,可以揭示出宪法文本中规定公民(人民)义务的另一种原因:即为了防止国家(政府)暴政,在宪法中规定公民义务的目的是避免国家毫无限度地通过立法对人民科处义务.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公民义务的规定背离了近代宪法规定公民(人民)义务的这一初衷,导致这种思路主要是宪法的泛政治化以及将宪法混同于普通法律.     

从宪法修正看社会主义的本质

依法治国,主要应是依宪法治国.宪法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深入扎根社会,干预大众生活.宪法的第四次修改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宪法的第四次修改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财产权和人权的保护,有利于推进廉洁政治的建立,有利于建立公正有效的国家税制,有利于公有财产的保护和积累.     

从宪法修正看社会主义的本质

依法治国 ,主要应是依宪法治国。宪法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 ,深入扎根社会 ,干预大众生活。宪法的第四次修改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宪法的第四次修改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财产权和人权的保护 ,有利于推进廉洁政治的建立 ,有利于建立公正有效的国家税制 ,有利于公有财产的保护和积累。     

有关美国“权利法案”的几个问题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北美殖民地在反抗英国的斗争中日渐走向独立，人民追求保护人权的思想与追求独立的思想同步萌生并得到发展。《独立宣言》为其集中体现，各州及西部地区因而订立了权利法案或法规。1787年联邦制宪会议上制订的联邦宪法却缺少一部权利法案，这主要是由于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的与会者为了功利的目的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此后，由于人民的不懈追求及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促使资产阶级不得不订立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法案。     

试析我国知识分子的宪法地位

一、知识分子宪法地位的初步确立我国知识分子的宪法地位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清朝末年到中华民国有过一些宪法性文件 ,但大都是抄自外国的 ,虽有大量冠冕堂皇的词句和慷慨大方的许诺 ,却是永不兑现的空头支票 ,他们的宪法只不过是装饰门面而已。因此 ,在他们的宪法性文件中处于受压迫受剥削地位的阶级的宪法地位无从谈起 ,知识分子的宪法地位也自然无从谈起。但是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建立新型民主制度而斗争的过程中所制定的一些人民民主的宪法性文件中 ,知识分子的宪法地位开始有了体现。 193 7年《中国共产党…     

行宪之主体：人民及其代表

有宪不行，为民不主则无以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实现现代宪政要求的规范性不能仅仅诉诸于司法的协助，激进的政治实践也无法为宪法实施创造良好的前提。宪法及其实施的有效性，不能忽视人民及其代表的作用，宪法中的人民概念具有着政治性和规范性的合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因而，要实现宪法的真正实施，就要从人民主权入手，把握人民概念在宪法中的基本内涵及其在宪法实施中的作用，理解了宪法中的人民，才能树立起人民中的宪法，进而通过人民及其代表的形式来保证宪法的真正实施。     

论公债的宪法基础

公债的发行涉及国家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并且由于公债发行产生一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具备宪法关系的形式特征,所以有必要从宪法的角度对公债进行研究.公债发行的宪法依据是我国<宪法>第14条第三款.由于公债发行会对法律保留原则、民主原则、平等原则构成破坏,所以有必要设定公债的宪法界限.公债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公债属于一种公法之债,有关公债的争议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人民制宪权的行使与政局的稳定:对泰国政变频发的法学思考

对泰国16部宪法的研究表明:泰国之所以政变频繁发生,宪法频繁更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宪法是在宪法制定权主体缺位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缺少程序的正当性和内容的正当性,得不到人民的认同和拥护。1992年制宪权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权利的行使则不仅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军人再次政变的冲动,使泰国迎来了历史上最长的一段民主政治时期,而且催生了相对稳定的1997年“人民宪法”。     

两种宪法概念

宪法和法律在根本属性上的区别决定了在宪法学研究中不能简单地复制部门法研究中的实证分析方法。尤其是早期现代的背景下，宪法学研究必然不能只把目光盯在实定的宪法条文上。以学科的“科学性”相标榜，进而把宪法学研究限定为一种解释学或教义学，乃是缺乏勇气的表现。现代国家首先是一种民治政体，现代宪法首先是人民的宪法，而不是专家的宪法。近年来国内围绕宪法学研究的争议，本质上是由于对“何谓宪法”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歧所致。在广义的宪法概念看来，宪法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力量，远远超出规范分析意义上狭义的宪法法。在现代共和国家，人民借助宪法同时实现控权和赋权，建立宪制。     

欧盟宪法的政治起源--宪法转型战略途径的分析

2005年1月12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以500票支持、137票反对和40票弃权的结果批准了欧盟宪法条约.但欧盟宪法条约还要获得所有欧盟成员国的批准才正式生效,而这一过程仍存在诸多变数.本文并不打算分析欧盟宪法通过的具体过程,而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透视该宪法条约通过背后的真正动因上.为理解欧盟宪法化进程背后的偶然性机制,本文评估了主要的宪法转型理论的贡献.文章中心不在于欧盟宪法的特别细节,而在于提供一个思考宪法化政治起源的知识框架.笔者认为,当前的欧盟宪法化进程既非政客奉献于增进欧洲的事业与团结所致,也非成员国对民主、权力分享、社会正义或普遍人权等进步议程的承诺所使.换言之,欧盟宪法化改革背后的主要动力,是霸权但面临威胁的政治权力拥有者与官僚精英、经济精英和司法精英一起分享一致的利益.     

“五四宪法”的回顾与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这使得"五四宪法"的制定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有了可能。"五四宪法"以人民民主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二者为纲,兼收并蓄古今中外的相关制宪经验,是一部新型的社会主义宪法。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五四宪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五四宪法"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具体说来,这种局限性表现为立宪目标的政治意图过于明显,从而影响了宪法的稳定性。     

法国宪法学说对中国宪法的影响——以人民主权和分权学说为中心

法国的宪法学说对于世界近现代宪法的发展影响重大而深远,但限于篇幅,本文选择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和盂德斯鸠的权力分立理论这两个最富有原创性和基础意义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理论来进行分析.     

人民政协功能定位的缺失与完善

人民政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宪法>、中共中央规范性文件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等均对人民政协的性质作了明确规定,但对于更能体现人民政协政治特征的功能规范却未作出相应规定.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及其保障,人民政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受到很大限制.为了保障合理有效地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结合中国实际,首先从理论上探讨、规范人民政协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进而在制度上以中共中央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国家<宪法>的形式作出明确规定.     

从"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反思我国紧急权的行使

一、我国宪法上的紧急状态条款 在2004年<宪法>修改之前,我国宪法上并无紧急状态的字样,但相关的制度是存在的.以1982年<宪法>为例,该法第66条第18、19、20项分别规定了战争状态、动员和戒严,其中动员就是战备状态或紧张状态,戒严主要针对内乱.由此可见,紧急状态的四种典型类型中,除灾害状态外,战争状态(国防状态)、紧张状态、内乱状态其实在我国宪法上都有体现.2004年<宪法>修改以后,戒严在宪法上虽不存在,但仍然有<戒严法>的调整.①如表1所示.     

中国宪法语境中的舆论监督含义探讨

在中国宪法语境中,舆论监督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人民主权,一方面是公民权利.但是由于人民主权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张力,舆论监督的规范性含义一直存在局限.本文认为,应当引入哈贝马斯的话语商谈理论,把人民主权与公民权利辩证地统一起来,重构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基础,这样才能成功地在中国宪法语境中建构舆论监督的规范性含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舆论监督的运作机制是强调公众与国家对话、沟通的“协商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