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人际互动对人类交往实践样态的崭新形塑

人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交往互动实践的出场方式上有着不同的路径与表现形态,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与历史演进的有序化、层级化特征。其中,作为网缘式的网络人际互动交往实践形态的出场,无疑是人类社会交往实践活动与形态的顶层制序,形塑着人类交往实践的崭新格局。网络人际互动创制了人类交往实践新的技术规则与逻辑、新的人伦规则与逻辑、新的经济化规则与逻辑、新的网络习俗与逻辑。网络人际互动生成着人类交往实践的新型权力关系,建构了人类交往实践活动崭新的“意义—权力”场域。     

重大突发安全事件中的"信息疫情"风险和防治策略——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信息疫情"问题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信息疫情"问题的出现和蔓延,不仅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也给我国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治理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提出了全新挑战:一是导致有害信息"病毒式传播",放大社会恐慌情绪;二是反智主义甚嚣尘上,挤占公众理性对话空间;三是侵蚀社会信任基础,加剧信任赤字风险;四是媒介体系变革诱发"熵增"风险,信息传播呈现失范状态.为此,要从信息发布、应急处置、舆论引导、媒介素养培育等方面着手,加快构建"四位一体"的"信息疫情"防治体系,在有效提升"信息疫情"防治的响应速度和效果的同时,不断增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治理能力,持续推进信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工智能推动舆论生态转型及其治理进路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推动了网络舆论环境的生态化转型,使得网络舆论热点的酝酿、发展与爆发环节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进而为智能媒体时代个体的信息接受与观点表达设置了新的“技术—文化逻辑”。具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借由自动化信息生产、精准化算法推荐与情感化交互对话呼应了网络舆论在场景、主体与内容等维度上的发展趋势,在任务型知识生产与辅助型角色层面为网络舆论研究理论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舆论治理,须满足两个前置条件:确立技术向善的价值立场;科学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舆论生成、演化规律。     

本期导读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在我国迅速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刊迅速作出反应,围绕“疫情防控与治理能力提升”主题组织稿件,本期推出的四篇文章分别从法学、传播学、管理学、伦理学等角度,对重大疫情的信息传播、科学防治、公益慈善领域应急治理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     

善治生态视域下的网络舆论治理研究

善治逻辑与善治生态是网络舆论治理的两种选择方式。善治逻辑体现网络舆论治理的现实回应,面临同构性问题、对象性问题、关联性问题和转换性问题的思维局限,容易在实践层面陷入"为我型"网络舆论治理框架的束缚。善治生态彰显网络舆论治理的要素关联,克服并超越了善治逻辑的思维局限与实践难题,"伦理—国家"生态、"法律—社会"生态、"道德—公众"生态是其结构形式。由舆论平权向网络赋权转换、由技术统治向资本批判转换、由网络围观向网络公民转换,是基于善治生态的网络舆论治理路径。     

“平衡抗疫”：前奥密克戎时期的新冠疫情防控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许多挑战,考验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治理能力。上海市具有国内外人口流动量大、进出口货运量大等特点,因而其疫情防控面临着跨省输入和境外输入的双重压力。然而,在前奥密克戎时期上海却在疫情防控上取得了相对良好的绩效。同国内其他省市的比较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上海形成了一种疫情防控的“平衡抗疫”方案,即以“平衡抗疫”为理念,以“专业治理、精准防控、精益执行”为三个支柱。通过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正常化以及平衡降低疫情风险与控制防疫成本,维持了相对有效的疫情防控。随着传染性更强且轻症率较高的奥密克戎的流行,这一方案也暴露出显著的局限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影响力生成机理及风险规避

厘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触发网络舆情影响力生成机理,对于防范化解重大舆情风险并降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风险社会放大理论和信息生态理论,提取信息人、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四个维度7个指标,通过对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影响力生成机理。分析结果表明：信息人和信息技术是网络舆情高影响力生成的核心条件,信息本身蕴含的危害级别对舆情影响力生成并不敏感;存在3种驱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高影响力生成的类型。通过挖掘舆情影响力演进特性,建构四条风险规避对策,为网络空间综合治理体系构建和舆情风险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应对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新冠疫情带来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清零”还是“共存”,国际社会面临“一病两治”的模式选择。国家能力切中了国际社会抗疫实践的肯綮。中国依靠组织动员体制优势,突出了“强中央政府能力”,坚定奉行“清零模式”,并保持了一定的政策弹性,取得了显著的抗疫成效。本文在总结中国抗疫政策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供给体系”,即包括8个一级指标和35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并凝练出四大层级排序和四类过程应对机制,阐释了中国抗击疫情的政策逻辑。据此指出,中央领导力供给是中国抗疫实践的保障,中央—地方疫情指挥协调机制发挥了重要功能,而发达国家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高度专业化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中国应加强科技支撑和专业知识评估,提升疫情防控精准度和弹性,增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路径探析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也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机制的基础.新冠疫情谣言传播呈现出渠道立体化、内容碎片化、扩散速度实时化、动机多样化等传播特点.谣言治理中存在惩处力度不足、政府单向主导化治谣、言论自由和网络谣言界限不清、“塔西佗陷阱”和“老谣新传”等治理难题.基于法律与政策关系、多维共治理念、比例原则、法律普及和技术治理等法治理念的考量,建议提高网络谣言治理的立法层次和系统化程度、培育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规范谣言司法治理的谦抑性、增强技术手段下辟谣平台和谣言预警机制建设、建立信息透明公开的社会沟通机制,维护舆论的正向聚合效应.     

内外有别：风险社会背景下村庄疫情防控逻辑——基于西部Y村的分析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村庄带来了一场严峻考验。作为疫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村庄在“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及反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有效性仍受质疑,具有“严防死守”与“意识淡薄”两副面孔。本文通过西部Y村的研究发现,村庄在疫情防控中遵循“内外有别”的逻辑,对外采取各种硬核的措施与规则,而对内维系传统的人情与面子。之所以采取差别化的应对方式,是村民基于“自己人”安全与“外人”危险的判断。疫情之下,“风险”成为影响内外之分的关键因素,个体社会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内核与外围结构。在风险社会,尤其当重大疫情来临时,面对风险的不确定性与衍生性,“内外有别”不仅是简单的伦理与规则,更是一种弹性的自我保护机制。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民族国家理念在《云南》杂志中的凸现

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华民族为适应时代变迁,试图调整自身内部机制所作的一种努力。直至辛亥革命前的几年中,先进的中国人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探求历程后,才逐步产生了创建新型民族国家、实行现代化以救亡图存的思路。本文试以《云南》杂志为例,分析、阐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当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论纲

西方发展经济学虽然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它不能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指导理论 ,所以我们必须研究中国的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主体和发展方式。以此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 ,总结中国的改革经验 ,预测中国的发展趋势。目的是建立和完善当代中国发展经济学体系。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论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民办高校发展转型

简要回顾高等教育发展观的演变过程,阐述高等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由以人为本的科学规模观、科学质量观、科学结构观、科学效益观和价值观共同构成的,并分析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模式,提出新形势下民办高校的转型应实现从“增长”向“发展”的转变。     

资源型城市节约资源的理论思考

目前,资源型城市过度开采资源虽然支撑了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也将使其逐渐失去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特别是经济实力不强和生态环境恶化等更使得资源型城市的资源面临不经济的发展困境。因此,资源型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将节约资源放在首位,这不仅是资源型城市的现实考虑,也是资源型城市长远发展的理性选择。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以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作出了特定历史时期所能达到的表述。20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使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高度,同时也使人类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真正把握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就为我们正确地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论巴赫金"丑角地形学"的生成机制

巴赫金的丑角地形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理论。丑角地形学融合了巴赫金源于狂欢化诗学的丑角理论与源于新康德主义的文学空间理论。巴赫金理解的丑角是通过欢笑对现实进行反抗、展现人民大众“大无畏”意识的喜剧形象。文学的空间在巴赫金看来是充满观念性的主观空间。巴赫金在文学作品中挖掘丑角地形学涵义,本质上是为了再现狂欢文化的反抗意识。     

论违约可得利益赔偿的依据

违约可得利益赔偿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赔偿违约可得利益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另一方面也是合同的激励功能所使然,有利于激励当事人追求利润,也有利于激励当事人履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