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价值链嵌入与创新绩效倒U型关系研究——企业数字化的中介作用与组织韧性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企业数字化深刻影响并优化价值链配置。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和嵌入理论，从数字化视角研究企业嵌入全球及区域双重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探讨本土企业通过数字化连接和配置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而提升产业链和重构价值链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嵌入双重价值链实现短期创新溢出效应，但过度依赖双重价值链则会削弱创新动力和协作效能；通过企业数字化行为整合数据价值链成为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有效方式，并在价值链嵌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组织韧性正向调节双重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拓展双重价值链嵌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提供数字化转型视角，并为企业根据实践需求适度嵌入价值链、打造组织韧性、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基于2012—2021年我国297个城市面板数据,选取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模型,研究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碳排放绩效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提高城市碳排放绩效。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与东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低经济水平城市、低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大城市相比,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经济水平城市、高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城市及中小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门槛效应结果表明,随着绿色管理创新水平提升,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影响效应逐渐增强。基于此,提出科学布局数字全球价值链嵌入策略、因地制宜制定城市碳减排方针、着力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碳排放绩效提升提供有效助益。     

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吗

绿色信贷政策重新配置信贷资源,促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绿色转型,为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了新思路。利用绿色发展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合并数据,以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机制检验可知,生产率效应与中间品替代效应是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对污染型中间品依赖程度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越小;地区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有助于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因此,细化环境风险评定标准与绿色信贷政策指导目录,完善企业创新激励配套措施,破解资金与技术障碍,提升环保政策执行力度,缓解绿色信贷政策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发挥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重要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质量提升:基于创新技术特征的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有重要影响,然而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果和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前向专利引证体现了企业创新质量的技术特征,为打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质量影响的“黑箱”提供新视角。基于2009—2019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及其技术连续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效率以及采取专业化分工的渠道,提升创新质量及其技术连续性。同时,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关注度越高、市场化水平越高以及行业集中度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质量提供崭新的研究视角,为数字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财政补贴作为一种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对中国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且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财政补贴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存在异质性特征,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与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中促进效果更强。因此,应加大绿色信贷贴息力度,降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融资成本;加强政府财政补贴监管力度,保障企业绿色创新技术财政补贴落实;构建数字化政府财政补贴管理平台,畅通政企补贴信息对接渠道。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9年数据,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价值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但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价值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其中的高科技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渠道机制检验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增强要素配置水平并对风险具有更强的可控力,这些因素的改善,都有助于企业价值水平的增加.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数字化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数字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可对产业数字化产生正向影响;从影响机制来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够通过金融资本深化渠道促进产业数字化;横向比较各区域得出,在经济发展、资源禀赋条件相对良好的东部与中部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数字化的作用强于西部与东北部地区。由此,为提升中国产业数字化的引领与创新能力,需有机衔接“业务与绿色技术”,“自上而下”增强绿色技术数字化水平,筑牢金融资本安全深化屏障。     

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考察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已有研究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度量缺乏统一的标准,并且没有对企业数字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微观路径进行全面深入的检验。区别于现有研究,文章不仅基于无形资产数据度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还对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进行了更细化的文本分析,用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业绩回顾”中的数字化词频占比来度量企业实际的数字化水平,并运用网络招聘大数据对构造的指标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文章考察重污染行业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运用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明细数据对微观作用机制进行探讨与检验。研究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这一结论在经过IV估计、反事实分析和改变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信息共享水平和知识整合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环保投资水平更高以及所在地区环境规制力度更强的企业,数字化产生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大。文章清晰揭示了企业数字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机理,拓展了企业数字化的相关研究,剖析了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和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2010—2021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的提高会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而动态能力的提升又会使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环境规制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当环境规制力度增强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也会增强。因此,制造业企业应当提升自身的数字化水平,以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ESG表现、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ESG是一个新型的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指标,发掘企业ESG表现如何激发企业内生动力进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在二者之间的渠道作用以及企业财务风险对企业ESG表现、企业绿色创新和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越好,企业绩效越高。对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良好的ESG表现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同时,企业财务风险对企业ESG表现通过企业绿色创新影响企业绩效的这条路径存在调节效应,且企业财务风险越大,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是存在保护作用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企业和成熟期企业而言,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提升效应更明显。     

“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中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吗

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构建绿色“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与内生性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稳健。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增加环保支出、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增加逆向知识溢出3条中介渠道,间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内陆节点城市、低清洁行业以及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结论对政府制定外贸与绿色创新政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绿色信贷、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研究发现：相较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且实现了绿色创新“量”和“质”的双提升;异质性特征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生产率水平更高、面临金融错配程度较轻及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较低的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传导渠道检验证实,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及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传导渠道发挥正向促进作用。最后,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数据要素推动数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深入，数据要素跨境流动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成为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基于ECIPE-DTE数据库测算了全球46个经济体2014—2018年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指数，结合国际面板数据展开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相关性分析，并通过中介效应考察此影响背后的传导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会显著地抑制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研发创新效应、制造业服务化效应和要素匹配效应会产生中介作用，阻碍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负向作用具有行业类型和经济体类型的显著差异，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这种负向影响。为此，需要制定合理的跨境数据流动开放政策，打通研发创新壁垒、优化要素配置、加快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信息技术水平，从而充分发挥跨境数据要素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杠杆作用。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采用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相结合的方式更为全面地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水平，对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发挥积极作用。在使用一系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旧保持一致。(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的途径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3)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技能溢价

投入数字化的发展引致企业生产环境趋于复杂化且向技能劳动偏移,但现有文献并未重视这样是否会扩大不同性质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差距。本文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我国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发展、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技能溢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和价值链分工均会显著提升劳动技能溢价,且数字化投入对于技能溢价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即价值链分工水平会强化这一影响;异质性分析区分了国内和国外投入来源并发现国内数字化投入占主导地位,与技能溢价呈显著正相关,而国外投入并没有发挥明显作用;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价值链分工会通过任务模型框架下的替代效应、生产率效应以及创造和创新效应三种渠道作用于技能溢价;进一步分析表明,投入数字化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同时存在于行业内部与上下游行业间。因此,应关注投入数字化的三种渠道和价值链分工深化的影响,规避由劳动技能溢价而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风险。     

数字经济与国内价值链分工

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提升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对于挖掘国内市场潜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2012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30个省份(市、自治区)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到国内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及前向、后向参与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促进前向和后向分工协调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技术促进、规模经济和消费升级效应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地区、上游分工环节以及制造业行业价值链分工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改善区域发展失调、价值链分工上游垄断下游过度竞争以及制造业技术水平不足等情况提供了经验借鉴。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1—2019年，全国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均值呈先缓慢下降，后持续上升的两阶段特征；全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则呈持续上升的趋势。(2)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最大。同时，这个提升效果会受到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即企业战略柔性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强。(3)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加强人力资源配置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4)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及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区域的研究样本中更显著。因此，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培育双元复合型人才，发挥国有企业的“领头羊”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金融科技“赋能”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信贷配置与监督的视角

金融科技是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导向下,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有何影响？文章利用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金融科技“赋能”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主要表现为绿色专利数量的显著增加,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既能在“事前”提高绿色信贷配置效率,促进绿色信贷供给,又能在“事后”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提升绿色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和金融机构数量较多的地区、高污染行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金融科技对绿色金融“赋能”,激发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力,对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财务数字化与企业成本粘性——基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的研究

数字化发展为企业提供系统化、集成化的数据支撑,数据正成为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本文选取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基于企业建设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财务数字化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并从信息渠道与资源调整渠道深入探究了财务数字化降低企业成本粘性的作用机制,拓展了企业财务数字化建设与财务数字化对企业成本管理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成本粘性,财务数字化的实施能抑制企业成本粘性,这种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明显。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财务数字化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资源调整成本,抑制企业成本粘性。因此,企业可以通过改善企业内部环境为财务数字化功能的发挥提供良好基础,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