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刑法法典化改革探析

19世纪英国的刑法改革在形式问题上出现去"不成文"普通法传统的法典化趋势,引发了倡导改革的法典编纂派与以法官和律师为主导的保守派之间激烈论争。改革派的法典化的改革努力,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强大的普通法传统的抵制下,改革努力最终失败。英国刑法法典化运动的失败显示了英国普通法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千余年习俗传统的强大影响力,普通法作为英国法律的主要基石,仍旧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高度的社会认同。但19世纪开始的刑法法典化改革为20世纪中后期刑法法典化的持续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而且刑法法典化以其系统化和规范化等独特优势也为坚守传统的普通法产生深刻影响,促使普通法不断调整以更好的适应国内外新形势发展。     

对知识产权法法典化的反思

本文对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进行了反思,阐明了在我国当前条件下知识产权法尚不具备法典化的条件,并从我国当前客观情况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国民法法典化的反思与立法模式的选择

民法法典化在我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消除法律矛盾、加强民事权利的保护。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事单行法的制定、民法法典化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为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可能性。但现阶段我国制定民法典的理论准备尚显不足、民法法典化的意义被高估、民法典制定的社会基础并未形成。未来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当逐渐摆脱潘德克顿法学派《德国民法典》的"阴影",挣脱台湾地区现行"民法典"的"束缚",走上制定松散式完整民法典的法典化道路。     

中国近代歌曲繁荣成因研究

歌曲体裁在中国近代所呈现的繁荣景象表现在：近代大部分作曲家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歌曲;近代的很多歌曲都可谓经典之作,且至今仍在传唱;近代的音乐活动以涉及歌曲创作和歌曲表演为主;近代歌曲体裁比古代歌曲体裁更为多样,其受众面也比古代更加广泛。这种繁荣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心理,即中国人固有的音色审美观、填词审美观、线性审美观和他律审美观;直接原因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当时的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都需要歌曲体裁作为其有力的宣传工具。可见,中国近代歌曲的繁荣是历史的积淀和时代潮流碰撞的必然结果。     

晋令的内容及其在律令法体系中的作用

晋令形成了系统化的编撰体例,以稳定的制度性法律规范为主要内容,完成了令的法典化,实现了律令界限的基本区分,促成了律令法体系的初步形成,在中国古代法律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     

试论洋务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中体西用”的洋务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新的课程内容、教学形式和教育管理的出现,推动了教育近代化的进程;留学教育的推行,使中国近代教育主动走向世界。     

中国近代纺织期刊统计分析及其研究意义

通过对中国近代纺织期刊统计来源进行检索整理,获得统计数据,包括期刊的种类和数量、创刊时间、出版者、出版地情况等。结果表明:中国近代纺织期刊有192种,以纺织原料类和综合性类居多;创刊数量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并于20世纪30年代达到峰值;出版者居多的为官方机构和企业,出版地居前的为上海、江苏和浙江。中国近代纺织期刊数量众多、品类繁多,统计情况与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发展相对应。文献研究对文化传承和服务当代有着重要意义。     

论近代中国宪政的困境

极具现代性和社会认同度的立宪政治却在近代中国遭遇了以失败而告终的结局,近代中国宪政的困境在于:-是在西方挑战的持续冲击和民族危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政治必须"全变"的激进主义选择;二是宪政诉求的工具主义倾向,而忽略了宪政本身所蕴藏的价值及其生长的支持性条件;三是近代中国国家权威和市民社会的双重贫困阻碍了宪政的建立和法治的实现.     

对中国移植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的解释学反思

法律移植以理解为前提 ,理解是视域的融合 ;但中国传统文化的视域难与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的视域融合 ,因为二者有着实质性差异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在中国培植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所需要的文化生态环境———商业社会。     

辛亥革命与中国的近代化

近代化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辛亥革命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展，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为中国奠定了全面近代化的基础。     

中国公民现代法律意识培养之生成基础与路径选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视角

公民现代法律意识不仅是我国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条件。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我国虽已如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整体法治建设与公民法律意识培养是不同步的,培养和提升我国公民新型的现代法律意识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在充分了解公民现代法律意识理论的基础上,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实际现状出发,吸收与借鉴人类法律文化成果中法律意识培养、法治观念树立的有益因素,力求在中国法制改革道路的模式选择框架中,深入探究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土壤。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培养我国公民现代法律意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把这项工作制度化和长期化,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和途径进行有计划、有目的教育和培养。     

法律论证的逻辑——试论法律逻辑的定位

法律逻辑作为法律实践中极其重要的法学方法论,我国的理论与实务界对其定位与研究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争论。回顾了西方近现代法哲学界对法律与逻辑关系的探讨,这些探讨,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法哲学界所兴起的法律论证理论,为中国法律逻辑的定位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维度,中国的法律逻辑应定位为法律论证的逻辑;20世纪中后期在西方逻辑学界所兴起的非形式逻辑思想,为中国法律逻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的方法与理论基础。     

略论晚清法律移植与中国法律的近代化

法律移植是法律近代化的有效途径,晚清旧法体制的困境与严重的滞后性决定了晚清法律移植的必要性。晚清法律移植作为中国近代法律移植的开端,初步建立了中国法律近代体系与法律原则,在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中起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晚清法律移植也遭遇了法的"本土资源"——中国法律传统的有力抵制,从而决定了晚清法律移植对中国法律近代化推动作用的有限性。近代法制的核心精神——法治,在近代中国并未能真正地建立和实施。     

在华外国"法律人"与近代中国法制变革

近代在华外国“法律人“包括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商人、领事法官和“洋顾问“、“洋幕宾“.他们在华期间译书著书、创办教学机构和文化机构、向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进谏“、参与变法修律、领事审判等活动,传播西方法律文化,推动了在近代中国法制变革和法制转型.     

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法史学解读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法制史的内容。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对中国法制史的贡献问题,有开山鼻祖说、学科设置贡献说、副产品说等几种说法。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对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如:1.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对象应设定为历朝历代法制的整体;2.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应注重跨学科研究的思路和方法;3.注重中国法制史学科功能的发挥和实现;4.法史学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须经历理论不断更新和完善的过程。     

儒家法律传统之近代命运

自汉以降至清末,儒家法律传统从未遇制度理念的正当性危机,然而近代以来,固有的法律传统和制度体系已不能给出现实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但作为帝制正统之儒家法律传统,其思想观念仍渗透到各个领域并发挥作用,难免使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与激烈的斗争。儒家法律传统在近代的命运嬗变,伴随本能的抗争最终走向解构。儒家法律传统向近代化、现代化发展与转型之路是坎坷的,其在近代之复杂命运是国人对自身法律文化与思想体系进行现代意义重建的艰难过程,其在近代的困境亦是后人重构制度儒学的历史借鉴。     

论中国公民法律意识与法律移植的关系

法律移植的实现程度与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有紧密联系,同时法律移植也对当代中国公民法律意识产生很大影响。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必须摒弃传统法律意识的阻滞因素,理性移植西方法律意识并加以本土化。正确对待法律移植与当代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关系,将有助于使法律移植达到较好的效果。     

评析沈家本与清末修律

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法律改革,是在沈家本的统领下完成的.这次改革是在考察了中国固有法律的沿革得失,研读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文化传统,大量删改了清律中落后与野蛮的部分,制订出一系列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典法规,一举打破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律体系,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本文着重阐述沈家本在此次修律过程中所持的法学观点和修律主张.     

儒家视域下的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

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几千年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深入研究儒家思想的治国理念及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关系．吸收儒家思想精华部分．必将对当代中国法治的现代化构建有着借鉴和弥补意义。     

中国语境下法律社会化实现的路径选择

法律社会化是法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亦是国家法律运行的最高要求。长期以来，我国通过五次“普法”运动力图推进法律社会化的进程，然基于其仅限法律条文层面的社会化，而致该法律社会化路径的选择具有先天的不足。因此，确立民众现代的法治理念，并加大对其法律信仰的启蒙与教育，才是中国语境下法律社会化实现的理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