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以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为例

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引领作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客观需要。由于一些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组织力不强,加之基层街道和乡镇权责利不匹配、治理资源和能力不足等原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效果。北京市实施"吹哨报到"改革,以赋权、下沉、增效为重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取得明显的效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党建为引领,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以问题为导向,着力破解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共建共治为合力,下好综合治理一盘棋;以技术创新为手段,提升社会治理信息化水平。     

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正林显东在2020年6月9日《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建设社会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不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既有赖于党和政府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也需要广大群众提升能力素质、认知水平,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有效发挥主观能动性,合力行动实现利益最大化。     

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启示——以柘荣县为例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下的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基于历史、理论、制度的三重维度分析,总结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柘荣县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成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调动群众参与,推进多元共治,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有助于进一步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到基层治理实践,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构建以社区为重心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乡村治理模式变革与农村社会发展——以浙东DT村为个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以人民公社体制为载体的控制型治理模式与八十年代开始确立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在这两个阶段,农村社会呈迥然相异的发展状态。反思乡村治理模式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可得到如下启示:乡村治理须以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为基础;乡村治理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与创造性;乡村治理不应割裂历史文化传统。     

“和合故能谐”——渝北区龙溪街道以“五和”推进社会治理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区治理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载体。渝北区龙溪街道秉持和合故能谐理念,把握基层社会治理问题、需求、目标三大导向,推动人力、物力、财力向基层社区倾斜,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寻求政府治理和社会协同、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探索出一条互联互促、文明双向、和谐共生的治理路径。     

从社会复合主体到城市新型共同体——以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建设为分析个案

“单位社会”的瓦解引发了人们对城市新型共同体的呼唤。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建构无疑是一次构建城市新型共同体的探索。它不仅建构了中国特色的政府与社会间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体化与社会化的融合,而且还推进了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与公共精神的有效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城市新型共同体的社会复合主体仍有着一些需要讨论与解决的问题,如社会系统分化、组织的法律性质和组织成员的社会认同。‘．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以福建省邵武市“民生110”为例

从社会治理的含义和特点出发,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地分析,并以福建省邵武市"民生110"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为例,探索通过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等路径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     

国外网络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网络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基于网络社会具有的共同属性及其发展规律,理应秉承取其精华、兼收并蓄的态度,借鉴和吸收各国网络社会治理的有益经验。梳理新加坡、日本、美国的网络社会治理实践,可以得出以下启示:网络社会治理需要贯彻综合防控的原则,建设法律规范、政府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国际合作相结合的信息网络管理体系,才能形成维护网络公共秩序的有效合力。     

复合治理：城市公共事务治理的路径创新——以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实践为视角

市场主体与民间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实践表明,“复合治理”能够有效转移政府的部分社会职能,是当前中国城市公共事务治理的路径创新;政府应引导、吸纳各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结合当前社会复合主体运行中的某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完善城市公共事务复合治理机制的对策与思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以延庆县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积极开展社会治理,进行了一场革故鼎新的民主改革、社会变革。通过解决旧社会遗留的顽瘴痼疾、划分和改造阶级成分、完善社会保障、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管理体系等,把一个满目疮痍的旧社会,治理成欣欣向荣的新社会。以延庆县为例,其主要做法包括:通过剿匪、镇压反革命、肃清黄赌毒、提倡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等重塑社会风气;通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阶级,各个阶级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成为了新社会的劳动者和建设者;通过对旧人员"包下来"、劳动力"统包统配"、设立劳动保险、开展社会救济等,构建公平可靠的民生和社会保障制度,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社会安定;通过在城市设立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在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合作社等,加强对城市和农村的管理。这些做法取得了显著成效。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以南京市秦淮区为例

社会治理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与热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期间要努力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要求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根据中央提出的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可以看出将共同体这一概念运用到社会治理领域,表明中央在顶层设计上更加注重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注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     

创新社会治理 打造边疆安宁的亮丽风景线——以苏尼特左旗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为例

<正>苏尼特左旗位于锡林郭勒盟西北部,面积3.3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4万人,是一个传统的牧业旗,与蒙古国边境线316公里。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生态移民、撤乡并镇的进程,原有的城镇、牧区居民分布格局产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社会管理基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伴随工业化、旅游业的推进,边境地区流动人口大大增加;多元文化的碰撞,打破了社会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并于同年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在2017年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面对全球治理的挑战,＂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的高度。     

关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石家庄高邑县为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十四五"规划建议第48条专门论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特别关注基层社会治理。河北省高邑县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县域综合试点之一,近年来,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积极开展"一网先行,三治并进"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真正共同体思想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社会治理实践创新。它强调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其鲜明的内涵特征与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特征具有内在契合性,主要包括以实践为基础、共同体意识的培养、多主体互利共赢、人民需求为价值导向四个方面。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对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启示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强国家-强社会"治理模式;将实现共同利益作为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基础;遵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     

着力构建两全治理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北京市朝阳区依托区、街乡、社区(村)三级党组织和相应的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把各类社会主体有效地组织起来,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着力从纵向嵌入赋权服务群众和横向联动整合社会资源两个维度入手,把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构建了全区域统筹、全领域协同的“两全治理”格局,有力地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关于“公民社会陷阱论”的思考——以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为视角

本文以周本顺先生提出的“公民社会陷阱论”为思考点,根据其《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之路》行文思路,从公民社会的来源概念、公民社会与群众路线的关系、公民社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中的作用、以及公民社会培育和规范等方面论证了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     

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及其对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启示

马克思从实践观点出发,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阐释了人的社会关系、公共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公共性意蕴。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是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其现实意义在于提高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扩大公共利益的共享性加强联结多元治理主体的纽带,在民主协商的过程中架起政府与社会理性沟通的桥梁,培育多元治理主体的公共精神。     

网格党建与农村社会治理融合的实践探索——以上海市松江区为例

当社会治理进入网格化时代,“乡政村治”治理模式逐步向“社会共治”治理模式演进,农村治理中以身份为标准的党组织设置模式,已不适应党员教育管理的形势,易导致党组织与村级管理服务、党员与网络管理出现脱节。破解这一困境需要强化农村党建网格治理中的党建引领功能,应聚焦减负、增能、赋权,整合管理服务资源,发挥党建引领、网格支撑、党员参与、社会协同的网格整体治理功能,更好地为群众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优化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