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负面报道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研究——以新浪微博为例

以新浪微博和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7—2019年数据为基础,研究了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公司的媒体负面报道数越多,审计师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越充分,且与非国企相比,该影响在国企中更显著;媒体负面报道能够通过加大审计师感知到的风险提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微博负面报道的转发数、点赞数、评论数会提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越充分,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研究说明审计师能够识别出媒体负面报道隐含的风险信息,并据此调整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同时,也说明媒体报道可以通过影响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来提高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审计报告改革的初衷得到实现。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审计师选择——基于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国内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代表高质量审计,以2008年的142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结果发现：内部控制总体信息披露越全面的上市公司,越偏向于选择前十大事务所;披露建立内部控制监督检查部门的上市公司,偏好选择前十大事务所;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非十大事务所。外部监管是影响审计师选择的又一重要因素。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审计师选择——基于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国内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代表高质量审计,以2008年的142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结果发现:内部控制总体信息披露越全面的上市公司,越偏向于选择前十大事务所;披露建立内部控制监督检查部门的上市公司,偏好选择前十大事务所;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非十大事务所。外部监管是影响审计师选择的又一重要因素。     

行业经营性信息披露与审计师选择

基于沪深交易所相继发布上市公司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这一独特制度场景,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取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行业经营性信息披露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受到分行业信息披露政策影响的公司,相比于未受影响的公司,在政策实施后其更倾向于选聘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并且,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经营性信息披露促使企业更多选聘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显著提升了审计质量,降低了审计费用和审计延迟。研究结论为信息披露制度变迁影响公司审计行为提供了增量的经验证据,同时对于深入理解我国审计市场结构的发展与演进也具有良好的启示作用。     

审计师客户不匹配关系如何影响资本市场信息环境？——基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视角

新审计报告准则增加了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要求,以2016—2020年的关键审计事项文本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审计师客户不匹配关系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向上的审计师客户不匹配关系显著提升了关键审计事项可读性、详细程度和数量,有助于优化资本市场信息环境;向下的审计师客户不匹配关系显著降低了关键审计事项可读性、详细程度和数量,无益于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向上的审计师客户不匹配关系中,审计师更倾向于清晰说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原因,给出结论性评价,并且会披露更多的行业共性风险事项和公司特性风险事项。研究结论为完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制度、持续优化资本市场信息环境提供了有益借鉴。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来自沪深股市的经验证据

研究发现,内控信息披露引致市场的正面反应,累计异常超额收益为正;强制与自愿披露内控信息相比,强制内控信息披露获得的超额收益率更高。同时,上市公司规模大小、是否"四大"审计等也影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异常超额收益率的高低。     

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市场反应研究——来自沪深两市强制披露的经验证据

文章运用事件研究法研究了我国部分上市公司根据交易所规定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市场反应。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总体而言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不高,但沪深两市应规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信息的四大板块——上证金融、上证治理、上证海外和深证100指数公司已经表现出较强的信息含量。社会责任报告质量高的公司有较为正面积极的市场反应,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差的公司有较为负面消极的市场反应,表明利益相关者已开始重视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起到了一定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果。研究结果为检验监管机构的强制披露政策是否达到预期的示范效果提供了证据支持。     

审计师选择与业绩承诺精准达标——基于中国借壳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借壳交易中，对借壳方（非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执行审计的审计师可以是壳公司（上市公司）的现任审计师，也可以是新任审计师。以2011—2020年完成借壳上市并签订业绩补偿承诺的我国A股借壳交易案件为样本，检验借壳上市审计师选择对借壳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影响。研究发现，与保留壳公司现任审计师的借壳公司相比，借壳上市交易中选择新审计师的借壳公司更可能在业绩承诺期间精准实现业绩承诺，盈余管理是借壳交易中审计师选择影响借壳公司精准实现业绩承诺的作用渠道。此外，当业绩承诺补偿方式为股份补偿以及借壳交易双方为关联方时，借壳交易中选择新审计师的公司对业绩承诺精准达标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借壳上市交易中选择新审计师的公司更可能在业绩承诺到期后经历业绩滑坡，且大股东更可能在锁定期结束后减持股票。结果表明，与保留壳公司现任审计师的借壳公司相比，借壳交易中选择新审计师的借壳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更严重。     

网站信息披露与上市公司的审计选择

基于审计师选择和审计费用,文章考察审计监督与网站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选择大所审计年报的公司,其网站信息披露活动相对较少。上市公司可能更倾向财务导向,没有充分利用网络的便捷沟通功能。未来上市公司还需加强网站建设,以满足中小投资者的信息需求。     

代理成本与审计师选择——来自中国创业板市场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代理理论为出发点,对在深圳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如何进行审计师选择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公司总资产、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成长性与审计师的选择正相关,但都不显著;股权集中度与审计师选择负相关;地理位置对审计师选择有重要影响。针对创业板市场的审计风险,提出了几点建议。     

重大事件披露、股价异常波动与内幕交易——基于重大信息披露违规公司的经验证据

规范化的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正常运转的基石。本文利用重大事件披露违规公司研究信息披露违规背后是否存在股价异常波动与内幕交易现象，并将样本公司按照处分类型和公司类型分类检验。研究表明，总体样本公司的股票存在显著的内幕交易行为，并呈现出牛市背景下的新特征：受到公开谴责的公司股票内幕交易程度显著高于受到公开处罚的公司股票，ST公司股票的内幕交易程度显著高于非ST公司股票。     

非处罚性监管、审计师辞聘及后任审计师行为——基于年报问询函证据的分析

交易所监管问询是否导致审计师主动辞聘,后任审计师在审计定价方面是否与前任存在显著差异,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基于此,以2014—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年报及问询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年报问询函与审计师辞聘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2）相较于国有企业,收到问询函的非国有企业更容易发生审计师辞聘;（3）收到问询函且发生审计师辞聘的企业,后任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研究结果一方面丰富了问询函的监管效用理论,另一方面拓展了前后审计师行为研究边界,对审计师审计定价具有现实意义。     

规范上市公司自媒体信息披露行为研究——以科陆电子微博为例

在上市公司广泛开通自媒体的背景下,文章以科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以股权质押为契机,采用案例研究与事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研究上市公司面临质押风险时的信息披露行为。研究发现:其一,不同于以往,上市公司在“没有可披露信息”的情况下,通过微博披露以往的好消息达到降低股权质押风险的目的;其二,公司会根据风险程度的变化采取不同的信息披露行为,具体包括“激进型”和“稳定型”。这些行为主要由公司投资者基础性质和风险程度决定,与其他手段共同构成应对风险的方式。文章系统性地研究了上市公司在面对质押风险时的信息披露行为,并对其决定因素及经济后果进行探究,推进了信息披露相关研究,对相关部门规范和监督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会计信息质量、审计师选择与债务融资成本——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10—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会计信息质量、审计师选择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有效地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审计师声誉越高,其债务融资成本越低。审计师选择因素会使会计信息质量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产生差异,会计信息质量较低的公司选择高声誉审计师,对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有显著作用,而会计信息质量越高的公司选择高声誉审计师,对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却没有明显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选择高声誉审计师更能增强会计信息质量和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联系。     

政策不确定与审计师选择——基于省委书记更替的经验证据

考察省委书记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委书记更替时,事务所会提高审计质量,倾向于委派经验更丰富的审计师,尤其是拥有合伙人身份和执业经验丰富的审计师。省委书记更替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低市场化进程以及高盈余操纵的公司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事务所更可能对省级国有企业委派经验丰富的审计师,尤其是第一顺位的签字审计师。     

CFO事务所经历与公司自愿信息披露——基于业绩预告的经验证据

CFO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对公司盈余信息披露具有重要影响。基于业绩预告披露视角,以200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CFO事务所经历对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CFO有事务所经历的公司更倾向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并提高业绩预告精确度。并且,上述效应在CFO有“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经历时更为显著。横截面分析发现,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或公司信息环境较差时,CFO事务所经历更可能通过自愿发布精确度高的业绩预告来改善信息环境。业绩预告异质性分析表明,CFO有事务所经历的公司会发布更及时、高频和准确的盈余信息,从而提高业绩预告披露质量。     

环境信息披露、管理层权力与企业风险——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利益相关者、信息不对称及委托代理等理论,以我国2013—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面板回归模型从不同视角研究分析了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风险的影响,以及管理层权力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总体风险以及系统风险,与企业非系统风险呈现负向相关性但并不显著,该影响路径在制造业的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之间表现出明显差异;管理层权力显著弱化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风险的负向影响,并且这一结论只在非国有企业中成立,验证了过度投资假说在我国非国有企业中的适用性.基于上述,建议有关部门继续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并加强完善对于管理层的监督治理体系;制造业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应加快推进绿色转型升级的发展模式,推动我国向制造强国跨越.     

财务报告重述、审计师变更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基于深圳主板市场２０１０年的经验证据

以深圳主板市场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为研究对象,运用逻辑斯蒂(Logistic)模型,检验了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财务报告重述、审计师变更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财务报告重述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因公司前期年度报告存在缺陷而进行重述的公司更有可能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将内部控制缺陷进一步划分为财务报告层面缺陷和公司层面缺陷,财务报告重述与二者都呈显著正相关,而审计师变更仅与财务报告层面内部控制缺陷单方面呈显著正相关.     

科创板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认定披露有意义吗？——基于核心技术人员离职事件的视角

科创板首次强制要求拟上市公司必须认定并披露核心技术人员,并在这些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时予以公告。本文基于科创板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在IPO后的离职事件,研究这一制度安排对于资本市场是否有意义。结果发现：（1）资本市场对核心技术人员的离职存在显著为负的反应,说明核心技术人员的认定披露在总体上是有意义的。（2）公司对核心技术人员的认定可能存在操纵行为,表现为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负面反应在无专利、不持股、薪酬激励强度低以及担任董监高的核心技术人员中更弱。（3）公司在IPO时的核心技术人员认定操纵行为目的很可能在于遵循监管规则的同时隐藏专利较多的核心技术人员。本文的研究表明核心技术人员的认定披露要求对资本市场是有意义的,但也应关注其中可能存在的操纵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