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诚信问题成因分析及治理

科研诚信是科研工作者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关系到一个国家科学事业的良性发展和社会有序运行。近年来,由于学术不端、科研失信事件频发,科研诚信问题成为科学界的关注焦点问题之一。从科研诚信的历史、表现、成因以及治理对策4个方面进行研究发现,科研诚信问题表现形式多样,形成原因复杂。据此,提出对科研诚信问题采取宽容原则、加强诚信教育、培育同行评议文化、探索有制约的同行评议制度以及随机抽取代表作等治理对策,以最大限度约束科研不端行为。     

科研诚信外部规范视域: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抽检的现实驱动与学理逻辑北大核心

为促进科学内外对科研诚信外部规范相关制度的批判完善,基于科研诚信外部规范视域,考察了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抽检制度化实践的现实驱动与学理逻辑。其现实驱动主要包括:①公共认知和科研组织模式演进背景下的全球科研诚信危机与科研诚信外部规范制度化趋势;②政府确保国家科技计划诚信、效率与本土效益的刚性需求;③过度依赖举报、舆论和社会道德奖惩系统的显著缺陷。其学理逻辑源自道德哲学、科学哲学、司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统计质量管理学:一是正视“科研建制”社会属性,完善道德自律的制度化规训;二是提升惩罚技术品质,实现基于规则型惩罚的威慑机制;三是缩短介入调查的委托—代理链条,提升科研诚信监督效率;四是引入“统计抽样+AQL”技术策略,建立整体层面的科研质量宏观控制机制。研究结论和论证框架有利于深化各方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抽检和科研诚信外部规范的经验认知,并为管理决策、知识传播和理论创新提供更简明、更有条理的分析框架与认知架构。     

中美科研诚信治理的重点问题比较及启示

中美科研诚信制度和治理模式各有特点,两者的比较分析有助于发现和改进中国科研诚信治理存在的问题。中美科研诚信治理的逻辑起点相同,但在制度体系以及科研不端行为治理范围、案件查处机制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与美国相比,中国科研诚信治理制度和模式呈现科研不端行为种类多、调查主体类型多和政策制度层次多的特点,对有效调集和充分协调足够行政资源规制各类科研不端行为提出更高要求。中国可适当借鉴美国相关经验做法,从完善科研诚信治理体系、落实科研单位科研诚信建设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举报审查和激励机制和解决科研失信行为产生的深层次问题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科研诚信治理制度和模式。     

欧盟“科研诚信标准化操作规程”项目研究进展及启示

随着科研诚信案件的不断增多，科研诚信实践已引起各国及国际组织高度重视。欧盟研究理事会在新的一轮研究创新计划执行中要求机构在研究诚信方面制定明确的管理计划和程序。为此，欧盟资助“科研诚信标准化操作规程”（SOPs4RI）项目，专门研究促进研究资助机构（RFO）和研究机构（RPO）的标准操作程序和指南。通过介绍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发现，打开研究机构科研诚信管理的“黑箱”，为确保中国科研诚信建设政策扎实落地，提出通过压实单位法人责任预防科研不端行为、用好科技评价的指挥棒、注重科研诚信管理成本、形成我国科研机构科研诚信管理工具箱等建议。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必须做好相应的路径选择。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互相影响、相辅相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动态演化过程,是一个从卡理斯玛权威转向法理权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实现治理的现代化就要在党的建设、参与主体、政府职能、法制建设以及方式方法等方面寻找路径。     

奠定诚信基石构建和谐校园--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白求恩校区自律与诚信建设的思考

日前,一纸盖着国家民政部大红印章的红头文件,传到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白求恩校区,该校日前被国家民政部命名为“全国民办非企业单位自律与诚信建设先进单位”。据了解,我省仅有14家民办非企业单位获此殊荣,占全省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千分之一。     

契约“诚信”问题与解“困”——法和经济学的视角

目前我国存在普遍的诚信危机,契约方面是一重灾区,究其原因,在于“失信”机会主义行为的效益性,及“失信”违法行为成本的低廉性。本文试图从经济学和法学相结合和学科角度,以契约方面的“诚信危机”为例,从经济学和法学的角度探讨一种“去效益”和“失信”违法成本加大,并倡导法律建立“信用权”等综合性的策略。从而克服由诚信危机带来的契约主体和“囚徒困境”和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和低效率运作。     

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治理嵌套逻辑建模及作用路径与影响效应研究

为探究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治理因素对科研人员个体的影响效用及作用机理,基于计算实验方法,构建由高校系统、智能主体、智能主体基元3个层次相互嵌入构成的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治理嵌套逻辑理论模型,并选取实验观察的影响因素,对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治理嵌套逻辑理论模型进行计算实验建模及实验,揭示出3个层次的影响因素通过不同路径产生治理效果：在智能主体心理层面,个体主动抵制、“不想”产生学术不端行为进而降低发生率,其治理效果最为显著;在高校系统层面,提高高校机构学术不端行为查处能力进而提升查处效率,使个体“不敢”产生学术不端行为,其治理效果次之;在智能主体层面,强化制度警示效果的持续性,使学术不端行为“不能”在个体间传染与蔓延。     

“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与路径”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经贸大学召开

2014年3月8日，“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与路径”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经贸大学召开。来自京津冀三地高校、科研单位、新闻媒体和实际部门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河北经贸大学校长纪良纲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研讨会由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武建奇、武义青分段主持。     

湖南省“四化”协同的发展逻辑及实现形式分析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同步发展是推动三农科学发展有效动力。首先就推进四化协同发展的逻辑做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实现四化同步发展和实现形式进行了分析,以促进湖南现代农业的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与路径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3月8日,河北经贸大学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经济研究所、《经济与管理》杂志社联合举办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与路径"学术研讨会。京津冀协同发展既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为该区域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推进协同发展的要害是加强顶层设计,从城市、产业、交通布局到生态环境建设,真正把京津冀作为一个整     

习近平“五化协同”的内在逻辑与系统论解析

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的最大亮点就是首次提出“绿色化”.将党的十八大已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化同步”目标,现在加入“绿色化”,组合成“五化”,从“四化同步”到“五化协同”,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历史性转型. 一、“新五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现代系统论指出,系统是普遍存在的,世界上任何一个事物都可以看做是一个系统.所以,当我们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时,都要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来分析,探究其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变动规律以实现系统的内部结构优化.很显然,由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组成的“新五化”在本质上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整体系统与五个子系统之间具有层级上的隶属关系与作用关系,并且五个子系统之间也存在复杂的影响与制约关系.     

“双一流”大学科研创新评价体系建设的国际视野

科研评价是大学科研创新活动的风向标,健全的科研评价体系不仅为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保障,提高大学科研创新能力,而且为管理部门提供及时有效的科研发展信息。对英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韩国大学科研评价体系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其科研评价过程、评价指标及特点、评价结果与拨款关系等。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从目标导向、评价指标、评价专家、评价方法等4个方面设计完善我国大学科研评价体系政策,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双循环”视域下区域产业结构变化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

现今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经贸摩擦导致对外贸易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发展要求,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文章以此为视角,通过资本、劳动力、消费、对外贸易和政策因素,分析我国2012—2018年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区域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分析发现,东北地区第一和第三产业仅受到国内循环的促进,第二产业仅受到国际循环的促进,而地区消费则阻碍了第二产业发展;东部地区第一产业仅受到国内循环的影响,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则已完全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中;中部地区产业发展未能有效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中,仅第三产业受到资本的促进,消费和对外贸易对其产业发展没有明显的影响;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已基本参与到“双循环”之中,但较弱的消费潜力对产业发展造成了阻碍。     

“一带一路”建设与长江经济带战略协同的思考与对策

长江经济带拥有超过全国40%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是我国的制造基地与动力源头,也是"一带一路"的内陆重要延伸和发展依托。通过长江经济带联通陆海丝绸之路,能实现我国资源和产能的有效配置与合理布局,战略协同的着力点包括长江上中下游城市群、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产业结构及升级、自贸区及开放型经济体建设等。实现"一带一路"建设与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协同需要政策协同机制、市场和商贸流通的协同机制、立体化网络化便捷化的设施协同机制、金融协同机制、人员交流和交往协同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互联网+”战略下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迫切要求企业在“互联网+”策略下从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协同的角度打造核心能力。通过对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典型案例的研究,运用扎根理论三级编码逐次提炼标签、概念、初始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在此基础上,探索“互联网+”战略下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互动关系,并总结出“互联网+”战略下两者协同发展的路径：市场机会识别—价值主张创新—技术创造性模仿创新—商业模式‘营销—盈利—运作’三模块持续创新—技术渐进性自主/合作创新。     

国家科研资助体制下“科技悬赏奖”的制度架构研究

针对现行国家科研资助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引入科技悬赏奖的概念,按照设奖主体、设奖客体、获奖对象以及运作模式4个维度构建科技悬赏奖制度框架。比较科技悬赏奖、行政拨款制与科学基金制在资助主体、客体、对象、运作流程以及管理模式上的异同。科技悬赏奖作为国家科技资助体制的有益补充,具有诸多优势：科技悬赏奖不设门槛,提倡科研机会平等;竞争发生在出口环节,变过程管理为目标管理;唯成果兑奖,将科研风险降到最低;最大限度激励创新及“眼球效应”以吸引更多私人投资。     

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生成逻辑与协同路径

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既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跨越70余年历史所给出的答案。“两个答案”的形成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独特的历史条件以及迫切的现实要求。“两个答案”一脉相承,前后相继,要推动“两个答案”有机统一,互促互进,实现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人民监督与党内监督协调共进,为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贡献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实践答案以及经验智慧。     

“党管媒体”理念的历史生成与现实挑战

对舆论进行管理和调控,一直是现代社会治理中富有争议的问题。大众媒体在公众舆论和思想塑造方面具有强大影响力,舆论管控的核心任务是如何限制和规训媒体权力、特别是商业媒体的权力。在西方政治思想领域,这是社会文化共识、公民教养等共和主义诉求与个人权利至上、自由竞争市场等民粹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新闻业成为一个成熟产业,新闻操作也树立了自己的行业伦理和自律规范,完成了专业主义转型,对媒体进行社会管理的争议因此进一步复杂化。     

以邻为壑”如何迈向“同舟共济” ——基于量子博弈的区域大气污染府际间协同治理研究

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往往存在搭便车现象,针对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借助量子博弈理论构建了双异质政府的量子博弈模型,对是否考虑态的纠缠分别讨论,并通过策略拓展将博弈结果锁定于量子版的双方合作策略,最后基于量子策略和量子纠缠的解读,对府际协同的“纠缠协议”做了明确规定。研究结果表明:纠缠态和量子策略可以有效解决政府“搭便车”行为,因为量子纠缠和量子策略通过利益关联和指标量化,避免了“道德风险”问题,强化了政府双方履行自身职责的约束力。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推动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建立空气质量信息共享平台;完善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绩效评估及问责机制和培养区域认同感、建立府际信任三点管理启示,为我国推进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提供了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