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家庭农场规模确定的经济学推演

作为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型之一,家庭农场得到了各方的重视。本文综述了学术界对家庭农场的概念界定。在相关学者关于家庭农场规模讨论的基础上,用经济学推导的方式推演了家庭农场规模的确定,以及在制度限制条件下中国式家庭农场规模确定的探讨。     

农场主经历对农场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将农场主按具有相关务农经历、相关非农经历和相关多元经历分三种类型进行对比,基于中部地区某县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综合运用方差齐性检验、均值多重分析-LSD和Tamhane’s等方法及SPSS20.0软件,探讨农场主先前经历对家庭农场基本特征、经营种类和经营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场主先前经历对其家庭成员数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对家庭农场长期雇工数、初期投入资金规模和经营土地面积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农场主先前经历对家庭农场经营种类选择和经营绩效有显著影响。多元经历型农场主往往热衷于创办投资规模大、收益高、见效快的综合类项目,经营绩效最优;非农经历型农场趋向于选择投入和风险水平较低的种养结合类项目,经营绩效次之;务农经历型农场则趋向于选择单纯种植或养殖类项目,经营绩效相对最差。     

家庭农场规模:理论检视与实践内涵

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家庭农场概念以来,各界掀起了研究家庭农场的热潮。但在实践部门,政府困扰于家庭农场的规模界限问题。从家庭农场理论研究入手,从恰亚诺夫农民家庭组织规模的阐释到国内有关家庭农场概念的政策演变,大致勾勒了家庭农场的概念演变和规模内涵。另外,从上海松江和安徽繁昌家庭农场的实践经验中得出: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应该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在制定规模时需要考虑到当地非农就业程度和社会公平的原则,同时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     

家庭农场经营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

基于全国主要省份家庭农场的微观调研数据,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以及Logit模型研究家庭农场经营代际传递性以及经营行业的代际传递性.结果表明:家庭农场表现出较强的经营代际传递性,且家庭农场经营行业也存在显著的代际传递性;父代不同的经营模式会导致这种传递性的强弱不同,由强到弱依次为父亲经营农场、父母共同经营农场、父母至少一方经营农场、母亲经营农场;低人力资本家庭农场的经营代际传递性强于高人力资本家庭农场,大规模家庭农场的经营代际传递性高于小规模家庭农场.基于研究结论,建议相关措施需要关注家庭农场子代的现实诉求,优化家庭农场发展的配套措施,根据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设计不同的支持政策,引导家庭农场创新式发展与转型升级.     

多重网络结构嵌入下的农场规模选择

通过对湖北省和山东省104个农场的问卷调查,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研究了农场在国家、市场与村社的多重网络结构嵌入下的规模选择问题。在加入社会网络自变量和年龄、农场类型两个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农场规模选择的有序Logit回归模型。研究结果显示：政策支持网络、市场互动网络和村社关系网络对农场规模的选择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政策支持网络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显著,市场互动网络和村社关系网络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均部分显著。在国家、市场和村社这三重网络结构嵌入中,农场主与村社关系网络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程度最高。因此,为推进规模经营和农场发展,应改善与农场发展相关的结构位置资源,加强农场主多维网络平台建设,培育村社本土农场发展。     

内蒙古高等教育规模对地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内蒙古高等教育的大力发展,使得高校在校生规模不断扩大。广大学子为了接受高等教育而聚集在一起学习和生活,其开支必然对地区经济产生影响。本文主要从内蒙古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产生的最终使用增加和对社会总产出的影响两个方面,对内蒙古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并从挤占效应、溢出效应等五个方面,对影响估计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家庭农场研究:共识、争论及展望

家庭农场的学术研究随着家庭农场实践的推进而逐渐浓厚,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家庭农场有着自身的生产优势,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生产方式,但土地流转困难、资金短缺等问题阻碍了家庭农场的发展,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就成为学者共同研究的课题。由于家庭农场刚刚起步,学术界在家庭农场经营者的资格限制、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雇工问题、法律认定以及是通过土地国有化还是私有化来解决土地流转难的问题等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未来对家庭农场的研究应以多学科的视角,立足中国国情,探讨中国式家庭农场的发展规律。     

家庭农场:主导中国现代农业的新型市场主体

中国资源禀赋特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结构是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创新的现实基础。家庭农场与中国的人地关系相匹配,与工业化、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相适应,与现有农地制度相衔接,作为主导中国现代农业的新型市场主体契合国情;家庭农场有利于确保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利益,有利于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是实现中国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基石;家庭农场兼具家庭经营和企业经营的双重优势,能够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最大化,有利于实现农业经济发展与农村社会风险控制的相对平衡,是基于资源约束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现实选择。     

家庭农场:认识误区、发展难点与政策选择

家庭农场正逐步成为农业家庭经营的主导形式和中坚力量。准确认识内涵,消除认识误区,把握发展难点,是引导家庭农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加快土地确权颁证,探索建立进城农户、老龄农户自愿"退出"土地的激励机制,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强化财政金融支持,构建农业家庭经营服务体系,防止家庭农场"异化"等应成为当前的政策重点。     

简论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的一种有效的经营方式。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可以建立和发展家庭农场,使小块土地的分散经营升级为土地相对集中的规模经营,以促进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     

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对家庭生活福利的影响——基于陕西、河南两省城乡随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0年陕西、河南两省城乡居民迁移状况随机问卷调查数据,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单位,按照家庭主要劳动力职业变更情况和居住(就业)地变更情况,将农户分为四种流动模式:本地农业生产型、本地非农业生产型、季节性乡城迁移型和城市居民化型.在对四种类型家庭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评价了不同流动模式对家庭收入和生活满意度两个方面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家庭不同流动模式均能够有效提高家庭收入,进一步影响家庭生活满意度,但农村本地非农业生产型家庭和城市化型家庭收益较大,虽然临时性的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季节性就业迁移家庭的收入,但是不完整的家庭生活使得季节性就业迁移家庭生活满意度较低,进一步指出促进富裕且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农村家庭城市化是提高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改善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福利的理想选择.     

基于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实证分析

中国企业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实现了企业的做大,但是在企业做强方面成功的例子少之又少.针对这一现状,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出发,以成功企业青岛啤酒作为实证研究对象,进行基于产业集聚下的规模效益问题研究.通过对经典的C-D模型进行拓展,利用此拓展模型对青岛啤酒进行了基于产业集聚下的规模效益问题研究,构建了两个存在时间先后顺序的计量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得到了青岛啤酒的集聚路径,并为青岛啤酒今后发展提出了具体对策与建议.     

寿险业规模经济、X效率的实证分析

利用98家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估计了2003-2005年寿险保险公司的规模效率和成本X效率.寿险业成本效率普遍提高,但增速不快,产品集中度、资本属性和产权特征是我国寿险业成本X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除三家市场分额最高的寿险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其余保险公司均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     

经营业绩、流通规模与股票价格关系--来自电力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简要地分析了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理论假设.本文以2003年沪深股票市场电力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计量经济分析发现,股票价格与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每股收益变量呈显著正相关,与流通股本规模呈显著负相关,股票价格与反映公司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的流动比率、总资产周转率和税后利润增长率变量相关性不显著,并由此得出几点重要的启示.     

农户规模、政府抽检与农户施药行为——基于山东省蔬菜产区837个农户的调研数据

在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背景下,农户规模的逐步扩大成为必然趋势,规模的改变如何影响农民的生产行为值得关注。基于山东省蔬菜产区837份农户问卷,运用Probit模型综合分析农户规模、政府抽检对农户违规施药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产规模与政府因素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单独影响并不确定,而规模的增加与政府介入的结合可显著改善农户生产行为。     

中国出口商品比较优势变化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二位数数据,运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测算了中国出口商品从1980年至2004年的比较优势变化.得出:中国出口商品比较优势符合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并遵循了阶段比较优势原则.     

关于农业综合比较优势的实证研究

比较优势理论已发展成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即由单因素比较优势转变为多因素比较优势,由注重外生比较优势转变为外生与内生比较优势并重。以2000~2007年全国31个地区的面板数据为依据,通过对农业综合比较优势的实证研究,验证综合比较优势的存在性及内生比较优势的重要性。     

家庭农场土地流转集中的困境与对策

现阶段实现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集中的主要途径是土地流转，但是通过土地流转集中起来的规模化土地对家庭农场生存和发展的适宜度还有待考量。该适宜度可采用片数和质量、速度和持续时间、用地成本、权利清晰度、规模大小等关键性指标来衡量。基于以上指标，在家庭农场前期介入、集中土地阶段，会遭遇到集中连片土地难、农户不愿意转出土地而形成的“钉子户”、农户选择性流转土地、土地流转期限短等问题；在家庭农场正常运营阶段，会遭遇到农户单方面提高土地流转价格、农户选择中途违约或期限届满不续约、农地权利不清晰所造成的家庭农场土地被征收时补偿分配混乱等问题；在家庭农场退出、破产而放弃土地规模化经营阶段，会遭遇到家庭农场经营者违约退地、家庭农场规模化土地的再转让、家庭农场资产清算与债务清偿等问题。破解家庭农场各阶段在土地集中上遇到的瓶颈和障碍，应从明晰农地产权、创新农地权利流转模式、构建家庭农场经营者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共同体等几方面着手，以达到降低家庭农场土地集中交易成本、用地成本，缩短交易时间以及提高农户流转农地权利期限等综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