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企业技术效率的分布特征与异质性来源:微观实证与比较北大核心CSCDCSSCI

环保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差异化的政策扶持体系。但纵观现有研究,针对环保产业发展质量的衡量、内部异质性的梳理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探讨仍然缺乏统一框架。以微观环保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作为切入点,基于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采用中国规模以上环保企业2003—2013年统计调查数据以及环保类上市公司2014—2018年财务披露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两个时间段的多维统计和分组计量,对中国环保企业的技术效率分布特征及其异质性来源进行了系统诊断,研究发现:①中国环保产业内部的技术效率差异广泛体现于细分行业、所有制、区域等不同维度,且上述异质性特征既受制于特定的产业和政策环境,也会对外部影响因素变化产生个性化的响应机制;②中国环保企业的微观效率演进已经从政策驱动逐步转向市场推动,并对内部管理改善和外部市场竞争具有显著的正向反馈机制,行业整合和“做大做强”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强;③中国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体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逐步改善,但环保企业技术效率变化对重资产扩张模式和负债驱动型增长的负向反馈机制依然明显,且微观环保企业层面的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和财务去杠杆压力也仍然一定程度上存在;④环保产业内部不同所有制、区域、细分领域的技术效率水平对不同类型政策扶持手段的响应机制和方式存在着显著不同。由此,要推动实现中国环保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目标,不仅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引领和调节作用,聚焦微观环保企业个体的竞争能力塑造和经营管理能力提升;也需要依据微观环保企业技术效率的异质性特征及其个性化响应机制设计针对性、差异化的政策扶持体系,并加速产业整合和结构优化,提升相关政策措施的有效性。     

环保投资效率实证与政策建议

对我国环保投资效率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每年我国的环保投资是不断增加的,但是相对于其自身的高速增长,环保投资所取得的治污效果是相当差的。尤其是本文在孙冬煜所构造的"环境保护投资优先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对原模型中的假设进行了适度的修正,利用2000-2007年我国环保投资数据,对我国环保投资的效率进行了实证检验。我国的污染物排放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且上升幅度较大。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就是我国环保投资的效率低下。基于以上分析,作者还提出了完善公众监管措施、改进投融资机制、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推动环保产业战略性调整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制定相关的财政激励措施等提升我国环保投资运行效率的政策建议。     

碳排放市场一体化对异质性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

随着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启动,碳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区位选择、产业转移以及中国空间经济格局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以碳市场一体化为背景,整合"新"新经济地理学(NNEG)和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ACE)的理论和方法,直接从异质性企业生产决策、碳交易和区位选择行为出发,建立了一个基于agent的两区域空间经济学模型和计算实验平台,并通过设置不同的政策情景,探讨了碳市场一体化背景下碳减排、碳交易、区域政策倾斜及碳配额分配方式等多种因素对企业的区位选择、产业集聚、东西部区域差异、效率与福利、碳交易活跃度等方面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1)在没有东西部地区间碳减排政策差异和碳市场交易的情形下,碳减排政策并不必然改变企业的区位选择,这种环境管制能够加剧企业间竞争,从而提升各地区企业的生产效率。(2)在没有碳市场交易的情形下,对西部地区的碳政策倾斜将影响企业区位选择,改变经济的空间格局,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但缩小区域差距的效果随着碳约束的收紧而减弱。(3)在同时存在区域碳政策倾斜和碳市场交易的情形下,碳市场交易有利于企业向东部发达地区集聚,企业边际成本降低,两地区企业总数量增多,社会总体福利增加。(4)碳配额的分配方式直接决定碳交易的生命力。分配规则尽可能地纳入企业异质性因素不仅能提升碳交易活跃度和持久度,还能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局经济效率。本文还就整合空间经济学和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进行了讨论。     

中国碳交易试点覆盖企业的微观实证:碳排放权交易、配额分配方法与企业绿色创新

作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政策手段,碳排放权交易在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同时,也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匹配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重点控排企业数据与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专利数据,首先运用多期PSM-DID方法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采用全样本多期DID、反事实、安慰剂、改变时间窗宽、Tobit模型等方法检验结论的稳健性。然后手工搜集试点地区重点控排企业具体的配额分配方法数据,并基于企业层面的配额分配方法考察不同的配额分配方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最后,将企业按早期绿色创新水平和规模大小分组,检验配额分配方法对不同组别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激励的异质性。实证结果显示:(1)碳排放权交易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2)基准法相对于历史法,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更强。(3)历史法会削弱早期绿色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动力,产生"鞭打快牛"的效应;而基准法则更有利于激励早期绿色创新积累较多的企业从事绿色创新活动,产生"激励先进"的效应。基准法分配还更有利于激励规模较大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受其核心制度设计——配额分配方法的影响,且对于不同特征的企业而言,其受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基于此,应充分结合各行业、企业特征,权衡不同配额分配方法的优势与短板,建立科学合理、奖惩分明、兼具公平与效率的配额分配制度,强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进而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的时空异质性与驱动因素研究

将大气污染物视为“坏”产出,基于SBM-Undesirable模型与Global Malmqusit-Luenberger（GML）生产率指数实证测算2006~2015年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大气环境效率与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考察其时空异质特征与驱动因素,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方法揭示大气环境效率地区差距的形成根源,通过构建“效率-生产率”矩阵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大气环境效率提升的优势与不足。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整体水平偏低,不同地区差异较大且在考察期间维持了下降趋势,大气污染减排潜力巨大;长江上游、中游与下游三大地区之间差距与长江上游地区内部省市之间差距是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地区差距形成的主要根源;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完全依靠技术进步来驱动,技术效率恶化是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生产率提升的主要障碍;不同省市大气环境效率提升的优势与不足存在差异,因而必须因地制宜地制定大气污染防治对策。研究结论可以为长江经济带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时空异质性;驱动因素     

企业环境行为:环境政策研究的微观视角

企业环境行为是是企业面对来自政府、公众、市场等方面的压力．而采取的宏观战略和制度变革、内部具体生产的调整等措施和手段．是环境政策效果的具体体现。政府、公众和市场压力在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工业绿色化的初级阶段以政府压力为主。随着公众和企业更多地参与到环保行动中来．来自市场及社区的压力逐渐成为企业环境行为的主导驱动力量。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环境问题突出．必须积极开展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探求环境压力与企业环境行为转变的内在关系．找到促进企业改善环境行为和表现的最优方式，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支持。     

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长三角地区河长制政策的微观实证

河长制是中国应对水污染“自下而上”的地方环境规制政策创新,全面梳理河长制的扩散机理、实证检验河长制的推行效果与影响机制研究,对于改善水污染、保护水环境、建设绿水青山生态文明具备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与绿色发展数据库匹配而来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微观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价河长制对水污染产生的冲击效应时,发现不满足共同趋势假设,进而使用多期三重差分模型更为准确地识别河长制的推行对于企业水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并检验河长制影响污染排放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从河长制在长三角地区的实施效果来看,其对水污染行业企业水污染物减排效果显著,能显著改善长三角地区的水污染。(2)推行河长制使得企业通过加大环保创新投入并减少生产来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同时短期内使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降低。(3)河长制的推行效果具备所有权异质性和政策动机异质性,对私有企业具备更强的规制效果,环保意识更强的国企具备更大的减排自驱力,对国有企业规制效果较弱;主动推行河长制地区企业减排治污效果更好,在上级政府要求下推行河长制会削弱河长制政策效果。因此,在全面推行河长制的进程中,地方政府应继续坚持全面推行河长制...     

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对CO2排放影响的实证

本文利用DEA的方法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规模效率、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三个指标,然后基于1998-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地区的工业规模效率及技术进步对CO2排放影响的程度及差异化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技术进步对单位GDP的CO2排放有抑制作用,而规模效率则与CO2排放呈正向关系,但各个地区的情况不同,东中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对单位GDP的CO2排放起到了抑制作用,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则对单位GDP的CO2排放起到了促进作用;东中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对单位GDP CO2排放的影响程度要远小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与我国区域间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所属的种类不同有关,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可能属于节能型技术进步,而西部地区则属于耗能型的技术进步;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规模效率的提升可能更多地依靠能源消耗,中东部地区则有所改善.     

协作治理目标演化的微观过程——基于两个中央环保督察典型案例的比较

生态环境部指出“十四五”期间要在治水目标设置上有所突破,推动地方政府在水环境治理中实现科学合理的目标演化,而协作治理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治理水环境问题的主要模式,因此分析协作治理中的目标演化问题具有必要性以及较强的现实意义。然而现有关于协作治理目标的研究侧重于探讨目标的结构性分类,因此难以有效解释协作治理目标如何演化这一理论问题。基于此,该研究以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南明河和杞麓湖治理中协作治理目标演化过程为研究对象,系统描述了协作治理目标演化的微观过程,尝试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探究棘手问题、外部压力、协作过程以及阶段性绩效如何影响协作治理目标的演化以及目标演化为什么会出现差异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协作治理目标演化是一个包括目标确立、调适、强化、重塑的过程,其中,棘手问题和外部压力驱动协作目标的确立和重塑,而协作过程以及阶段性绩效推动个体目标的调适和强化。(2)“个体-协作”目标一致性影响协作治理目标演化的方向,而阶段性绩效外反馈最终决定协作治理目标演化的差异。(3)进一步揭示中国情境下协作治理目标演化的独特性,即控制力和回应力的差异化匹配以及目标演化的制度情景嵌入。该研究为协作治理目标管理...     

异质性视角下促进绿色产品消费的补贴与征税政策比较

引导消费者增加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政策研究较少关注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和效果比较。通过限定政策实施对象为消费者群体,引入消费者偏好和收入维度的异质性,考察补贴和征税两类经济政策工具是否有助于实现政府政策目标;进而在更吻合现实的过半数规则场景下,讨论这两类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与效果。研究结论表明:补贴和征税两类政策工具都可以推动绿色产品消费达到最优水平,从而最大化总的社会福利;但高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绿色产品提供补贴,低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高耗能产品征收税费。在高耗能产品消费者占多数比例的状况下,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和高耗能产品的税收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收入异质性以及绿色产品社会收益的相对大小。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大时,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高;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小时,针对高耗能产品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低。与社会福利最优时的政策选择不同,过半数规则下,消费者普遍表现出更为宽松或更为严格的政策工具倾向。由于消费者收入异质性在政策工具倾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政策设计应当充分考虑补贴融资的资金来源、税收收入的分配方式,以及绿色产品本身的吸引力和相对价格等因素。继而,针对消费者不同政策倾向的具体条件差异,从完善经济政策,发挥政策调控有力导向作用、考虑产品特征,增强社会公众福利与获得感、改变消费观念,建立健全绿色消费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促进绿色产品可持续性消费的政策建议。     

本土市场规模与中国能源效率提升: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本土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探寻中国能源效率低下的诱因,是现阶段实现节能减排和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在系统梳理本土市场规模、技术进步影响能源效率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利用Dynamic-SBM模型重新测算了1990—2016年省级层面的能源效率,通过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本土市场规模与能源效率的技术进步门限效应和回弹效应。研究发现:①本土市场规模与能源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技术进步门限效应。在低技术进步区间,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会随着技术进步增加而逐渐降低;在高技术进步区间,则会抑制能源效率的提高。②二者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限效应。在高、低市场规模组,本土市场规模与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交互影响显著为负,但在中等市场规模组却具有正向影响。③从时间维度看,中国加入WTO会显著增强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仍然存在。④分地区来看,发展改善型地区具有明显的技术进步回弹效应;发展成熟型地区具有技术进步的门限效应;而发展落后型地区技术进步均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改善,且在低门限水平表现得更为明显;发展波动型地区在高门限水平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改善。对此,本文认为,应当积极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逐步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加大发展落后型地区和发展波动型地区的能源改革和制度体系建设,推动发展成熟型地区的能源技术创新,注重发展改善型地区的市场规模培育和创新引领作用;同时扩大开放,加强国际能源合作。     

基于工业化视角的能源效率评价方法与实证研究

节能减排潜力的准确评估依赖于对能源效率的科学评价,而能源效率评价又涉及到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一直处于快速推进阶段,对能源依赖较强的高耗能行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此,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效率评价必须结合工业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与单要素能源效率方法相比,全要素能源效率方法及多目标情形下的能源效率评价模型是评价工业化经济体能源效率的一个较好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以工业化、经济增长为背景,以生产函数为依托,不仅可以比较准确地衡量重要经济变量不断变化条件下能源与其他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而且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以及经济激励机制下能源使用的综合水平,使评价结果更符合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的经济现实。在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效率进行了实证测算。     

民族地区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非均衡性与空间异质性

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民族地区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以云南省为研究区,采用层次分析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均衡发展模型对其发展过程中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度、发展度、均衡发展度、空间非均衡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云南省城镇化水平总体不高,在空间格局上发展等级呈现出以昆明为中心从中部向边缘阶梯状递减的趋势。民族区域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要普遍低于非民族区域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对比方面,土地城镇化过度型分布在云南东部和西部,而土地城镇化滞后型则分布在云南的中部。民族区域多呈现土地城镇化滞后型、土地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在均衡性方面,云南中部区域优于东部区域,东部区域优于西部区域。在均衡发展方面,云南区域均衡发展水平呈现出以昆明为中心向四周递减的空间格局,所以云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具有显著的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因此,民族区域面对人口、土地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现状,应立足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共同发展,一方面加强民族就业教育培训,建立合理的民族人口城镇导入机制,另一方面有序合理扩展城市发展空间,为人口城镇化提供空间支撑;同时应认识到民族区域土地城镇化滞后的现状,注意土地城镇化的优先发展,消除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局限。云南东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发展要基于人口城镇化的空间需求,避免基于农地非农化利益驱动而导致土地城镇化过度。云南省中部地区需要及时更新城镇规划,合理推进土地城镇化,为人口城镇化提供空间支撑。研究的启示是城镇化包含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两者协调发展、良性互动才能推动城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民族区域要坚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避免走非民族区域非均衡问题阻碍城镇化持续发展的老路。面对区域间城镇化非均衡问题,应及时修编和更新城镇规划,以规划为引导,促使区域间城镇化的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问题的解决,实现区域间的城镇化协调发展,发挥集聚效应。     

市场化改革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精准识别市场化改革影响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和经验证据,构建市场驱动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章将排污函数引入厂商的生产函数,基于市场化水平,构建数理模型识别市场化改革对绿色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统计1997—2017年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全要素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SBM-DEA模型测度省域绿色发展效率,考察市场化总指数及其各方面进程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数理证据。研究发现:①市场化总指数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U"型路径,这一结论在总样本和区域样本间均成立,证实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带来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意味着样本各个地区均获得了由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制度红利;②总样本层面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等方面指数长期来看均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存在积极作用,但产品市场发育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存在非一致性;③市场化各方面进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政府与市场关系对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这一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对各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均产生显著且正向的推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的影响作用最强;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对东中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则产生微弱的负向影响。因此,必须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释放市场在绿色发展中的制度红利。各地要依据市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立足区域禀赋优势,构建市场驱动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     

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基于区域开放的异质性研究

随着全球化推进,各国开始不断消减贸易壁垒,环境规制程度跟着提升,各级地方政府作为环境规制相关政策执行者,国家的环境治理直接受到其环境规制策略影响。论文围绕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问题,采用变截距GLS方法和Hansen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并利用我国29个省级单位2000-2013年面板数据,将地方政府竞争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在不同门槛值下地方政府竞争、区域开放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财政收支分权和贸易政策对这种影响是否存在积极或恶化作用,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实现环境有效规制。研究表明:在样本期间内,财政收入分权度较低、财政支出分权度较高、贸易开放度高、金融开放度高和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加凸显。全国和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表现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非单调性,西部地区存在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抑制作用。总之,样本期间内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有助于全国和东部地区环境进行有效规制,中部地区跨越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失灵,西部地区则存在较严重环境规制失灵问题。为了规避环境规制失灵,我们应提高外商投资的进入环境门槛,地方政府在治理环境时,应削减对自己地区的行政垄断,推动各级地方政府跨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并由较高层级的政府来承担环境规制的财政支出责任,不断降低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     

空间异质性下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研究 ——基于黄土高原3省6县的实证

利用黄土高原山西、陕西和甘肃3省的1 23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空间差异，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研究了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1）农户所采用的水土保持耕作技术在3省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山西省农户秸秆还田技术和深松耕技术采用率较高，陕西省农户对少免耕和沟垄种植技术采用率相对较高，甘肃省农户采用较多的技术分别为秸秆还田、残茬覆盖、地膜覆盖和深松耕技术。（2）家庭收入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和采用程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农收入占比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养殖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降水量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块类型对山西和陕西两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和采用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甘肃省的农户影响不显著。（4）社会网络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推广促进了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政府补贴对山西和甘肃两省的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陕西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程度影响不显著。     

技术进步与效率追赶对农业用水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全局DEA方法测算了全要素农业用水效率,并利用Global-Malmquist指数法分解得到各省技术进步指数和效率追赶指数;分别在地理邻接、地理距离和地理经济距离嵌套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运用空间面板Durbin模型估计技术进步、效率追赶对农业用水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和效率追赶均对本省农业用水效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前者对提升农业用水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大;技术创新的外部性使得其他地区的技术进步对本省农业用水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溢出效应并不仅仅发生在邻接省份之间,地理因素对于溢出效应发挥的作用要比经济因素的作用大;其他地区的效率追赶行为对本省农业用水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区域层面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其他省份的技术进步对本省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效率追赶引发的竞争冲击则会对本省农业用水效率产生显著为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中部地区,技术进步在地理距离邻近的溢出模式下能产生显著为正的空间效应,其他省份的效率追赶行为对农业用水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显著;在西部地区,在邻近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情况下,其他省份技术进步会对本省农业用水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效率追赶的间接效应则不显著。这意味着,要想全面、长期地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应加强农业生产、农业节水的科技支撑,加大节水灌溉等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推进地区之间农业技术交流和农业生产的相互协作;在农业技术交流和生产协作过程中,应采取因地制宜、多样化的交流和协作模式,充分优化技术的扩散途径;邻近地区应适当差异化发展,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效率损失。     

中国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关系的时空特征

运用熵值法和超效率DEA对2001、2005和2012年中国279个地级以上城市紧凑度和城市效率进行测算后,通过象限图法分析二者的关系,探讨各地区、各规模等级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关系的时空特征,通过分析中国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的关系,探讨中国城镇紧凑发展可持续性问题。研究表明:1城市紧凑度整体小幅提高,反映出城市高强度与高密度的开发程度有所增强;而城市效率波动提升且普遍偏低,城市效率评价值低于0.6的城市占比高达90%以上;2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非同步演进,城市紧凑度下降时,城市效率下降较明显,而紧凑度的提升不一定有效提升城市效率;3二者关系整体上以低级协调为主,大多数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较低,其次为紧凑优先、高级协调和效率优先型。区域尺度上,二者关系类型的区域差异明显,低级协调型城市连绵分布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高级协调和紧凑优先突出,其中高级协调型城市团块状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4二者关系存在较弱的规模等级递增效应,城市规模等级越高,紧凑优先型的比重越大。大型城市紧凑度较高,而城市效率较低,说明其集聚不经济现象突出,应合理疏导城市功能外移,形成大都市-都市区-城镇群的空间组织模式,核心引领周边区域发展的同时,降低大型城市发展的社会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提高城市效率;中小城市城市紧凑度较低,其城镇建设用地开发模式粗放低效,应有效控制建设用地无序扩张,提高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提升中小城镇建设用地的土地经济密度和利用效率,推动中小城镇集聚紧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