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上之正统论与明清历史小说

史学上之正统论对明清历史小说的创作影响深远。正统论既影响了明清历史小说的整体架构,也影响了具体作品的思想倾向。具体而言,史家所推崇的汉族正统王朝——汉唐宋明成为历史小说创作的重点,严华夷之分观念导致了清中叶以前少数民族王朝史小说的缺失。当然,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正统论也具有其独特性,它较之史学观念更具有天命与道德色彩。     

正统论与中国的国家认同

正统论虽被今人看作“纯属荒诞”,但在古代却是渊源深厚又生气勃勃。它作为解释中国人历史活动的史学观念,能完整地包容分裂和统一时期两面的史实,既照顾到互不统属的各分治政权的历史活动,又将它们纳入一个终究是属于一体的“天下“之中。它是唯一能处理这种复杂历史现象的史学叙述和国家认同的观念框架。国别史的视野以政权/国家为唯一的叙述对象,这种视野驾驭不了中国史统一与分裂共存的复杂性。悠久的大一统观念是支撑古代国家由分裂重归统一的“人心之公”。但古代时期中国的国家认同也存在二重性的现象,既有占主流地位的大一统价值认同,又有地域性的价值认同。这种复杂性的存在说明完成现代的国家认同尚是任重道远。     

黄宗羲与吴澄——以道统论为中心的考察

黄宗羲批判吴澄生宋仕元,并由此否定其自封为道统继承人。不过,黄宗羲对道统传承模式的认识,明显受到吴澄的影响,但其改动了吴澄道统图中的人物谱系,特别是宋明时期,增加了陆九渊、王阳明与刘蕺山,其本人也以“贞下之元”的道统继承人自期并自许。     

正统论的演变及其价值述论

历来众多史家讨论正统论渊源时，往往着眼于“大一统”、“天命论”两大理论源头，而没有看到正统之论实肇始于中国几千年来基于血缘关系而所形成的宗法礼制，由这种制度而逐渐派生出的一种观念，即“正统论”。其次，对于这一敏感话题历来史家从各自所处的时代及立场出发，自立标准，曲为己辨，似乎致使正统标准陷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分散状态。然而，在历代正统争论问题上，虽存在着抑扬由己，褒贬任情的情况，但若从宏观上考察，仍然存在着大家普遍接受和采用的三个论定标准：“礼仁文化正统，中原地理一统及五德终始说。”再者，由于历代史家对正统问题争论不休，讨论时皆持私己之偏辞，非能有大公之通论。故而致使史家屈从于既成的历史事实，以历史的结果作为价值的依归，必然会形成“存在就是合理”、“胜者王候败者贼”的理论偏颇，史学沦落为只会随风飘摆，为强权势力涂脂抹粉的蜱女，故而有的史家主张“去统”。反对者认为正统观作为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已根植于史家的历史思维之中，绝非不足论之事，井将“去统者”斥为“殊为无识”。     

王祎的正统论与《大事记续编》

王祎是明初重要的史学家，曾在修正欧阳修正统学说的基础上，批评正统问题论述的“妄”与“偏”等弊端，提出所谓“四绝四续”的正统论，并将这一理论贯彻于他的史学代表作《大事记续编》的具体叙述中，对历史做出自己的理论诠释。尽管仍存在对历史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的矛盾，但是王祎的正统论，还是对明初的史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元代理学影响下的正统论

正统观念是中国传统历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权合法性、古代夷夏之辨等问题的解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急欲寻求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同时元朝也需要为招揽汉族士人入仕排除障碍。夹杂着理学思想的正统观念在这一时期展现出新特色,融入了天理、文化理念,既维护了元朝政权合法性,客观上也保护了中原文化,促进了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     

习凿齿与王夫之的三国正统论比较

正统论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和史学史中频繁遇到的问题，许多史学家在撰述历史时都要花费笔墨去论证王朝来源的合法性、合理性。习凿齿和王夫之在分析三国及以后的历史时，处于不同的时代，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撰写专文讨论正统论，在历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分析二人正统论的异同，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古代正统论的核心问题、主要观点及其流变有一定的意义。     

读饶宗颐先生《国史上之正统论》

《国史上之正统论》是一部史学力著,首次全面梳理和论述了“正统”这一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观念。但问题复杂,所涉史料又太多、太艰深,所以研究该书的论文不多。本文主要内容,一是饶著与钱钟书相关论述的比较研究,二是史料增补,共提供历代六十多位学者的九十多篇文章的题目。     

汤显祖的史学观与史学实践

汤显祖使用现在史的思考方式观照历史,他立足现在,用现在的眼光审视历史、评判是非,并引史为鉴,以古明今。他评论历史,特别着眼于历史发展的趋势。他评价历史人物有其合理性也有局限性,他充分肯定王安石的变法。汤显祖用乡里文献资料进行宋史研究,他的治《宋史》观影响了黄宗羲。     

黄宗羲与图书编撰

黄宗羲的图书编撰思想十分丰富,在图书编撰史和图书编撰理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他在图书编撰方法上总结出经验"条其大者","操其大要";不主门户之见;取材应该多途径并进行考订求实.     

朱熹的赋税思想与“黄宗羲定律”

朱熹的赋税思想,和他在从政实践中激烈反对各种苛捐杂税的坚定态度,以及他为杜绝产生新的“杂派”的可能所作出的努力,实际上已经成为催生“黄宗羲定律”脱颖而出的思想萌芽。该定律是历史上进步的思想家们共同努力的思想结晶。     

“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

“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史学观揭示了国家、官僚与民众三者之间利益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社会财富的过度侵占是经济凋敝、国家动荡甚至是政府倒闭的直接诱因。这一点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与警示意义，特别是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瓶颈期，社会矛盾突显，故而更应吸取历史教训。     

黄宗羲与清初学术

在清初学术发展中,黄宗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以往学界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对其思想家身份的研究,而对于其复兴经学、修正王学的学术思想则关注不够,故学问家的黄宗羲面目稍显薄弱。黄宗羲不仅是深刻的思想家,也是扎实的学问家,其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主张复兴经学,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修正王学,建立基于气本论的人性论;开启清代浙东史学学风,创设学术史著述体例。     

荀学与儒家的学统和道统

由于受传统和历史的影响，学术界对荀学的性质和定位，仍然存在着问题。无论是从儒家学统上还是在道统上，荀学都是孔子儒学的承继者和光大者，是毫不动摇地维护和弘扬儒家学术知识统一理想及人格和社会政治理想的重镇。     

道统与政统——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探本

曾国藩留存的诸多文字言论,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探本溯源,曾国藩仕宦生涯中矢志不渝所诚挚信奉、躬身践行、聚力维护的,就是儒家的道统与清廷的政统。围绕着道统与政统这个核心,曾国藩在为官治军实践中极力倡行礼治德政、经世致用和人才兴政的政治伦理主张,试图通过自己的体悟开化,为道统与政统的延续寻求某种定力或门径。     

“气本论”下的“圣王之治”——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哲学探究

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一直以来就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他对君主专制的反思与抨击,让后世不少学者因此而认定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属于西方式的民主思想。这遭到了另一些持“民本论”观点的学者质疑。“本”“主”之争由此贯穿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始终。这样的争论之所以难有结果,关键在于学者们把关注的重点仅仅放在其政治思想上,而没有去挖掘其思想背后的哲学根源。     

“通天地人者曰儒”-黄宗羲与科学关系之系统观考察

精神的"人"———特别是大家的思想、素质与学问等也可以看做是一个系统,科学精神、造诣和修养等则可能是其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要素。文章通过"明清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与科学关系及其影响的系统观考察,揭示了科学在人的塑造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汉扬雄"通天地人者曰儒"可谓是千古不易之论。     

黄宗羲“求真至性”说及其险俗诗歌创作

黄宗羲的“至情产生至文”文论观与其“视道合离”原则是相契合的,他主张“无情何以见性”的性情合一论,主理重情,以情佐理,以此提升文章的审美价值与艺术感染力,黄宗羲强调修史、治心、学养的目的都是为了创作出自然流畅的诗文,表露真情而达到至高境界.基于此,其行文风格奇谲怪异,却与“文以载道”的理念并不矛盾.     

政府机构改革：突破“黄宗羲定律”怪圈的有效实践

“黄宗羲定律”怪圈是一道历史难题,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也面临这一道难题。要突破怪圈,切实精简机构人员,必须更新行政管理理念,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施改革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