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与哲学的共同向度——冯友兰诗学发微

冯友兰的诗学是其哲学的一个部分，他对“诗”的认识与其对“道”的体认具有基本一致的向度。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对冯友兰诗学进行梳理。首先冯友兰认为诗是与情感相关的，诗所写的是具体的情感和事物，但以此所表显的却是情感之“理”，也就是情感之所以为情感，或者说情感的共相和类的特征。传统的比兴手法正可以表显情感之理。最高明的诗能表显哲学的最高本体“大全和道体”，而要作到这一点，诗人必须具有风流的人格，风流的人格也就是人生最高境界——天地境界的审美化。正因为诗能表显理和道，所以诗可以作为一种哲学的言说方式即诗性的言说方式。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言说方式应该和逻辑推理方法一样，成为未来哲学的两大支柱之一。     

冯友兰的“以哲学代宗教”说及其现实意义

冯友兰认为,“以哲学代宗教”在理论上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哲学与宗教目的和作用的共同性决定了以哲学代替宗教的可行性,哲学比宗教立意更高远、形式更合理,其决定了以哲学代宗教的必要性。冯友兰的“以哲学代宗教”说并非没有普遍性意义和社会基础,这一观点体现了他对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视,同时,对于今天的社会文化建设中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看待人们的宗教欲求,仍然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冯友兰论贾谊哲学

贾谊是汉初重要的政论家和哲学家，其关于秦亡教训的总结对于巩固汉初封建政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贾谊的哲学成就却一直被人们忽视。冯友兰通过对其哲学思想的来源、主要观点的论述，指出贾谊哲学不仅综合百家，而且是具有代表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发掘、整理贾谊的哲学思想，对于两汉哲学具有重要价值。     

冯友兰哲学对传统的修正及五四的反省——对《新原人》、《新原道》的理解与思考

民族间生命个体的生存境域,思维理念的倾向、偏执呈现出民族文化及其哲学的异样品质与传统。就中国哲学而言,是异于为科学奠基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从对本真生命的惊叹出发,立足于此在的经验世界,追求一个人之为人的价值根据和意义目的,造就一种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圣人人格。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社会生民得此之福,也失之其弊。通过对《新原人》、《新原道》的解读与思考,阐明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突出贡献。冯友兰先生同情、理解传统文化及其哲学,关注民族的发展前途和历史命运,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做出了有力的探索与尝试。     

简述中原哲学（史）家冯友兰、嵇文甫、赵纪彬对现代中国哲学（史）的贡献

20世纪20至40年代,从中原地区走出来的三位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嵇文甫、赵纪彬,他们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艰难困苦的探索历程中,上下求索,从思想学术上为现代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标志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为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和中国哲学的创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因此成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嵇文甫对先秦诸子哲学、宋明理学特别是左派王学的研究有较高的造诣,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之一。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确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书写中国哲学史的范例。     

冯友兰精神的基本内涵及时代意义

冯友兰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对中国哲学界乃至国外学术界影响深远。他坚守信仰、献身理想的求索精神,拼搏进取、不依傍他人的创新精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使命精神,博采众长、严谨求是的治学精神,热爱教育、服务社会的敬业精神,关爱学生、诲人不倦的树人精神以及爱祖国、爱家乡、爱家庭的精神构成了冯友兰精神的基本内涵。学习和弘扬冯友兰精神,对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冯友兰“抽象继承法”及其引起争议原因探析

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在60年代前后曾在学术界引起过强烈的争议，至今尚未澄清。反思这一方法不仅对于研究冯友兰的哲学史思想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当前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中国化的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此，客观地介绍“抽象继承法”是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冯友兰美学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

冯友兰是一个哲学史家、哲学家，但不是美学家，因而对其美学思想的忽视似乎也就显得是在所难免。但是，如果我们抛开对冯友兰的狭隘定位，真正从其文本出发，就会发现其中所蕴含的美学思想。我们认为，对冯友兰美学思想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表现在：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美学研究新视阈的拓展；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弊端的克服及高层次天人合一之境的迈入；本土化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借鉴；人的诗性生存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启思五个方面。     

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的价值向度

研究探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的价值向度,要明确二者融合的价值基点,并遵循其融合的价值原则,进而认识其融合的价值指向.二者具有开放性特质与内在契合性,并适应中国社会现实需求,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这是二者融合的价值基点.二者融合应依据的价值原则是,一方面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看待中国传统哲学;另一方面,在大力推动中国传统哲学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积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营养与力量源泉.目光注视未来,二者融合具有清晰的价值指向,即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发展,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与思想保证.     

从名家研究看冯友兰哲学方法论的发展

关于先秦名家的研究是冯友兰一生颇为得意的几个开创性成果之一。随着哲学观和哲学与研究方法的发展，冯友兰的名家研究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从中可以看出其哲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和转变。从冯友兰的名家哲学研究中，可以看出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与创新。这种方法论的自觉与创新对于现时代的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和学术范式的转变仍然有强大的指引作用。     

“和”的哲学：中国哲学对世界未来哲学的最大贡献——冯友兰先生最后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哲学遗产

本文从“和”是中国哲学最优秀的传统，是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的核心；“和”是中国哲学对世界未来哲学的最大贡献；“和”是中国哲学“为万世开太平”和建立世界持久和平，构建和谐世界的最宝贵的哲学三个层面。来初步解读冯先生最后留给我们的这份最珍贵的哲学遗产。     

冯先生哲学贡献之国际肯定——从哥大授予先生名誉博士学位谈起

冯友兰先生一生从事哲学研究，他的“三史”、“六书”影响广泛，他的“新理学”体系，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新事训》是一种人生哲学，并融人了中西文化观，他的《中国哲学史》是对中围哲学发展史进行了深人研究，冯友兰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冯友兰论中国传统孝道——以《新事论》为中心

冯友兰认为中国传统孝道的物质基础是以家为本位的生产方法,孝在传统中国是一切道德的中心,忠是通过孝成为一种道德而被接受和实践的。他还认为近代以来孝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不再是一切道德的中心及根本。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认为在传统中国,孝的地位不仅来自生产家庭化这一＂共相＂,还根源于中国无宗教传统这一＂殊相＂。     

《黄帝内经》与中国哲学范畴

范畴 ,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哲学中的范畴 ,是各门科学共同使用的最普遍、最基本的概念。《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中所使用的中国哲学史范畴既依据哲学概念展开 ,又结合中医学的基本理论 ,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独特思维方式。列宁说过 :任何哲学体系及其范畴结构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 ,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 ] ,因此 ,弄清这些哲学范畴的概念、性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在《内经》理论体系的研究、教学、应用中尤为重要。1　中医学理论思维模式的建构中国哲学史的…     

中国哲学视域中的《白鹿原》理性精神分析

中国哲学思想常常通过作家艺术视野化用于文学作品之中,《白鹿原》塑造的文学形象反映了关中地域传统文化及融入其中的中国哲学理性精神,小说人物以对理性精神的坚守与背离来演绎人生的悲喜剧,折射出中国革命的必然性。白家几经波折而复兴象征着以白嘉轩为代表的理性精神的胜利,鹿家走向衰落象征着以鹿子霖为代表的非理性价值观的失败。文章基于哲学的视角看文学,从四个方面分析《白鹿原》人物性格中蕴含的中国哲学理性精神。     

实践理性、内容真理与实践存有论——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为中国哲学的正名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自该学科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一书中为中国哲学的正名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工作：首先通过独具特色的“通孔”说，论证了不同文化系统的哲学必然有其特殊性，进而在康德哲学的话语体系中，将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安排在重视德性涵养、实践理性优先的问题域中；另外，又借鉴罗素哲学话语的启发，给中国哲学探讨的内容赋予内容真理的形态；同时，通过对儒释道各家的仔细分梳，强调三家主体层面的修养实践最终都会上达到终极存在本身，从而保证了中国哲学的终极色彩。牟宗三的正名工作毫无疑问对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认同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通过女性主义科学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论述了两者契合点,探讨了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     

马克思法哲学价值向度探析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与其他法哲学相区别的根本所在。“以人为本”主要是指以自由为本,以平等为本、以利益为本和以权利为本。法的价值是多元化的,但“人”始终是法律发展和建设的出发点和依归点。因此,我国在民主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不管是立法、司法,还是执法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把人民的需要放在首要位置,尊重和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