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共产风”现象的历史解读

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一平二调三收款”为主要内容的“共产风”危害甚大。它的产生根源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大同”、“小康”、“均等”等思想,对其产生、发展并发生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是一场空想式社会主义运动。     

大跃进时期的“赶超”思潮

“大跃进”运动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所经历的一场带有全局性失误的经济建设运动。当时,“赶超”思潮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头,逐渐由理性走向非理性,进而偏离常规的轨道。实践中,“赶超”之风愈演愈烈,最终走向极端。这场运动影响深远,教训深刻,时刻提醒人们不能重蹈覆辙,为我国在经济建设上提供了前车之鉴。尤其是对当前经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大跃进”时期江苏省的梯级河网化运动

20世纪50年代末期,江苏省在水利建设方面开展了一场所谓梯级河网化运动。这场运动贯彻了大跃进运动的左倾方针,成为高指标风、浮夸风和共产风肆虐的主要领域之一。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这场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使全省农民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也兴建了一批水利工程。这场运动留下来的经验和教训,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以生产为中心:“大跃进”时期的社会福利事业研究

在当代史研究中,研究者多"从其自身所处时代的各项发展的角度检视过去"的情况比较普遍。例如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今天往往将"大跃进"囿于"浮夸风"、"小土群",乃至"吃饭不要钱"等"形象化概念"之中,宛如盲人摸象。其实,那只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面相。若以社会福利为例,回到历史现场,可以看出,原本积极发展的社会福利事业,虽然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偏离了正确轨道,但基层社会福利事业在福利生产建设、传播社会福利内容与思想等方面的实践与探索却不能简单否定。     

“大跃进”失误的决策目标分析

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运动,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一次重大决策失误。超英赶美作为决策的总目标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错误地选择了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     

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和“大跃进”运动的发起与持续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大跃进”运动发起、持续和当时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其食堂兴衰之历史考察

农村公共食堂是我国20世纪50、60年代在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伴随着"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而骤然兴起的"新生事物",是建国后极"左"路线的产物.它从1958年夏的普遍"大办"到1961年夏的基本解散,历时三个春秋,演绎了由盛到衰的短命历程.     

“后大跃进”运动探微

“后大跃进”运动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以高速度、高指标为特征的又一轮推进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运动;“后大跃进”运动主要表现为经济建设“洋冒进”、高等教育大跃进、交通建设大跃进等;“后大跃进”运动带来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它的长期盛行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防范它再度重演.     

煞住教育“大跃进”之风

这次论坛以“当代高等教育与当代学术发展”为主题，我以为很好，很有意义。 这种意义首先体现在现实性上。与以往的某些论坛不同，这次论坛讨论的问题现实性很强，论题中的两个“当代”就很好地说明了它的现实意义。我们的论坛不是纸上谈兵，大放空炮，而是联系当今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来作比较集中的、深入的研讨。     

国内“城市化”迈向“大跃进”

世界的平均城市化水平约为47％，发达国家和地区约为75％，发展中国家在38％左右，最不发达国家大约为22％，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是31％——中国要不要比学赶超?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在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出现了偏差.这些偏差主要体现为:主观能动性被张扬为唯意志论；“两点论”和“重点论”被诠释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相对平衡论被理解为积极平衡论；片面强调不断革命论,忽视革命发展阶段论.     

论大跃进时期浮夸风产生的社会环境

浮夸风是大跃进时期一种恶劣的社会现象,共产生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大跃进前夕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存在的“左”的因素,酝酿了浮夸风出现的可能性。     

合法性视野下的“大跃进”运动

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利益关系中,对社会各阶级或阶层利益的满足是执政合法性现实的物质基础.建国以后,执政合法性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建国前后,毛泽东对这一问题已有初步的探索,而1956年、1957年发生的暗流以及国民经济的下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威胁着党的执政合法性.在这种背景下,只有通过经济快速增长改变我国落后的局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人民群众才会认同和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大跃进"运动成为了当时必然的、看起来是合理的选择.     

“大跃进”与“洋冒进”之比较

人们往往把“洋冒进”和“大跃进”作为比对参照物联系起来,因为它们同样都是出自于不顾客观条件的“左”倾指导思想,都过分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但比较一般都是停留在表征层面,即把“大跃进”中“小土群”的“土”与“洋冒进”引进国外设备和外债的“洋”进行比较,而没有对二者进行多角度、深层次地分析和比对。其实,“洋冒进”和“大跃进”在社会经济环境、社会心理、造成的后果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异同点。     

“五四”时期张闻天关于“变革社会”的思考

“五四”时期,张闻天已经开始思考中国社会之根本变革问题。在“五四”的战斗篇章中,他表达了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深刻思考：一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铲除士大夫阶级”;二是建设民主共和政治,“以国利民福为归”;三是依靠“劳农界人”,以农村为根基“起革命”。这些精辟独到的见解,不仅在当时具有前瞻性和世界眼光,对百年后当前的中国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论大跃进"浮夸风"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点

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有不自觉浮夸和自觉浮夸两种表现形式。不自觉浮夸是说大话,自觉浮夸是说假话。一般来说,自觉浮夸是不自觉浮夸的产物,它反过来又会导致新的不自觉浮夸的产生,而形成恶性循环。大跃进“浮夸风”具有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浮夸程度惊人、牵涉人员多、危害大等特点。     

"大跃进"时期的成人高等教育及其教训

"大跃进"时期,党中央关于"15年普及高等教育"、"三结合、六并举"等一系列教育思想,一方面促进了成人高等教育事业数量规模方面的"大跃进",另一方面,也使刚刚形成的成人高等教育制度受到极大中击,导致成人高等教育的质量严重下降.它告诫我们现代教育既不是纯政治的活动,也不是纯经济的活动,而是一定社会培养人的活动.教育稳步快速发展并为社会全面发展提供良好服务的前提是合理的"规范化"制度运作.当前,我们引进市场机制以高速发展教育事业时,必须首先兼顾新时代社会和教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做好教育科学规划和教育法制建设工作.     

地方自治与分权制衡：“仇和现象”实质解读

对"仇和现象"解读,既不能仅着眼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或者是法律与政策关系考察,也不能只从法律实证主义立场分析,根据实在法判定它属于违法施政现象,而应从地方自治、分权制衡的视角来解读"仇和现象"的实质。仇和的主要施政举措在实质上是正当、合法的,具有变法改革的意义。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在集权与分权的技术政策选择、国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整合上作出了一番探索性改革。这种改革有助于体制思想的解放,对今天的体制改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琼崖革命时期“红五月”运动的历史考察

琼崖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最南端的一块红色根据地。在琼崖革命时期,琼崖共产党人积极利用红五月来完成革命任务。从初起时期的利用纪念日进行革命宣传教育,发展到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利用红五月来发动军事攻势,解决不同任务,并在解放战争时期通过红五月运动动员民众,极大促进了海南岛的解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