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解体与重构:霍布斯"绝对主权"思想评析

霍布斯的"绝对主权"思想至今仍被"误读"为是为专制主义张目.但只要深入到他写作的时代背景和他的逻辑体系中就会发现,作为一个生活在传统秩序解体、新秩序尚未建立的社会转型期的思想家,霍布斯的理论跨出了现代人类政治生活决定性的一步,是新秩序伟大的建构者.他所建构的新秩序理论根基--绝对主权,虽然未能满足现代人的所有需要,但仍未被超越.     

激情与政治——霍布斯政治哲学的一种新诠释

本文以"激情与政治"为主题,用激情说来重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激情是人性理论中最本源也是最强大的因素。自然状态就是激情"自在自为"的状态。激情凭借内在的张力"过渡"到理性的一般法则(自然法),激情在理性的指导下得到约束,人们相互转让权利订立契约(进入国家),在国家状态中人的激情被秩序化,所有人都统一于单一人格———国家之中,最终实现理性、意志、激情三者的有机统一。而宗教的种子是内在地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的,特别是在基督教国家中宗教与激情、政治是同构的。     

在自由与权威之间——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一种解释

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本图示是:个人在善恶、道德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对暴力横死的恐惧唤醒人类的理性,人类因而发现自然法的教诲,在其指引下走出自然状态.人们一旦建立国家,将自身置于主权者的统治之下,就有服从主权者意志、遵守法律的义务,因之丧失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获致和平共存与国法保护下的臣民自由.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个人主义和现代国家理念,奠定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基础.     

政治与反政治——论阿伦特对霍布斯的理解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霍布斯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当代政治哲学中不同类型的思想家那里,因而呈现了一幅霍布斯复兴的景象。阿伦特从其极权主义的经历和反思出发,把霍布斯置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之中,基于她自身对政治之为一种存在方式的理解,认为他既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家,又是本真意义上的反政治的哲学家。这个判断看似矛盾,却极为敏锐地揭示了经济盛行的社会现代的政治化倾向,也反映了阿伦特重申政治之尊严的匠心所在。     

《利维坦》主权形成的内在逻辑——新的政治基础和主权建构

通过对《利维坦》的解读揭示作者国家主权理论中的内在逻辑。根据霍布斯在《论人类》中前几章的写作背景和意图,并借助于施特劳斯和剑桥学派的相关解读,可看出霍布斯新的政治哲学基础,即在自然状态下关于权势欲与恐惧之间的对立。在此基础上,霍布斯进一步阐释了精致地构建主权理论,并为《利维坦》所塑造的两张完全不同的面孔。     

以世界政治实现人类主义价值共识——从联合国宪章看主权与超国家权力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间政治多边化的潮流中,国际机制已成为学术探讨和外交实践的主流,绝对国家主权话语丧失根据。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在国家力量差距仍然严重分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中规避发达国家的欺压,中国应该主动建构以“权利政治”和“超国家权力”为核心概念的国际政治理论来批评“权力政治”和“强权”、“霸权”现实。作为世界政治的超国家权力主体,联合国可以为克服霸权主义政治形态而实现人类主义价值提供可能性,超国家权力与主权、人权的辩证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深入体会的外交哲学。     

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以激情说为核心的人性论

凭借于激情说的根本转换,霍布斯实现了与古典人性论的彻底决裂,为现代政治哲学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石。在霍布斯看来,人之所以要建立国家,不是因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具有天然合群的本性;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计,以便实现自我保存。就人性之自然而言,人和动物的激情大体相同,激情并不是两者区分的根本性指标。就人性之社会而言,霍布斯给出了“关于人性的绝对肯定的假设”：自然欲望公理（虚荣自负）和自然理性公理（死亡恐惧）。正是这两条人性论的公理,奠定了霍布斯人性之道德的新基础。而这种全新的道德不过就是由死亡恐惧所激起的对和平状态的追求。     

荀子与霍布斯政治哲学的比较分析

荀子和霍布斯在政治哲学的逻辑前提和基本结论的相似仅仅是表面的。对于政治哲学的建构,霍布斯是诉诸契约论,荀子则从规范论的维度出发展开政治图景的设计。这两种路径实质是演进理性和建构理性之下的不同产物。由此出发去理解各自的理论分野,乃至评判其理论上的得失是富有意义的。     

现代政治哲学的世俗化建构--霍布斯政治理论的神性与俗性

17世纪欧洲文化性格的转型在政治领域表现为从神学政治到世俗政治的转变。完成这种转变的是霍布斯,他采用马基雅弗利的方法,以基督教的神学政治观摧毁了古代的自然理论,又以古代的自然理性摧毁了基督教的超验色彩。通过对基督教神学的政治化,以个人的政治权利为出发点,奠定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权与人权问题

主权与人权问题不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个主要范畴,也是给当今国际社会现实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热点。在诸如主权原则、人权概念、二者的关系,人权的国际化趋势与国内管辖权的矛盾,以及由此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造成的冲击和对国际法、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挑战等方面,人们确有深入思考、探究和冷静应对的必要     

试析分权政体设计衍变

分权政体设计指政治主体依据一定的原则和目标,将政体内部结构各要素进行科学分工、配置,并有效运转,把政治任务、政治责任、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进行有效组合和协调的活动.分权政体设计经历了混合政体设计、二权分立政体设计阶段、三权分立政体设计阶段等.     

"精英-民主"模型:中国政治模式的经验描述与理论重构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模式的研究也越发流行起来。然而,由于这一概念是对西方主要经验和主流理论的双重挑战,因此热闹的研究景象背后并没有多少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文发现,正如中国经济的成功离不开政府主导一样,中国模式的核心亦非经济模式,而是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在经验描述和理论重构的多次互动中,中国政治模式最终可以被表述为精英—民主模型。精英是指在国家层面上,我国的权力稳定地归属于一个具有高度公共性和执政能力的自主排他的政治集团;民主指的是在基层社会中,村民/居民通过直接民主的途径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精英与民主辩证统一地构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模式。     

社会质量理论视野下的政治参与——兼论西方概念的本土化问题

"政治参与"的研究应仅仅关注自主参与和合法参与,还是承认、包容动员参与和非合法参与,这是该领域内学者的主要分歧之一。社会质量理论从五个方面完成了对于政治参与概念的"容纳与超越"。运用2010年上海社会质量问卷调查的部分数据,将政治参与和社会质量同时作为外来的理论概念,分析其在中国的适用性与本土化问题,可以看出:不仅中国的政治参与状况异常复杂,西方的有关理论无法套用,而且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对此的测量也有力所不逮之处,有必要进行完善。     

社会制衡还是三权分立:政治权力的多元化——从罗伯特·达尔的社会制衡思想谈起

罗伯特.达尔是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创立者和最主要代表。他从分析“麦迪逊式民主”理论出发批评了“三权分立”理论,主要想通过宪法上的分权和制衡方式制约权力的观点,提出了他的社会制衡的思想。实际上,麦迪逊本人并不反对社会制衡,他通过对“党争”的分析恰恰说明,在大型共和国内,人口差异及数量繁多的党争有利于促进共同利益,自由的共和国不仅有赖于政体形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有赖于多元主义社会的生成。对于权力的制约要依赖于一种对抗性的权力体系,这既包括国家机构内部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也包括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同时还包括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控制。     

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安乐死”问题的再思考

安乐死问题涉及到医学、法律、哲学等诸多领域,对于安乐死问题一直存在赞成与反对这两种声音。安乐死并不与伦理道德相冲突。反对安乐死论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伦理道理驳斥另一种伦理道德,不具有科学性。安乐死问题与生命权体戚相关。安乐死某种程度上是生命权的表现形态之一。安乐死立法是建立在发达的医疗制度、法律制度等基础上的。当下中国对于安乐死立法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现实而谨慎进行,对安乐死的条件、程序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界定。     

全球治理与国家主权理论

国家主权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和创新,离不开全球治理理念为其提供的理论支撑与创新,尽管后者在理论上尚不具备完整的体系建构,在实践中也处于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尽管两者之间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显示出一定的张力,但其相互影响的表现恰好体现出两者在发展方向上的契合,这也反映出了当代国际法正由"共存国际法"日益向"合作国际法"过渡的发展大趋势。     

从政治文明建设的视角解读依法行政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作为特殊政治主体的政府,实现依法行政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政府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必须做到:依利民之法行政,政府要带头守法,坚持行政行为的公正,坚持行政行为问责制。     

权力实践与政治象征

政治生活中权力的争夺不局限于取得物质利益的支配权,在更深的层面是追求精神领域的支配权。精神上的联系使大家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共同体,成员间共享相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广泛存在于大众生活中的政治象征满足了人们的这种社会和精神需要。从权力的角度,透过其多样的表现形式揭示出政治象征的实质是政治在精神领域的权力实践,其研究向度是政治权力本身。权力精英们通过政治象征的运用塑造了政治领袖、掌握着政治话语的解释权、操纵着各类政治仪式。通过意义的阐述和价值的构建,实现了为权力提供合法性论证和辩护的核心目的。     

关于日本行为共同说的反思

行为共同说以追求社会防卫为价值目标,主张以“共同行为”这一事实认定多数犯罪行为人之间的“共同性”,在“行为”面不要求共同实施特定的犯罪;在“意思联络”方面,也不要求数人必须具有共同实现犯罪的意思联络。由于这一主张不符合现实生活中的共同犯罪的事实,从而不能科学地认定犯罪人之间在行为上何以共同性的问题。因此,日本行为共同说是值得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