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审美——后现代语境下新审美主义的理论想像

针对当下文论界意识形态理论泛滥的现状,本文提出了回归文学审美的主张,但它不是简单地回到80年代审美本质论,而是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审美主义的理论想像.     

论伽达默尔的主体间性审美主义转向

审美主义问题的提出与现代性问题紧密相关,它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审美批判.伽达默尔的美学思想在其发表<真理与方法>之后逐渐开始了一个审美主义的转向历程,其转向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对工具理性过度扩张的不满及其审美现代性批判,海德格尔审美主义转向的影响,其本身理论体系的困境及其发展的必然.     

审美主义的“现代”定位及其“后现代”发展逻辑

审美主义当下已经成为了国内外理论界的热点话题。审美性和主体感性之间的同源与本质性联系是在现代语境中产生的,因而和现代性有着密切的联系。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其极端发展呈现出了弊端,审美主义的出现反映了现代性的自反和反思的内在能力,它的感性纬度被用于对抗理性的控制,然而感性过分扩张,往往也存在危机。通过分析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之间多重矛盾复杂的关系对审美主义进行现代定位,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后现代发展逻辑,后现代社会呈现了许多审美扩张的极端表现形式。可见,必须集合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才能最终完成现代性事业的理想。     

“审美现代性”的一种解读——兼谈对“审美主义”的批判

美学与艺术的独立是"审美现代性"的重要原则,具有重要的本体性意义.流俗的感性主义、感伤的浪漫主义、颓废的唯美主义与极端的形式主义等表面上提升与巩固了审美的独立,实质上却危及了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审美现代性最终要在自身的表征与言说方式上体现出来,否则其独立的批判精神将难以实现.     

两种审美主义变体及其互渗特征

审美主义是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不可或缺的一副颜面,其双重源头即日常式审美主义和思辨式审美主义。周作人和宗白华两人可以分别视为两种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中国审美主义带着中国语境的深深印记,实际上呈现为两种变体——精英审美主义和市民审美主义。这两种审美主义变体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界限,而存在独特的互渗性关联,构成了中国现代审美主义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     

审美主义的内在危机及其超越

建立在反抗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现代审美思潮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病,在置换传统二元对立模式之后,它以极端的感性对抗极端的理性,将启蒙时代确立的个人主体性推向了顶峰,并且在多元、扩张和庸俗化进程中走向了价值的虚无.面对审美的危机,现代哲人提出的反本质论、主体间性、新理性精神等现代理念为重建审美提供了可能.审美可能是自我拯救的天堂,也可以让人更为迅速的坠入地狱,超越审美主义的困境将引领人类攀登新的生存高峰.     

古典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照面——评童庆炳、杨春时、陶东风的文学理论教材

在后新时期出版的文学理论教材中,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杨春时的<文学理论新编>、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是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它们分别建构起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单一文学本质观、以审美为主导的多重文学本质观和无本质的文学本质观,各自具备了古典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品格,并且分别发挥了改造传统文论、建设现代文论和解构传统文论的历史作用,从而分别具有过渡性、当代性和超前性的现实意义.     

经济法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辨析

现代性是以形式理性、个人自由为精髓,后现代性则是以实质理性为核心,对自由精神进行重塑。经济法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性:首先,在经济法领域,自由不再是现代性的个体自由,而是社会自由、实质自由;其次,经济主体以个人和团体的形式积极参与经济运行,从而彰显了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再次,经济法的有效政府定位正是对现代性下有限政府观念的反思和重构。     

后现代语境中视觉文化的审美现代性

随着科技的发展,商品的繁盛,市场的膨胀,消费社会的来临,视觉艺术如火如荼席卷而来.影视、广告、图片、形象以及各种人造符号等主宰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在享受各种视觉盛宴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迷失了自我.     

问题与思路：多元现代性——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分析入手

多元现代性的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到现代性具有内在差异的本质属性,发掘焕发其内部活力的机制与效能,同时为全球文化的转型与发展提供具有学理性的、建设性的思路。建构多元现代性应该立足于现代性基本立场,处理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现代性可以借助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维对自身局限进行反思,对缺陷进行修正,对积极因素加以深化。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启蒙论争——兼论在现代性困境中重提中国的启蒙问题

现当代西方思想界由康德启蒙哲学的价值分裂出发,从启蒙的理性根基、启蒙型塑的社会价值原则以及启蒙的道德规划诸方面清理启蒙之于现代性困境的责任,形成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启蒙论争的话语境遇。实际上,现当代西方思想界在批判启蒙理性的绝对霸权与价值分裂时,不仅无法针对康德,甚至还隐含了回到康德的逻辑诉求。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提启蒙问题依然是必要的。     

在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之间——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现代性批判立足点评析

阿伦特与哈贝马斯都将现代性危机的核心规定为主体性造成的危机,前者认为主体化造成了以政治危机为代表的疏离世界,后者则从主体性批判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批判的哲学-社会学双重维度来分析现代性危机。因此,他们都意识到现代性必须走出抽象主体性。为此,阿伦特选择了复多主体性,哈贝马斯选择了主体间性。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则更为明显:阿伦特并未放弃主体性,而是从单一抽象主体走向具有个别性与一般性双重维度的复多主体;与之不同,哈贝马斯消融了主体性,从而着眼于主体间性的结构性与逻辑性。这种差异为我们将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置于阿伦特的复多主体性的视域下来反思提供了可能。     

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文化裂变——后现代文化传媒特性探析

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文化裂变,表征了当代西方时代精神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各种观念撞击兼容,通俗与高雅、大众与精英、时尚与游戏、喧嚣与无言等构成了一种怪诞的文化传媒景观,表现出语言、文化、艺术、意识、审美的不确定性。后现代文化传媒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在逻辑和实践上呈现的是商品性和工具性、游戏性和娱乐性、反文化性和反艺术性、复制性和仿真性。后现代文化传媒以强大的冲击力深刻地改变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美学观和文化价值评价体系,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人文困境。     

经济法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探析——兼谈和谐社会中的经济法理念

以弘扬科学理性、主体自由为主旨的启蒙运动，直接孕育了现代性的精神气质与行为方式。法的现代性实质就是法的理性化。作为市场经济问题矫治工具的经济法，在制度构成等方面具有与民法等部门法不同但并非根本差异的现代性。基于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扬弃、实质理性对形式理性的修正。经济法的应然、实然价值越发彰显.由于现代社会合法性危机并未真正得以消解，经济法同样需要借助后现代视域下的反思嬗变，这是经济法理念应加以更新的内在动因。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维度下的思考同样有助于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合适路径选择及完善。     

解放的双刃剑: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从传统到现代性到后现代性 ,一直回荡着一个同样的主题 :解放。启蒙主义者鼓吹解放 ,但现代历史业已用铁的事实证明 ,解放并不能真正兑现原本美好的承诺 ;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 ,这是由于解放得还不够彻底。但不断地解放是否会走向虚无主义的极致 ?这就是本文所关心、所讨论的问题。解放毕竟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以使我们摆脱过去的束缚 ,但也可能割断我们与我们的本真曾是之间的真实关联。一种新的传统主义的思路将同时具有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古典性 ,将在展望未来的同时充分重视我们的本真曾是 ,并将这样一个“本真的过去”标识为古典性 ,而向现在开放     

宪政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探析

宪政作为一种思潮或者制度安排 ,是否存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问题 ,学者们鲜有论及。与以往的任何一种思潮或制度架构相比 ,宪政的现代性是十分突出的 ,而宪政的后现代性特征虽然并不明显 ,但已有人开始反思与重构。这种研究路径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宪政的价值以及宪政构建的阶段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后现代性:一种对现代性的超越——对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深层解读

现代性就其起源来说是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四个重要的制度性维度。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超越。社会运动是实现这种超越的一种媒介。     

现代·现代性·后现代性——论A·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

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从制度维度对现代性的生成结构和在全球化条件下的演化路径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从而对近代欧洲的变迁、当代社会政治的发展甚至个体日常的生活方式都提出了独到的观点。本文通过对吉登斯的现代、现代性、后现代性概念的分析和考察,揭示了其理论的内在结构、基本内容以及它与社会历史、政治制度和人的日常生活的开放式的关联,揭示了现代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的“人造”性质和“抽象”动力,提示人们警惕世界存在和发展的主客观风险。     

从主体性管理到主体间性管理——管理范式的后现代转型

后现代社会,传统的主体性思潮正逐步丧失社会现实性,由其派生的主体性管理范式在应对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作为管理范式的一次飞跃,主体间性管理更加关注平等、对话等民主的人际关系,侧重从精英治理型人际关系到圆桌会议式人际关系转变、从程序性管理向文化型管理转型以及从线性经营管理战略向非线性经营管理战略转化。     

冲突与沟通——当代中国"审美现代性"的认识与重写

审美现代性话语作为一种文化逻辑,在当代中国文艺/美学理论中,围绕它的话语生产既是一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重写过程。作为一个认识过程,我们的对象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中的现代性话语和后现代性话语;作为一个重写过程,我们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的当代文化建设问题。理论上,认识与重写的良性互动是当代文艺/美学理论发挥话语效力的根本机制。但迄今还不能说这一良性互动已经形成。我们应该走出冲突论认识模式,将审美现代性放在后现代性——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历史逻辑路线中加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