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赋论与赋作新探

历代赋论赋话对范仲淹赋作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探讨本事,比如对《灵乌赋》、《荠赋》的评论,即属此类;二是观察用意,比如对《金在熔赋》、《水车赋》、《用天下心为心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三是赏析佳句,比如对《自诚而明谓之性赋》、《天道益谦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范仲淹由于早年于赋体文学用功甚大,因而在其他文体尤其记序文类写作时常常带有赋体笔法,采用了首尾是文,中间是赋的结构方式。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跨文类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     

参体同构：关于《红楼梦》中赋与赋写《红楼梦》问题

赋与小说在形态与体格上是貌似大相径庭、实则一脉相承的两种文类,二者在《红楼梦》的时代形成“参体同构”。《红楼梦》不仅援赋作入小说,秉持“远师《楚辞》而近学六朝”的赋学观念,存“隐曲之笔”;更是援引赋法入小说,以“七体”结构小说第五回,以“曲终奏雅”结构小说全篇。反过来,诸篇《红楼梦赋》又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首次以“赋”体完整组织、重写小说,以“赋法”构筑一个新的大观园世界。“赋—说”同构的文体形态分别在小说文本叙事与赋文本敷陈中得以实现。《红楼梦》与《红楼梦赋》二者的成功“互参”,是辞赋与小说试图以“赋法”同构的一个典型范例,在文体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赋体溯源

《汉书．艺文怎》录载赋包括辞与赋，说明辞赋本属于一体。第一个以赋名篇的是荀卿，贾谊用荀卿“赋”之名，屈原辞之实，创汉初骚体赋，枚乘《七发》定汉赋体式。上溯屈、荀之辞赋，根于《易》，宗于《诗》。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论赋的起源

赋的起源问题,是赋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钱志熙先生提出"升高能赋"、"瞍赋"中的赋为口头赋,荀、宋之前,赋的名目与体裁已经成立的假说,对学界甚有意义.然仍然有疑问之处.我们认为:源于先秦时期"诗经"中六诗之一的"赋",导源于一种叙事文体;"隐语"和赋的讽谏功能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后代的一种政治表达和强化.而"隐语说"也不能揭示赋的起源问题;荀子的赋只是赋的一个开端,而宋玉之赋才真正代表赋体的成熟.     

荀卿在赋体文学史中地位的再检讨

荀卿是最早写赋的人之一。赋体文学史中,荀卿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始终是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班固以来,由于“尊经崇儒”观念的影响,人们一直把荀卿奉为赋体之祖。至清代,又有学者提出南、北赋论,认为荀卿开北赋一派。此外,荀卿还被认为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人。但事实上,荀卿应是在入楚后受楚风影响才作赋,其时已晚于宋玉、更晚于屈原,其赋难以独立为北赋一体,其人也不可视为赋体之祖。     

初唐“四杰”新文体赋之新变综论

从赋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先后出现了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诗体赋、律赋、宋文赋等不同的形态。有关文体赋的起源学界向有争议,其实,汉代的散体赋、唐代的新文赋,都可称之为文体赋。但初唐四杰的新文体赋主要是非赋名篇的赋作品,以赋名篇的具有文体赋因子的赋作如《浑天赋》较少。且某种文体的兴盛,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趋向作用的结果,因"四杰"历文风革新之际、诗体新旧代变之时,学风、文风、时风熏染异俗,其文体赋作品在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与汉代的文体赋有所差异。同时对文体形式的选择,总是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密切相关,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作家个性特点和人性衍变之迹,以相如之《子虚》《上林》、"四杰"中之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新文体赋之流变生新,皆可一一明睹胜览。     

"赋"的含义及其对传奇、话本的影响

“赋”是中国文学创作中出现比较早的一种艺术手法，《诗经》的诗作中广泛使用了它。它作为“六义”之一自然会影响古代诗歌创作，过去已有许多人对它进行过探讨，但它对叙事文学创作的影响却很少人注意。赋在汉代发展成一种文体，它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它在叙事、写物甚至抒发感情时都充分体现了“赋”这一手法的特点，它对以后的叙事文体，如唐传奇的文体形式和风格以及俗赋、变文的叙事都产生了影响，而俗赋、变文等民间赋在文体上、语言上、描写技巧上又影响着宋以后的话本小说。     

简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

正赋是一代之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体式。与诗、文相比,其研究相对冷落。文学史著作中除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大家的赋作外,对其他赋家少有提及,关于赋体文学的专著也相对较少。关于赋体文学通史,较早的有铃木虎雄《赋史大要》(1942)、马积高《赋史》(1987)、郭维森、许洁《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等,采取赋文体史的编著方法,但在赋体创作的复杂性等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此外,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等著作则从汉赋入手,基本完成了汉代赋学体系的构建。在各类赋作研究中,赋学批评研究起步更     

“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荀赋析论

在赋学史上,荀子的《赋》是最早以赋名篇的,因而具有宗师的意味。荀子的《礼》、《知》、《云》、《蚕》、《箴》五赋,善用隐语,常常以设辞问答的方式描述某个事物或陈述某个对象;同时,荀赋以礼义之道统摄全篇,＂铺采文＂,极尽赋之铺陈叙述之体。荀赋开了咏物说理赋之先河,对汉赋问答体写作方式与＂铺采文＂的创作风格影响深远。     

“诗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诗源说"即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诗经》,这是汉魏六朝时期最有权威也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则有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等。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体文学创作的主题表达、表现手法等问题。因此,所谓"诗源说"则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揭示出诗赋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对赋体文学的主题和艺术表现手法作了进一步的规范,从而使赋这种文体进一步明确了自身承担的责任,并使赋之所以为赋的文体性质更加突出。     

中国古代赋体研究总论

赋作为中国特有的文体,已开始引起世界的注目,但在中国文学中,它因其浮华的形式,而遭到现代人们的轻视,研究者少之又少。但这对这种文体是不公允的。本文梳理了赋体发展的二千多年的历史,指出了各个主要时代赋体的特点,为中国古代赋体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视角。     

试论《文选》赋体的分类原则

《文选》选赋、诗,按所选题材进行了详细的二级分类,其中赋体厘为十五类。对赋进行分类并非萧统自创,而是受前代人的启发和影响。在赋的十五类目中,萧统将"京都"列于类首,"情"列于最末,既有自身文学思想的反映,又有历史因素和时代背景的影响。荀卿赋未被入类,原因在于其隐语类型和质朴风格不符合萧统"文"的要求。     

宋玉赋与倡优话语体系及赋的创始

先秦各国都存在倡优，其主要职守是以恢谐、滑稽的话语娱乐君主，形成了倡优娱乐话语体系。宋玉赋和荀子赋在行为的性质、目的、娱乐＋讽喻的功能，以及讽喻、隐语、体物的言说方式和以问答构篇、韵散配合的语篇结构、语言形式，都与倡优的话语体系基本一致。而在荀子《赋篇》之前，楚国已经诞生了诸如宋玉赋这一成熟的赋作，可以说，赋原本是宋玉等在先秦倡优话语的基础上，吸收“语”体的语篇结构和纵横家文章的一些要素而形成的一种“文”学体裁。     

从文体学角度看赋体的完成——兼论唐宋文赋的赋史地位

作为一种文体,赋由最初的一种修辞手段发展为一种创作方法,再演变为一种文学文体,即汉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是汉赋这种文体最基本的特色,但绝不是赋体的全部文学表现手段。从文体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其产生、发展、变化到完成的过程,文学作品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铺写仅仅只是一种手段。所以,在西汉大赋迅速崛起而又急遽衰落之后,东汉以后赋体文学在不同时代的语境下,不断被其他显赫当时的文体所影响和改造,同时作家也不断地汲取他种文体优势,开拓、创新出赋体的新形式。由于文学内、外在因素的推动,赋体文学才会有六朝骈赋、唐宋律赋和文赋的新形式,出现一批批优秀作品,并使赋体最终得以完成。因此,赋史上"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唐无赋"一类言论的谬误是显见的。     

从文体学角度考察魏晋时期的赋论

魏晋时期的赋论呈现出由功用的文章学意义上的文体论向文学意义上的文体论过渡的特点。此时的赋论突破了汉代的“讽谏”功用说，而涉及到赋体的表现功能问题，无论是主张以赋缘情，还是以赋写实，甚至以赋明理，都已是从赋体自身的写作和表现特点立论。此时的赋论确认了赋体作为“美丽之文”的存在，而不同于汉人总是对赋体艺术特征的“丽”进行否定或作出有条件的限定。此时的赋论还涉及到赋体文体构成和艺术体式其他方面的问题。凡此，都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学在魏晋时期走向自觉。     

赋体起源和宋玉的文体创造——兼论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

赋体起源问题在学术界一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弄清这一问题,能加深对于赋的文体特征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赋体文学.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虽然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有把文学体裁和文学方法、起源和来源等混为一谈的毛病,但他们都看到了楚地作家和楚文学与赋体文学的密切联系.不过,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无论是从文化精神还是从文体风格上都与赋体文学有较大差异,荀子赋作乃其晚年入楚所作,时间晚于宋玉作品,因此赋体文学的真正创始者是宋玉.赋的丈体特征反映了势尊道卑的政治语境下丈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感与心态,同时也显示了丈人由王者之师的角色期待向言语侍从之臣的现实处境转化的文化轨迹.宋玉的处境和心情对于后世丈人具有普遍的意义,他的文体创造开启了有汉一代之文学.     

从赋税之“赋”到登高能“赋”——追寻赋体发生的制度性本原

作为文体的"赋"字,其意义的生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方面,以"贡赋"为主要义项,"赋"字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制度性的内涵;另一方面,"王命使赋"的赋政活动,又使"赋"具有了作为言说方式的"直陈其事"的意义。从"瞍赋"到"赋诗断章","赋"一直在"直陈"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制度性的言说方式被频繁使用。最后经过"登高能赋"阶段的发展,"赋"在直陈的制度性言说方式之外,又兼有了属文造辞的创作之义,并最终演化为指代其语言成果的文体概念。通过屈原与荀子的创作实践的推动,作为文体之一的赋终于开启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之路。     

传播与接受视域中的中古赋及中古赋论

在传播与接受视域中,唐至清代的接受者对中古赋作因采用了不同的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而产生了不尽相同的评价.其赋评基调大体经历了一条由贬抑到肯定的演变轨迹.中古赋论对于文学的自觉和审美的要求与重视,迥异于汉代赋论对赋之政治功利之用的追求,它是最早回归赋文学本位并初具自觉的赋体批评意识的赋学理论.中古赋论内涵丰富,对唐至清代赋学产生了深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赋欲丽”等赋学现在后世的回响;二是赋论批评形态为后世所承袭;三是赋学辨体理路在后世得以延续.     

赋论历史考辨

文体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之一,而作为文体之一的赋学批评,因赋创作的特有体制,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为赋之体,“不歌而诵谓之赋”为赋之用。然深入古代赋论的历史与体系,其间隆替、交叉等复杂现象又非前引之句可以概括,所以欲明赋学体用,必先对赋的理论批评历史轨迹进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