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零售业态空间分异特征与机制

零售业业态空间分异识别对优化城市资源配置至关重要,基于高精度大样本数据的零售业态空间分布识别较传统研究更精确便捷。以广州市2014年47 026个零售业网点数据为基础,基于信息熵、平均最近邻分析法、核密度估计等研究方法,探讨广州市的零售业分布格局、业态空间分异与零售业结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广州市零售业功能显著集聚于城市核心区,越秀、荔湾与天河北的零售功能发育相对均衡,均衡度从核心向外围显著下降;2）不同业态零售业分异较大,以商业服务和基本生活服务为主的零售业态网点分布的集聚度显著高于大体量的综合类零售业态;3）各业态零售业随着城市圈层的外拓分异显著,大体量型零售业态分布相对均衡,以商服功能为主的零售业态则主要集中于核心层与内圈层;4）人流集聚程度、交通通达性、职住人口分布、地方政策与社会空间分异共同影响着零售业业态空间的形成与演化。     

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群体,其不断增长的居住空间需求对社会空间结构具有较大影响。本文研究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为政府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城市更新等政策提供参考依据。首先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法、聚类分析法、集中度指数分析了广州市2010年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布及特征,并将中产阶层聚居区划分为教育、职业、收入和混合4个亚类聚居区。其次,将2010年中产阶层聚居区与2000年的聚居区比较,发现2000-2010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与地域类型演变呈现以下特征：① 中产阶层聚居区区域范围有所扩大,呈现郊区化与向中心性并存现象;② 老城区外围、珠江两岸及经济开发区是中产阶层集中分布的区域;③ 中心城区内城中村外来人口的集聚带来中产阶层的逐渐消失;④ 4个亚类中产阶层聚居区呈现街道数目改变和类型转换的变化;⑤ 中产阶层聚居区呈现强稳定型、弱稳定型、衰减型和增长型4种不同地域类型的变化。最后,本文从社会阶层分化、房地产市场、全球化、传统社会空间历史延续以及个体力量和城市建设等方面对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形成机制进行探讨。     

2000-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

分析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聚类分析方法划分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地域类型,将两者叠加分析,得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可划分为8种类型区并呈圈层和扇形分布的特征。通过与2000年的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进行比较,归纳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的变化具有历史继承性、随城市开发进程而结构趋于复杂化、出现类型更新和类型区范围变化等特征。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模式主要分为四种：老城区延续发展模式、中心城区更新转变模式、近郊区急剧转变模式、远郊区分异发展模式。最后从城市历史发展传承、城市规划建设引导、住房等制度变迁影响、房地产发展等方面探讨了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形成机制。     

广州市工业用地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定量分析,采用GIS技术,对广州市工业用地空间演变和分异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工业用地拓展以市中心区外围地带强度最大,其时空变化除了深受产业政策和城市发展战略的影响,在空间分异上,工业用地还与行政中心、道路交通和河流水面等因素密切相关,城市和交通的等级和功能不同对工业用地分异的影响不同。     

广州市美丽乡村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已公布的4批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数据为基础，通过最邻近指数、基于Riple’s函数的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核密度分析和叠置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广州市美丽乡村的发展现状、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自2013年起，广州市美丽乡村数量逐年递增且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2）广州市美丽乡村空间分布呈明显的集聚型分布；3）Ripley’s函数分析表明美丽乡村要素点空间分布格局随距离变化略有不同，在0.14 km处集聚强度达到最大；4）核密度分析显示美丽乡村高密度区域主要分布在广州南部和西北部，包括番禺－南沙1个热点主核心区和从化、花都－白云2个热点副核心区，密度分布呈现多核心不均衡特点；5）乡村的地形水文、人文历史、交通区位和政策规划为美丽乡村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政策规划因素对“美丽乡村群”空间格局的形成起决定性影响。空间分布特征总体反映出广州市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初见成效，并逐步形成以热点核心区为基础的“美丽乡村群”。最后，在乡村选点、空间优化、价值提升以及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     

北京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研究

本文论述了北京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运行对城市社会结构的影响，尤其集中在：１．城市社会极化及其动力机制；２．新城市贫困现象及其原因；３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及其人变化趋势等。     

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利用分街道(乡、镇)一级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分析了2011年乌鲁木齐城区人口密度、流动人口、老龄人口、不同学历人口、不同职业、行业人口等主要社会指标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运用信息熵、分异指数模型测算1982年、2000年和2011年3个时间截点城市各社会要素的分异变化趋势。研究表明: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主要体现在居民职业既经济状况的差异上,教育水平等其他因素的差异造成的空间分异相对较小。1982-2011年的30 a间,除哈萨克族人口、回族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等部分指标外,其他指标的空间分异程度呈上升趋势。与相关社会指标的分异度值介于0.6~0.8之间的北美发达国家相比,乌鲁木齐的社会空间分异度相对较低,也低于北京、南京等国内主要案例城市,且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整体向着更加有序的方向演变。     

国内外社会空间分异测度研究综述

社会空间分异作为一个具有社会性及空间性的概念,其测度研究直接关系到隔离等级划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本文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分异测度研究所关注的视角,将社会空间分异测度研究分为早期萌芽阶段、多维度群体评估阶段、空间转向阶段、多模型多视角阶段等4个阶段,介绍了社会空间分异测度指标在各阶段的演变特点和主要测度指标,并对其中26个主要指数进行比较和分类,阐述各指数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分析国内社会空间分异相关研究现状,指出其存在多维度指标使用较少且多为实证性研究,空间分异测算方法缺少理论基础的不足。移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空间快速发展,对社会空间分异的测算方法提出新的要求;基于地理位置信息的个人行为空间交互数据和基于虚拟网络的赛博空间交互数据,为社会空间分异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空间极化研究

以县(市)作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综合指数法分别计算长江三角洲地区1991年、1998年和2005年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通过比较各单元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的变化,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空间极化的特点。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极化明显增强,传统的核心—边缘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核心区又出现了新的极化区域。基本上形成了具有城市等级体系的核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网络结构和辐射轴尚不健全。     

深圳市新移民社会空间分异

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査数据,通过计算分异指数、隔离指数和区位爛,分析了深圳这一典型移民城市的新移民社会空间格局及其分异状况,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深入探讨新移民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与广州市进行对比。研究表明:1)深圳的社会空间存在5类人口因子,出现精英阶层聚居区、工薪阶层聚居区、离退休人口聚居区、本地村镇人口聚居区和新移民聚居区5类社会阶层聚居区。2)新移民在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差序格局”:由关内(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和盐田区)到关外(宝安区、龙岗区、光明新区、龙华新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省内新移民”减少而“省外新移民”增加。3)深圳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分异指数为0.47,隔离指数为0.64,与广州新移民的指数相比,深圳新移民的隔离程度较高。4)制度因素(户口属性)对深圳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市场因素的作用正不断增强,符合“市场转型论”的假设。同时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结构和教育水平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5)对比广州市,广州新移民聚居同时受到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双重影响,户籍制度影响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年龄结构与婚姻状况也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新移民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机制具有异质性,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体现T中国社会主义市场转型对社会空间的影响效应。     

清代广州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清代之前广州长期作为重要的外贸港口, 港市、对外贸易、多元文化及“蕃坊”等对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很大; 清初广州确立“一口通商”, 对外贸易更趋繁荣, 西关及滨江 地带成为巨贾侨商集聚之地, 而城内的满族与汉族在社会地位、居住等方面呈现较大的分异。 从城市总体层面来看, 清代广州呈现“西商-东官” 的社会空间格局, 西关平原及“南关” 滨江地带“因港而商, 因商而富”, 城墙之内的老城区则一直作为官衙区及官僚贵族居住区, “因衙而尊, 因官而贵”, 这成为广州社会空间结构演进的历史主线。就清末的广州西关而言, 已分化为纺织机房区、新兴高级住宅区及洋商区等社会区类型, 具备殖民性河港贸易城市的 社会空间特征。自然条件对城市空间扩展的限制, “一口通商”的港市繁荣, 以及遵循封建 礼制的城建思想等成为影响清代广州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机制。     

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跟踪研究

本文目的是对1985-2010年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进行跟踪研究。首先,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对广州市2010年社会区进行分析,提取出7个主因子并划分7类社会区;并与2000年和1985年的广州市社会区研究作对比。结果发现：① 社会区影响主因子大多具有持续性,且持续作用在增强,个别非持续性主因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② 1985-2000年,社会区演变以类型更替为主,地域空间分异为辅,2000-2010年,则反之;③ 证实了2000年研究提出的基于老城区发展、基于工业和教育“飞地”发展和基于农村社区发展的社会区演变模式存在,同时总结出基于近郊小城镇发展的社会区演变新模式;④ 社会空间结构演变受市场机制、行政机制和家庭生命周期机制共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办公活动的时空差异分析

选择广州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办公活动增长趋势的基础上,对广州办公活动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特征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办公活动整体集聚程度有所下降,但市中心的就业密度集聚上升,就业密度增长速度在空间上不连续。广州市办公活动空间分布呈现出与西方国家大都市办公活动空间分布不同的特征。进一步分析表明,政策是形成广州办公活动空间分布格局的关键因素,西方区位理论在目前阶段还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     

广州城市道路网的社会分异——基于轨迹大数据的出行分布性别差异

社会空间分异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以往研究主要聚焦基于居住地和活动地的分异现象,缺乏对道路网社会空间分异的关注。本文以广州市中心区域为例,结合日常活动空间理论和空间分析方法,基于手机轨迹大数据,研究不同性别群体日常出行的城市道路网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基于性别差异的城市道路网社会隔离指数高于居住地、低于就业地,在14:00—15:00时段达到峰值;不同性别群体在路网中的分布总体呈现不均衡的集聚特点,其中女性集聚程度更高;不同性别群体的出行分布和分异受到路网周边建成环境因素的影响;物流运输业就业密度的提高、小学数量的增多或道路等级的提高都会显著提高男性相对出行量,而社会服务业就业密度的提高、菜市场数量或公交站点数量的增多以及到市中心距离的减少都会显著提高女性相对出行量,这些与个体家庭和职业分工的性别差异有一定的关系。本文通过理论假设和实证分析,验证了家庭和职业的分工决策是影响道路网出行分布性别分异的深层次原因,也是解释社会空间分异的重要理论视角。研究结果有助于认识和挖掘基于城市道路网的社会分异现象及其影响机制,并为完善道路网络及周围设施的布局与建设提供借鉴。     

1990 年以来广州市摊贩空间政治的规训机制

近年来,针对某些群体的复仇型或后公正空间政治成为西方城市地理学理解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城市转型的重要理论。现有的研究注意到了这种空间政治嵌入地方的多样形态,但对其内含的对立性缺乏研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现实空间矛盾为开展我国背景下的公共空间政治研究提供了源泉。本文基于列菲弗尔的基本空间理论,采用结构-能动的分析路径,运用宏观的政策和制度分析与对典型案例的观察、半结构式访谈、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以摊贩现象为切入点对90 年代以来广州城市空间政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一种排斥性公共空间政治内在地包含了由结构性的规训与能动性的反规训构成的对立性,这一特性在广州表现为：① 对摊贩的排斥性空间政治是作为解决发展的潜在危机而实施综合环境改善战略的组成部分而产生,并导致一种更为明显的“全景敞视主义”式规训机制的形成。② 对立的空间通过摊贩日常式的伺机而动和温顺的不遵守与插曲式的个体暴力和集体行动而形成,结果战略空间被重构为以维持个体生存、摆脱贫困和追求自由为目的的工具空间。这种对立性在根源上是一种社会产物,而产生的实际冲突状况则将取决于空间发展观念及规训策略与反规训力量两者之间的对抗或协调程度。     

基于点状数据与GIS的广州大都市区产业空间格局

利用2004年数字城市数据,研究了广州大都市区产业内部、产业之间的空间关系,比较了广州大都市区中心城区和新城区各种产业的空间格局。将广州大都市区行业分为制造业、批发和运输、零售、生产服务业、房地产业、管理服务、教育、医疗保健及社会扶助和娱乐设施等10类。利用1 km2格网画出了各行业点状密度,并通过分区产业百分比及区位商分析了各产业企业的空间分布,中心城区的主导产业是管理服务、房地产、零售及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而在新城区其主导功能是制造业、批发与运输及生产服务业等。利用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广州大都市区中心城区和新城区各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空间关系,广州大都市区各产业企业都呈凝聚分布,在中心城区金融行业分布最集中,其次是房地产、生产服务业、娱乐、管理服务等。利用邻近性指数分析了各产业之间的空间关系,发现生产服务业和管理服务业、教育和医疗保健与社会扶助、娱乐和零售等邻近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