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制度环境与高技术企业探索式创新

高管股权激励对高技术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而高管薪酬激励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干预在高管股权激励和探索式创新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并且政府干预和法制水平能够对高管薪酬激励与探索式创新的曲线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根据产权对样本进行分组划分,检验了组间主效应影响系数之间差异的显著性,结果表明,仅在国有高技术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负向阻碍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而在非国有高技术企业中起正向促进作用。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中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2004-2010年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加入企业绩效的动态性和多样性,基于社会类化理论和信息决策理论,较为全面地探讨了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类化理论更能解释高管团队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尤其对短期绩效和创新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三种基本职能背景中,“生产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对短期绩效、长期绩效、创新绩效和海外绩效均有正向影响,且影响最大.“多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有助于企业海外绩效的提升,但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三种特殊职业经历来看,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对企业短期绩效、长期绩效、创新绩效和海外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外部空降的高管,会严重阻碍企业的创新发展;有政府背景的高管则会提高企业的海外绩效.     

上市公司高管更替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本文以上市公司2005-2009年间高管更替数据为研究样本,引入了高管团队重组和战略连续性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了不同高管更替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高管强制更替外部聘任对高管团队重组有正向影响,对战略连续性有负向影响,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其中高管团队重组和战略连续性在强制更替外部聘任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效应;上市公司高管强制更替内部聘任对高管团队重组影响不显著,对战略连续性有正向影响,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其中战略连续性在强制更替内部聘任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效应;另外,高管团队重组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战略连续性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制度环境、管理层权力及文化企业高管薪酬的激励效应

基于文化企业的产业特性和制度背景,系统分析文化企业高管的显性薪酬和隐性薪酬的激励效应,深入探讨薪酬规制和管理层权力对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文化企业高管的显性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股权薪酬对绩效的影响尤为显著,隐性薪酬与企业绩效负相关;政府对显性薪酬的行政规制,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正向激励效应;文化企业内部管理层权力的增大,强化了隐性薪酬的负向激励效应。     

高管报酬激励、战略并购重组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高管报酬激励、战略并购重组与公司绩效间的作用关系路径。研究发现,高管年薪报酬对公司绩效的直接正向作用显著,高管持股报酬对公司绩效的直接正向作用不显著;在激励契约完备与不完备的前提下,不同高管报酬激励、战略并购重组、公司绩效之间作用路径及其显著水平不同,战略并购重组的中介作用及公司规模与公司性质调节作用也不相同。研究结果为为中国企业选择高管报酬激励方式、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实证支持。     

高管灵性资本对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对高管灵性资本、创业导向和环境动态性影响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高管灵性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高管灵性资本与创新绩效两者之间的关系;创业导向是高管灵性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完全中介变量;环境动态性与高管灵性资本的交互作用,通过创业导向的中介作用影响创新绩效,具体表现为有中介的调节作用。     

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

基于188家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不同的协同创新网络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企业"、"企业-中介"和"企业-研究组织"等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着显着的正向效应,而"企业-政府"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没有直接效应,但却存在显着的间接效应.研究证实,不同的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存在显着差异,其中 "企业-企业"协同创新网络对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效应最为显著.研究还表明,垂直和水平的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程度不同,同顾客、供应企业的垂直协同相比水平协同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     

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为切入点,考察了企业高管所面临的经理人市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正相关,但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了受管制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无法对高管带来正向激励。外部薪酬差距对非国有企业高管的正向激励效应仅存在于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薪酬的样本中。本文发现,当企业上一年的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为了使高管薪酬水平达到行业平均薪酬水平,其高管薪酬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行业的增长幅度,而且高管薪酬与行业平均薪酬基准的差距越大,高管的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意味着我国高管薪酬制定受行业薪酬增长影响很大,从而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激励的有效性。当上一年的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国有企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同样地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企业内部式众包中激励协同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情绪视角的研究

企业为了实现深度创新和提高市场敏捷性,逐渐将众包模式引入企业内部,形成内部式众包。如何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实现组织创新绩效的持续提升是当前企业内部式众包模式面临的重要挑战。基于激励理论与情绪能力理论,通过对收集数据的假设检验发现,显性激励、隐性激励以及活化激励对组织创新绩效有正向的影响,三者之间的交互形成的涌现激励对组织创新绩效有正向的影响。组织情绪能力在激励协同和组织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集体主义导向的创新文化在组织情绪能力和组织创新绩效之间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个体主义导向的创新文化在组织情绪能力和组织创新绩效之间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     

公司治理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调节效应研究

公司治理通过监督和激励机制来控制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经理人有效配置资源,从而影响R&D项目的执行效果,最终影响企业绩效,公司治理自然被作为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变量引入。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理论上论证公司治理是如何调节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且提出相应假设,选取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层次回归方法和分组分析方法,检验机构投资者、国有控股、董事会、经理层股权激励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和独立董事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没有调节作用,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直接关系,国有控股、董事会会议强度对二者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经理层股权激励对二者关系有正向调节效应。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R&D活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和高度的专业性使得对其监督的难度比较大,通过给经理人一定的股权,使他们成为股东,用激励机制解决R&D活动中的代理问题可能效果更好。     

高管团队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行业特征的跨层调节作用

高管团队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是公司治理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热点议题之一,但已有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本研究基于锦标赛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以99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阶层线性模型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及行业特征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高管团队垂直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2)高管团队垂直薪酬差异与水平薪酬差异对企业绩效具有交互作用;(3)行业内高管薪酬差异程度对高管团队垂直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存在跨层负向调节作用,同时对水平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存在跨层正向调节作用;(4)行业内技术密集性对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异与企业绩效关系存在跨层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为不同行业特征下的企业进行合理的高管团队薪酬结构设计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影响企业绩效的复杂性机理——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

破解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基于164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数据,采用层级回归模型检验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企业绩效间的复杂性机理。结果显示,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企业绩效的正向直接效应显著,影响二者关系的外生变量是创新战略非高管价值观;人力资本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但以组织氛围为控制变量时中介效应有了显著提高;"组织氛围调节下的人力资本中介作用模型"很好地刻画人力资本发挥中介效应的机理。研究结果强化了我们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企业绩效关系机理的认知,同时为高新技术企业管理者在实践中管理员工提供了有益启示。     

考虑采购资金约束的物流服务能力采购决策

CEO关联是影响企业内部决策效率和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社会网络关系和人口统计特征相似性产生的关联,忽略了CEO雇佣高管或建议提名董事产生的关联。此外,已有研究过度关注对CEO关联结果的探讨,而忽略了内外部环境要素对CEO关联结果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现代管家理论和代理理论,从管理者特质和权力的视角,探讨基于雇佣高管或建议提名董事产生的CEO关联的差异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以2009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STATA 12.0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系统分析并检验基于雇佣高管或建议提名董事产生的CEO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企业内部治理对这种CEO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CEO与其他高管之间基于雇佣关系产生的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形关系,即随着CEO与其他高管之间关联的增强,企业业绩提升,但当CEO与高管之间的关联程度高于临界值0.400时,随着CEO与其他高管之间关联程度的增强,企业业绩开始下降;CEO与董事之间基于建议提名关系产生的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董事会勤勉程度和监事会监督力度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对CEO和其他高管之间基于雇佣关系产生的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民营控股上市企业中CEO和其他高管之间基于雇佣关系产生的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以及内部治理机制的正向调节作用均显著,而国有控股上市企业中CEO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研究结果对深入认识CEO关联的价值效应及形成的内在逻辑、防范上市企业治理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建议上市公司适度给予CEO聘任高管的权力,且在公司治理实践中注意运用和平衡企业内部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之间的潜在替代关系,保障差异化情景下企业潜在收益的最大化。     

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实证研究

薪酬激励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我国六家股份制商业银行2001-2007年年报披露的有关数据,分析了高管薪酬与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加入控制变量来说明其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这六家银行的高管薪酬与商业银行的赢利水平显著正相关,但与资本充足率呈显著负相关。不良贷款率正向影响高管薪酬。外部董事的独立性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微乎其微,第一大股东负向影响高管薪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CEO关联、内部治理与企业绩效北大核心CSSCI

CEO关联是影响企业内部决策效率和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社会网络关系和人口统计特征相似性产生的关联,忽略了CEO雇佣高管或建议提名董事产生的关联。此外,已有研究过度关注对CEO关联结果的探讨,而忽略了内外部环境要素对CEO关联结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现代管家理论和代理理论,从管理者特质和权力的视角,探讨基于雇佣高管或建议提名董事产生的CEO关联的差异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以2009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STATA 12.0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系统分析并检验基于雇佣高管或建议提名董事产生的CEO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企业内部治理对这种CEO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CEO与其他高管之间基于雇佣关系产生的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形关系,即随着CEO与其他高管之间关联的增强,企业业绩提升,但当CEO与高管之间的关联程度高于临界值0.400时,随着CEO与其他高管之间关联程度的增强,企业业绩开始下降;CEO与董事之间基于建议提名关系产生的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董事会勤勉程度和监事会监督力度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对CEO和其他高管之间基于雇佣关系产生的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民营控股上市企业中CEO和其他高管之间基于雇佣关系产生的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以及内部治理机制的正向调节作用均显著,而国有控股上市企业中CEO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对深入认识CEO关联的价值效应及形成的内在逻辑、防范上市企业治理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建议上市公司适度给予CEO聘任高管的权力,且在公司治理实践中注意运用和平衡企业内部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之间的潜在替代关系,保障差异化情景下企业潜在收益的最大化。     

“竞合”如何影响创新绩效：中国制造业企业选择本土竞合与境外竞合的追踪研究

本文区分本土竞合与境外竞合,基于国家统计局2009年10月至2011年8月对全国40个城市制造业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和2009年及2018年专利数据构造出的时间断点追踪数据,重点研究了竞合对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首先,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合"战略有助于其提升创新绩效。具体来说,企业与本土竞争者的合作有助于其提升创新绩效,而与境外竞争者的合作对其创新绩效的提升无显著作用。其次,企业研发强度负向调节竞合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研发强度对境外竞合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对本土竞合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再次,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市场竞争程度高时境外竞合战略反而会降低企业创新绩效。最后,企业的境外非竞争性合作会削弱其竞合战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合实证研究的基本结论,本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利用竞合战略促进创新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高管灵性资本与创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从整合高管灵性资本和组织合法性视角,探讨高管灵性资本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以及组织合法性在高管灵性资本和创业绩效间的中介作用。研究选取创业企业高管和其创业绩效为研究对象,利用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122份创业企业的调研数据,并运用多元层次回归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灵性资本对创业绩效和组织合法性具有正向影响,组织合法性在高管灵性资本和创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中介模型说明了企业高管可以通过提升灵性资本水平进而提高组织合法性,为企业成长、发展和壮大提供原动力。     

商业生态系统治理、高管团队社会资本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受数字技术变革与应用影响，企业价值创造边界不断外扩，进而导致商业生态系统取代双边伙伴合作成为企业开展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情境。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研究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企业如何适应商业生态系统治理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机制。从非核心企业视角出发，主要探讨了商业生态系统治理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分析了高管团队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进而剖析了商业生态系统开放性、企业生态位重叠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商业生态系统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均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与外部社会资本在商业生态系统治理影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中发挥着多样的中介作用；（3）商业生态系统开放性、企业生态位重叠度均正向调节了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且均负向调节了高管团队外部社会资本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     

跨界流动：高管多变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跨界流动使得高管职业路径呈现多变性,有助于提升高管个人特质和职业胜任力,实现高管个人目标和职业成功,然而高管多变职业路径对组织创新有何影响,目前尚未明晰。本文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手工收集的高管职业跨界轨迹数据,区分了高管多变职业路径的“多变挑战型”和“多变平稳型”两种类型,研究高管多变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与专一传统型职业路径相比,高管多变职业路径更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其中高管多变挑战型和多变平稳型职业路径与企业创新投入均存在正向关系。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企业的国有属性会削弱高管多变职业路径尤其是“多变挑战型”职业路径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冒险精神与创业精神在高管多变职业路径与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上述研究结论为高管多变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也为引导企业从职业发展角度培养创新型企业家及其创新特质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外部搜寻、联结强度、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从企业边界理论和知识基础观出发,研究搜寻宽度和搜寻深度对组织探索式创新绩效和应用式创新绩效的影响;引入联结强度和吸收能力作为情景变量,探讨二者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利用三项交互方法,探讨外部搜寻战略、联结强度和吸收能力三者的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281家本土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利用分层回归分析和三项交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搜寻宽度与探索式创新绩效正相关,与应用式创新绩效呈倒U形关系,搜寻深度与应用式创新绩效正相关;联结强度负向调节搜寻宽度与探索式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正向调节搜寻深度与应用式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实际吸收能力正向调节搜寻宽度与探索式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潜在吸收能力正向调节搜寻深度与应用式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搜寻宽度、联结强度和实际吸收能力三者交互项与探索式创新绩效负相关,搜寻深度、联结强度和潜在吸收能力三者交互项与应用式创新绩效正相关。 通过探讨外部搜寻、联结强度和吸收能力的三项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搜寻宽度和搜寻深度对创新绩效的显著差异化影响,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解释外部搜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争论”;已有外部搜寻研究往往忽略组织间的联结机制,通过引入联结强度,弥补了联结机制的缺失;区别于已有吸收能力的直接效应研究,将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分情景讨论,丰富了吸收能力的权变视角研究。研究结果有助于加强外部搜寻理论研究,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指导中国企业具体创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