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民族

民族作为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有各种各样的民族,即是说,有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民族,有各种类型的民族.社会主义民族作为通常意义上所讲的民族来说,它是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的最高类型.研究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与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社会主义民族形成的不同道路     

研究民族特征的方法论原则

本文认为,民族形成的条件和民族的特征是互相联系的两个不同的范畴,“形成条件”(或曰“形成前提”)是作为民族产生之基础的因素,而“特征”却是表现出一个现象的独特面貌、并把该现象与其他现象区别开的因素。民族特征必须具有族体的普遍适用性,否则这个特征就不是对民族这一社会现象的正确归纳。不仅如此,民族特征还必须具有“类型区分功能”(亦可称为“对外区分功能”),即它能在民族共同体与其他类型的人们共同体之间划界;还必须具有“族体区分功能”(亦可称为“对内区分功能”),即它能在不同民族单位之间发挥区分作用。根据上述原则,作者认为,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自我意识,才是构成民族共同体之内涵的因素,才揭示出每个民族不可替代的独特面貌。民族自称则是每个民族具备上述本质特征的表象和标志,民族的内婚性又是保障民族诸特征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手段和条件——这就是民族诸特征的各自功能。     

民族学

民族学是研究民族或民族共同体的一门社会科学。“民族学”这个词源于古希腊文EθNOΣ(族、民族)和(FPAΦEIN(描述),直译为“民族的记述”。民族学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名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各国等同于民族志(Ethnogra-Phie,包括民俗学Volkskunde),在苏联、蒙古等国称为民族学(),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瑞士、奥地利叫民族学(EthnoIogie),英国称为“社会人类学”(SocialAntroPoIogγ),美国叫做“文化人类学”(CuIturae AnthroPoIogy)。     

民族文化内在特性论纲

民族是一个复合的文化共同体。构成民族的要素有生物的、地理的和文化的。民族文化有其自身的内在特性,有其自己的演变规律。 一、时代性和继承性 民族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各个时代的文化,既有继承性,又有创造性,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每一时代的人们既是传统文化的     

"民族互嵌"视野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命题,也是重要目标。2014年习近平首次提出"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后,"互嵌"一词成为民族学、社会学、马克思民族理论等学科讨论的热点范畴,然而学界基于社会结构、社区环境等角度的分析较为集中,而利用"民族互嵌"的视角切入分析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相对较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框架以及社会学家Zukin 和 Dimaggio "嵌入性"四种类型的分析范式^([1])进行结合,进一步分析"互嵌"下的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路径。     

浅谈民族的发展变化问题

民族属于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共同体。斯大林就曾经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因此,它与其他社会现象一样,不是从来就有,不可能永恒存在,也有一个产生、变化、发展的过程,即     

民族因素与政治体制、政治行为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物质特征和精神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它作为一种稳定的、凝聚力很强的社会实体,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从来就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政治则是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民族和政治都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它们之间既有明显的区别,也有密切的联系。探讨民族因素与政治体制、政治行为的关系,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正确认识和掌握政治发展的规律,从政治     

中心—边缘关系视角下的边境地区跨界民族研究

跨界民族问题是现有跨界民族研究中的核心,而边境空间的变化催生了跨界民族研究的新的变化。空间是人类生活的第一场域,以往边境地区是国家的边缘空间,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心—边缘关系的加剧和跨界民族经济能力的不足是跨界民族问题滋生的关键。随着国家间关系的改善和国家对外经贸发展的需要,边境地区从屏蔽功能向中介功能转换,安全为主导的边境向发展为主导的边境转变,中心—边缘关系的改善使得边境地区成为新的发展中心。在这种新的形势之下,具备跨境交流能力的跨界民族成为边境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特殊力量。因而,从发展的边境地区视角对跨界民族进行研究,需要有三方面的研究转向,即由问题型研究向发展型研究转变;由应对型研究向治理型研究转变;由防范型研究向软实力研究转变。这三个转变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民族定义的一点看法

杨堃先生曾对民族定义作过如下表述: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的稳定的共同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它分为氏族、部落、部族、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五个阶段和五种类型。这五种类型的民族,全具有这四个要素,但这四个要素是有联系和轻重之分的。其中,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是主要的和必不可少的,缺此便不成其为民族。至于其他三个要素,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也会消失。”     

关于“民族”定义的新思考

本文就民族形成及其演变、民族识别的理论与实践、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传播媒体和学术界用词语的混乱等问题作了一番审视后认为,如何理解“民族”的固有内涵,今天做进一步的探讨仍有积极意义。作者从宏观的角度指出,资本主义利用各种手段早已把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人们共同体卷进了现代民族的旋涡,从而否定了“部族”说,主张把现存的民族共同体一律称之为民族,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或时代,可将迄今出现的人们共同体,划分为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     

傣泰民族多元复合的民族文化特征与民族形成

傣泰民族是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不断融合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形成的族群。傣泰先民固有的百越文化因素与华夏文化因素、印度文化因素、东南亚文化因素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相互交融、整合,形成了傣泰多元复合的民族传统文化。因此,今天的傣泰民族主要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群体,而非种族或血缘上的族体。我们研究傣泰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应着重于文化因素,而不是血缘因素和与之相关的民族源流迁徙。     

当代西藏米林珞巴族社会变迁的人类学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米林珞巴族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珞巴族与藏族及其他民族密切交流的结果。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考察这种文化变迁,采用文化功能和变迁的理论客观描述珞巴族文化变迁现状,勾勒珞、藏文化涵化的过程,同时提出珞巴族传统文化的现代适应机制,探讨在保存珞巴族最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如何有效地促进珞巴族社会文化发展的方法。     

滇边跨境民族研究六十年的回顾与前瞻

滇边实践的流变和国家建设的转变影响着滇边跨境民族研究的叙事范式。建国初探重在清晰滇边跨境民族模糊的面相。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紧张的国家关系使跨境民族研究集中转向北部疆域,滇边跨境民族研究涅无新的推进。直至八十年代,国家守土固疆和富边强国的意志延伸到全国边境,跨境民族研究为现实服务的理念成为急迫的国家需要,滇边跨境民族研究才再度得以补课建基。研究雏形的丰腴和完善,又将滇边跨境民族研究带入了争鸣的斡旋。这些争辩的话语使许多云南本土的边疆学研究者回头静心关怀实证,从滇边跨境民族真实的生境来哲思,发现了更多新鲜的研究理路和更加深层的社会问题。     

从人类学视角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文章探讨了人类学与民族体育文化特征的关系,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现代世界竞技体育项目的主要来源,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丰富和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铸型作用,表现为探索人类体育文化形成发展的真谛,形成与丰富世界体育运动的内容手段与形式,完善世界体育科学的思想体系,拓展人类体育功能结构的外延,推动人类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地缘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以中国西南边疆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沿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直接影响到该国跨界民族的向心力,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缘地带,跨界民族为了获得区域经济的最大化利益或者获得所在国政府的经济援助,以缩小区域经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的经济差距,地缘认同成为跨界民族的政治诉求,地缘主义成为跨界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构成了边缘地带的地缘主义思潮,跨界民族以地缘民族文化和地缘民族宗教为认同,形成了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为诉求的跨界民族主义,本文主要考察地缘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增强我们对西南边疆跨界民族的认识。     

乌干达奥博特政府的民族政策

奥博特政府第一次执政时反对民族分裂和其它民族主义倾向,维护民族团结;强调发展民族经济,并谋求各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倚重北部尼洛特民族集团势力的支持,排挤和打击南部班图民族集团的势力;对亚洲人既限制又利用;逐步改善与邻国的关系,接受部分难民,努力解决跨界民族问题。第二次执政时想方设法谋求民族和解,鼓励亚洲人返回乌干达,整顿国内治安,大力进剿反政府武装力量。     

朝鲜族社会家庭结构变迁与性别平等研究

中国朝鲜族社会开放度较高。朝鲜族人口移动导致集居地空洞化现象的底层是家庭结构形式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单亲家庭数量呈急剧增长的趋势。家庭结构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同时反映了信息社会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研究朝鲜族社会家庭结构变迁问题,对于把握未来中国社会家庭结构的总体发展具有典型意义,同时对于当今社会性别平等乃至人间平等、种族平等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化多样性与云南的多民族和谐社会建设

云南是中国文化多样性最为富集的省份之一。云南各民族文化多样性中蕴涵的和谐文化,直接建构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多样性促进创造性和多样性促进稳定性,是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云南的文化多样性对构建和谐云南具有积极作用,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护与发展文化多样性,推动云南的多民族和谐社会建设。     

款约与侗族传统生计方式的和谐运行

侗款是侗族社区的习惯法。任何形式的习惯法都是相关民族传统文化的衍生内容,也是这个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民族中,各自执行的习惯法,无论是立法的依据,施法的手段,还是具体的法律条文都各不相同。但任何形式的习惯法,其基本特征都会与该民族的其他文化事项息息相关,同时又对其他文化事项发挥重要的影响。可是．时下国内的学人在对侗款进行研究时,很少关注侗款的特点及实施成效,而是更多的关注侗款的渊源。作者在长达十三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基础上,对侗族社区的侗款进行了调查与反思。本文认为侗款经过了上千年的延续与变迁,其内容与特点仍然以其不同的残留形式在今天的侗族社区发挥作用。仍然维持侗族社区的和谐运行。     

现代化与小民族生存问题探讨

作者对近年国内流行的“小民族”概念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意义上进行界定,并对学界关于小民族生存发展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文献回顾和理论梳理,同时结合在鄂伦春族社会的田野工作,思考了社会环境与小民族生存的互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