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集体协商施行难点分析

2011年4月,人社部提出努力扩大工资集体协商覆盖范围的工作重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已经施行10年之久,但其覆盖率仍不高。本文将分析工资集体协商实行中的相关难点,力图寻找促进工资集体协商推行的办法。     

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价值

传统的劳资矛盾处理模式已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需要重新发现新的群体性劳资纠纷解决模式。《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针对这一问题早已为我们提供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但由于在我国该制度不甚发达,实施效果不尽理想。本文拟就不同角度出发分析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价值,以期有效保护弱势劳动者的权益。     

非公企业工会在协调劳资关系中的作用、困境及路径选择

非公企业工会作为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代表,在对异地务工人员进行心理疏导、推动用人单位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独立性不足、难以有效协调劳资关系,法律法规不完善、工会维权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非公企业工会"老板化"、工会代表劳动者权益的作用难以真正发挥等困境。要走出这些困境,一是明确非公企业工会的定位,提升非公企业工会的维权职能;二是增强非公企业工会的独立性,奠定有效协调劳资关系的基础;三是完善非公企业工会维权的保障机制,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全总建议将“恶意欠薪罪”纳入刑法

据了解,今年尤其是近一个时期,以工资和薪酬待遇为核心矛盾的劳动纠纷事件和职工权益被严重侵犯事件呈高发态势。其中,因欠薪而导致的农民工讨薪被打等恶性事件频发;要求提高工资待遇的突发性职工群体性事件增多。而在9月2号下午举行的全国总工会新闻通气会上,全总新闻发言人、宣教部部长李守镇表示,全总将与有关部门加强配合,共同推动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力求从制度机制上保障职工工资的依法及时支付。继续推动工资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将工资集体协商的内容写入法律法规,从源头上维护职工收入分配权益。对于有些用人单位的恶意欠薪行为,全总一直在建议立法机关适时修订刑法,将"恶意欠薪罪"纳入刑法。讨薪事件频繁发生全总新闻发言人李守镇说,"由工资待遇引发的     

集体谈判与三方协商机制框架下的企业劳动关系运作——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集体谈判是劳动者利益代表——企业工会或产业工会与资方组织之间就关切双方利益的实质性条款与程序性条款进行反复谈判与信息决策的过程。三方协商机制是政府、企业方和工会方就各方关心的问题在国家层面、地区层面或行业层面进行利益博弈和信息决策的过程。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集体谈判双方的自主博弈过程及产业工会干预下的双方反复博弈过程,对劳资双方组织博弈和企业劳动关系运作进行初步探索,并探讨劳、资、政三方协商过程中的三方博弈行为,分析了理性人假设条件下各方如何实现各自长期效用的最大化,期望对了解劳动关系的运作机理有所帮助,对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论环境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实施机制——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我国环境非政府组织起步晚,成长迅速,发挥作用明显,但也面临着诸如政府支持不力、参与能力不足、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与障碍,制约了其自身的发展与功能的发挥。环境非政府组织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协商民主机制的作用。协商民主能够与生态文明契合,与环保公众参与互相促进,有助于发挥环境非政府组织作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桥梁的作用。因此,应借助协商民主理论和机制促进环境非政府组织更为广泛和深入地参与环境保护公共事务,实现环境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合作的环境治理,具体而言,可从协商主体、协商过程、协商结果等方面初步建立环境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保护的协商民主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武钢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的探讨

企业内部工资分配,是企业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依据政策、办法和企业效益提取的工资总量在内部各层次间的分配.其内容包括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确定职工工资水平并进行调整,相应确定工资总额;企业工资分配模式的选择,即选择具体的工资制度、工资分配形式,确定工资分配标准;与工资分配密切相关的各项基础管理工作等     

中日企业决策方式比较

日本企业的“旋转式”决策日本企业的决策通常是循着由下而上（雇员—课长—部长—经理—董事长）,然后再由上而下（董事长—经理—部长—课长—雇员）的顺序进行的,层层裁决,层层盖章,逐级向上反映汇报,同时,各有关部门也进行横向交流和协商以取得一致同意。最后,由最高决策机构批准。日本人把这种一致同意的“旋转式”决策称为“禀议制度”。日本企业决策方式上的特点,是日本企业家族制度和终身雇员制度的一个反映。日本是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群体合作意识渗入企业经营活动中,要求企业决策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强调集体的责任…     

浅议企业工会如何创建和谐劳动关系

创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当前建设和谐企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和现实任务。企业工会必须从自身本质属性、基本职责出发,适应企业复杂矛盾,推动实现劳资双赢,切实发挥倡导组织、纽带桥梁、沟通协商、监督促进四种作用,建立完善源头参与、协调处理、帮扶救助、法律援助四种机制,大力推动建立新型和谐劳动关系。     

协商民主下偏好伪装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以成本与收益为分析角度

每个个体的偏好都是不尽相同的,偏好的差异正是协商得以进行的现实社会条件。协商民主力求在平等的协商下使得个人的偏好均可得以充分的表达,但由于某些原因个体总会在内心平和与肉体完整中加以权衡,最终选择进行偏好伪装。本文主要从个人和集体的成本与收益这两方面来分析偏好伪装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FDI对我国职工工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外资企业的进入和存在对东道国工资水平必然会产生影响 ,即外资企业通过支付员工更高的工资、或通过溢出效应使东道国企业提高员工工资、或通过作用于东道国劳动力市场即增加对劳动力总需求等来影响东道国平均工资水平 ,外资企业的出现一般会使东道国的工资水平提高。本文试图遵循以上有关FDI对工资影响研究的思路 ,对FDI对我国职工工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一般而言 ,外资企业工资比我国国内企业普遍要高 ;FDI的流入及其存在对我国企业工资的溢出效应 ,总体而言效应并不显著 ;外资企业对我国工资的总体水平具有较大的影响 ,其影响力要高于职工总人数的影响     

效率工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效率工资理论注重工资的激励作用，它认为工资的高低会影响工人的努力程度、劳动队伍的质量以及劳动流功率，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这一理论对我国加入WTO后，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工资制度改革及激励机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工业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设想

针对目前工业企业内部分配中存在的弊端,提出了用结构工资制代替等级工资制的改革出路,并就如何利用结构工资的各个组成部分解决目前工业企业内部分配中存在的弊端提出了一些设想。     

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研究

以湖北企业为例,讨论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途径.基本结论是,企业职工收入与经济效益同步增长的机制尚没有建立,工资总体水平仍然偏低,行业间收入差距较大,部分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现象依然存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强政府的调控职能,加强工会组织的建设,健全完善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与支付保障机制,以确保企业劳动者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     

岗位绩效工资制体系的建立与实现

对马钢岗位绩效工资制度体系的建立及执行中的积极意义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突出的分析了执行中分步完善体系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企业技术人才、企业技能人才的激励方式并对进一步完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体系中的考核提出了意见。     

基于灰色新陈代谢GM(1,1)模型的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预测研究

最低工资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一个重要制度，开展最低工资预测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海市为例，基于灰色系统理论和方法，构建最低工资标准的常规GM(1,1)模型和灰色新陈代谢GM(1,1)模型，对未来短期内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进行预测研究，预测结果符合上海市政府提出的平稳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目标. 通过对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拟合和预测，为政府和企业制定相关决策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有企业工资激励问题初探

如何稿活国有大小型企业，是目前中国经济体制向纵深发展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本文围绕工资激励问题，根据行为科学理论，借鉴国外有关举措，并结合中国实际对此作出探索，去寻求国有企业内部分配的理顺搞活的途径．     

浅谈公路工程施工成本管理

公路工程施工成本是指在施工过程中所发生的全部生产费用的总和,包括消耗的原材料、辅助材料、构配件等费用,周转材料的摊销费或租赁费,施工机械的使用费或租赁费,支付给生产工人的工资、奖金、工资性质的津贴等,以及进行施工组织与管理所发生的全部费用支出。对公路施工企业,加强对施工成本管理尤为重要。     

我国最低工资制度浅析

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已实行多年,但从实行到现在一直争论不断。最低工资制度确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有必要加快最低工资制度的建设,如改进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方法,加强最低工资制度的宣传,提高立法层次等。     

在地区差异基础上的最低工资制效率的分析

最低工资制度保护的是低端劳动力的利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从而使东部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比中西部农村的平均收入水平要高。低端劳动力市场在城市低端劳动力和流动的外来农民工之间存在差别，使二者的劳动力价值不等；在工资水平上，歧视农民工现象也屡见不鲜。低端劳动力市场均衡的结果，使得用人单位从节约人力资本考虑，其预期支付的工资水平必然低于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而高于外来务工人员在中西部本地的平均收入水平，导致最低工资制的执行效率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