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空间尺度效应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对城市规划设计和土地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研究尺度的选择是其必不可少的部分。本文基于景观生态学方法,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域,选取聚集分散指数、斑块类型指数、形状指数三种类型指数对土地利用景观格局进行分析,同时引入层次分析法,研究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空间尺度效应及其响应特征,结果表明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尺度效应,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景观破碎程度增大,景观分布越来越分散,景观异质性减小,斑块之间连接度越来越弱。在此基础上,建立最佳尺度选择模型,并基于分型理论对最佳尺度的合理性进行验证,最终得出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的最佳空间尺度为60 m。     

文化产业成长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影响——以西安市核心区为例

基于扩展强度指数、等扇分析法、核密度分析及空间句法等方法,运用1998年、2008年、2018年3个时期的文化产业企业地理数据、夜间灯光数据及城市道路网轴线模型分析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空间成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特征,探究二者空间关系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沿"东北-西南"走向扩展,其空间集聚格局逐...     

社区尺度下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识别与尺度效应——以北京市为例

以北京市为案例区,以土地利用与人口分布的同一性为基础,通过建立基于空间配置法的流动人口聚居区识别方法,实现了社区尺度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识别。在此基础上,对比街道尺度和社区尺度流动人口聚居区的识别结果,判断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尺度效应,探析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尺度效应的形成原因,明确选择社区尺度作为识别空间单元的必要性。研究发现：基于空间配置法的社区尺度流动人口聚居区识别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度,能够有效识别案例区约90%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流动人口聚居区具有显著的空间尺度效应,主要原因包括：较大空间尺度容易忽略区域内部社会空间差异、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和高速城市化进程。研究结论将为流动人口聚居区系统化、精细化研究提供技术支撑和方法借鉴,为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流动人口聚居区顶层制度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城市功能格局的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研究

针对以往文化产业区位特征研究中缺乏与城市功能格局有机联系的问题,以中国西部重要的文化产业集聚中心西安市为案例,采用土地利用区位商、标准差椭圆、热点分析和叠加分析等方法,分析其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与城市功能格局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2016年西安市的文化产业布局具有较强的“空间+功能”依附性特征,其空间集聚以城市发展主轴为方向线,集中在以一类工业和科教功能为主、开发较为成熟的城市综合功能区。传统商贸业、物流业等要素集散枢纽对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影响较为显著。面向生活服务的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相对均衡,而面向生产服务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则表现出较强的产业关联导向和环境氛围导向特征。     

住房价格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多尺度效应——以福州中心城区为例

基于2021年福州中心城区3 386个商品房住宅小区住房价格等数据,运用空间统计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住房价格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作用尺度。结果表明：1）福州中心城区住房价格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为倒“U”型曲线,东西向对称,南北向差异较大。空间格局呈“一主两副”的多中心模式,住房价格高的小区呈现“倾闽江、倾重点学区、倾商场、倾医院和倾生态资源”的特征。2）住房价格因素对空间异质性的影响明显,拥有专属带宽,楼龄、商场、小学等级是作用尺度趋近街道的局部因素,容积率、医院是作用尺度趋近区级行政区的局部因素,地铁站、长途汽车站、大学是作用尺度趋近福州中心城区的全局因素。3）住房价格显著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小学等级、楼龄、长途汽车站、商场、容积率、大学、医院及地铁站。其中,小学等级、长途汽车站、容积率、医院与住房价格呈正相关,楼龄、商场、大学、地铁站与住房价格呈负相关。     

基于POI数据的西安市快递自提点空间格局及空间关系研究——以菜鸟驿站为例

基于西安市菜鸟驿站和中国邮政速递的POI（point of interest,兴趣点）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文本词频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解析菜鸟驿站的依托组织形式与服务对象类型,空间分布特征与区位选择特征,及其与中国邮政速递的空间竞合关系。研究发现：① 增菜鸟驿站依托类型以商品销售型为主,社会服务型和个体店铺型次之;其服务对象以社区为主,商业街区、大学城次之;② 菜鸟驿站空间上呈现“中心城区多,周边区县少”的“内密外疏”格局,并沿东北-西南走向分布;③ 区位选择特征,大尺度表现为以钟楼为中心,随距离增加,驿站数量呈现出低-高-低的分布规律;小尺度则在与服务对象出入口距离区间[100,300]内存在二维正态分布;④ 菜鸟驿站与目标对象直线可达距离平均位于200 m范围以内,且街区活力点与其服务对象主体相适应;⑤ 邮政站点与菜鸟驿站均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区县扩张式发展,前者分布范围更广,二者在地理邻近竞争二者中趋于协同发展。     

居住空间分异对公园绿地空间格局的作用效应——以苏州市为例

居住空间的扩张与重构对公园绿地格局的影响作用规律,是优良人居环境构建的基础。基于多源数据,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以苏州为案例地探究居住空间分异对公园绿地空间格局的作用效应,重点揭示其尺度差异规律。结果表明：(1)两者均存在显著空间分异,且居住空间分异对公园绿地空间格局具有显著作用效应;(2)居住空间分异变量中,中心区位、商业设施、公交站点、住宅户数、出售房价等对公园绿地格局总体呈正向促进作用,居住用地面积、外部交通、医疗设施等总体呈负向抑制作用;(3)小微尺度公园绿地对住房属性敏感,中等尺度公园绿地受居住空间的周边配套、区位交通、社会经济属性影响较大,大尺度公园绿地则与居住空间的区位交通条件关联较强。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空间尺度效应研究

城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对城市规划设计和土地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研究尺度的选择是其必不可少的部分。本文基于景观生态学方法,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域,选取聚集分散指数、斑块类型指数、形状指数三种类型指数对土地利用景观格局进行分析,同时引入层次分析法,研究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空间尺度效应及其响应特征,结果表明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尺度效应,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景观破碎程度增大,景观分布越来越分散,景观异质性减小,斑块之间连接度越来越弱。在此基础上,建立最佳尺度选择模型,并基于分型理论对最佳尺度的合理性进行验证,最终得出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的最佳空间尺度为60 m。     

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特征

研究文化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有利于了解本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对引导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以西安市文化产业为例,通过空间点模式分析,利用L函数得出西安市十个区域文化产业的集中指数,结合西安市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将研究区域分为:核心区、潜力发展区和分散区。通过地理集中度分析和核密度图,得出结论:①现阶段西安市文化产业的空间分布整体上是南密北疏的格局,并呈现以内城为中心的集中态势,集中模式以自下而上型为主,各区域的集中呈现不平衡状态;②影响各区域产业分布的因素包括:资源禀赋,区域职能,相关及支持性机构,政府政策;③产业空间分布的研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④西安市文化产业分布具有动态变化性特征。     

近40年气候变化及其空间分异的多尺度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利用小波变换对内蒙古27个气象台站40年(1956~1995)的年平均气温和降水数据进行多尺度分析,结果表明,1956~1958是40年中最冷的年份,20世纪60年代初和90年代初是两个主要的气温升高和降水增加时期。在大时间尺度上,气温和降水基本处于相对高值,气温有逐渐增加趋势,部分气象台站的降水有减少趋势;中小尺度上气温和降水变化具有更多的表现形式,体现在气温冷暖变化和降水多少变化的频率和强度上。内蒙古气温变化的空间分布格局具有明显的沿纬度分布的特征,降水变化基本上体现了一种沿经度分布的空间格局。对内蒙古3~5月气候干湿状况研究表明,20世纪5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两个相对湿润时期,1994年后气候最为干燥,大时间尺度存在非常明显的气候由湿润到干燥的变化趋势;中小尺度上干湿状况变化较频繁。     

铁路网规模测算方法体系与实证分析

通过对路网规模多种测算方法的比较,系统地建立了用于测算铁路网规模的方法体系;经比较分析,发现地理空间特征和经济社会指标是影响路网规模的基本因素。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测算方法的适应性,选择连通度模型对中国铁路基础路网规模进行测算,引入空间运输绝对联系强度和首位联系度对快速路网规模进行测算,并结合GIS技术测定最终的铁路网规模。研究结果表明,为实现铁路服务的普适化,并解决主要运输通道运力紧张的困境,中国未来铁路网的合理规模应达到15万公里,较目前铁路网规模增长近1倍。     

西安旅游区旅游流空间结构研究

把握旅游流运动规律有利于区域旅游产品开发方向的确定和线路合理组织。该文运用行为地理学相关概念和理论,采用实证分析和数理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对西安旅游区入境旅游流流动规律和空间结构进行了刻画和测度。结果显示,研究区内旅游流空间结构较不均衡,基尼系数高达0．38,游客对东线旅游产品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整体偏好。对这种状况形成的机理和应对策略进行阐释与描述。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与可达模式研究

文化娱乐业日益成为居民现代生活方式的空间载体和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论文以西安市主城7区63个街道作为研究单元,采用核密度分析、Ripley's L(d)函数等方法探测西安市文化娱乐空间的形态特征、集聚水平和等级结构,并利用高德地图API路径规划功能,基于步行、小汽车、公共交通3种出行方式构建不同等级文化娱乐业可达“时空圈”,从而揭示基于可达性的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模式图谱。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西安市文化娱乐业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块状集聚—轴向延伸—等级圈层”的空间分布格局。主城区业态空间的密度热点主要位于钟楼中心区、曲江—小寨区2大集聚组团。咖啡厅茶馆、电影院剧院、歌舞厅酒吧的核心区域位于中心城区的传统商圈;网吧、公园游乐园和健身中心则于城市二至三环之间呈跳跃式镶嵌。②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等级结构形成了以一级核心为主的多核心发育结构,各等级核心邻近交通网络的布局特征显著。③ 文化娱乐核心的交通可达圈在不同出行方式的约束下沿交通走廊向外延伸,呈现不同方向的“点—轴”扩展趋势,产生了不同层次的规模效应和圈层结构。④ 各文化娱乐业态类型的空间可达模式主要表现为“轴向对称”型、“轮毂对称”型和“叠合依附”型。与此同时,城东北和城西南地区的文化娱乐配置已经严重滞后于城市空间扩张和人口郊区化进程。     

民族文化资源的类型特征及成因分析——以格萨尔（果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

由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斯）尔》史诗派生出的格萨尔文化是青藏高原地区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态。文化资源是文化的载体和展示形式,具有价值性和不可替代性。研究格萨尔文化资源的分类、空间分布及成因对于探讨青藏高原地区人地关系,保护人类非物质遗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果洛藏族自治州是格萨尔文化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并于2014年被授予格萨尔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本文首先对格萨尔文化资源进行界定和分类,并以果洛为例,探讨格萨尔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与自然地理条件（高程、水源、坡度、坡向、可达性）的关系,并分析影响文化资源分布的原因,得出以下结论：① 格萨尔文化资源可以分为4大类,11个亚类和60个子类,果洛的格萨尔文化资源覆盖全部类型,共1189个;② 果洛格萨尔文化资源空间分布具有聚集性,其中A类文化人（团体）类集聚程度最高,并通过最近邻分析和密度分析对各类文化资源的集聚空间进行识别;③ 格萨尔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多位于海拔相对较低、距水源地较近的位置,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源分布对坡度、坡向和可达性的关系不同。     

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差异及空间结构构建

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差异分析及空间结构构建有助于提升区域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对引导区域旅游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陕西省10个地级市2001-2012年旅游文化产业相关数据为样本,选取26个指标构建旅游文化产业实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2001-2012年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01- 2012年,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实力总体上升趋势明显,绝对差异呈现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变化不显著;空间分析表明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实力存在较大空间差异,西安占据首位;总体呈现东北-西南向空间分布格局,实力中心向东北发生偏移;泰尔指数分析表明陕北、关中和陕南三大地带差异呈现不同特点,但总差异有缩小趋势。在此基础上结合聚类分析探讨陕西省旅游文化产业空间结构演化特征,构建了“西安为发展极核;咸阳和渭南为次级核心城市;其余七个城市为节点;渭南-宝鸡、西安-延安为一级发展轴线,西安-汉中、延安-榆林为二级发展轴线,西安-商洛、西安-安康为三级发展轴线;陕北红色旅游文化产业区、关中历史旅游文化产业区和陕南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区”的“一核两心多节点三轴三区”旅游文化产业空间结构。     

基于分形维数测算的西安古城道路网研究

基于人类尺度营建的古城道路网经过历史演化具有分形结构.在汽车成为道路设计导向的背景下,立足于分形连接的古城道路网应回归人性化出行的视角,应用Hausdorff维数简化分析法,长度--半径维数分析法及分枝数目--半径维数分析法,对1735年,1893年,1949年及2014年四个时期西安古城道路网进行了分形维数的测算,揭示了道路网分形演化趋势和不同时期的分形特征,探讨了演化原因并确定了分形演化过程中的三个阶段(不断向更高层次演化阶段;演化到较高等级,但外部因素对道路网产生逆向扰动;处于较高层级,但交通方式变革使基于人类尺度的道路网在结构和功能上发生局部蜕变),指出目前西安古城道路网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局部蜕化趋势不容忽视,并针对问题提出应推崇适宜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的模式典范,对古城道路网保护乃至整个古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The scale effects of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easurement: aggregation level and spatial resolution

The scale effects of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SA) measurement has been explored for decades. However, the effects of the data aggregation levels and spatial resolution on the SA measurement are often confused. Whether the two types of scale effects are the same is still unclear and requir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We retrieved the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LST) from Landsat 8 images in 30 capital cities of China. By aggregating the LST images, we observed a decrease in the SA of the LST as the data aggregation level increased; this relationship can be fitted well with a negative logarithmic function. We derived an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scale effects intensity of SA, which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patial complexity of LST. Both aggregating images and the increasing spatial resolution induce weaker SA, but the effect of the former was stronger. The aggregating images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SA degree regardless of the spatial resolutions of the original images. The SA degrees of the aggregated images were far below those of the real-life image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scale effects caused by aggregation levels and spatial resolutions are different, and cautions should be taken when applying relevant conclusions derived from aggregating images.     

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7—2017年文化艺术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京津冀县域尺度的文化艺术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变,并运用岭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对其影响因素效应及空间分异性进行探索,最后讨论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空间集聚范围不断扩大,河北与京津的断崖式差距正在逐步缩减,“两核一轴带”格局逐渐形成;② 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全局依赖性有所减弱但局部依赖性逐渐增强;H-H型集聚主要在京津分布蔓延,京津之间的廊坊市显现出L-H型集聚;L-L型集聚主要位于河北各地市的边缘地带,个别区县呈现H-L型孤岛集聚形态;③ 市场需求、关联产业及人才技术是影响当前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文化资源影响稳定而政策环境效应空间分异性大,未来应结合地区发展空间关联性和影响因素空间分异性针对性地实现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