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相对主义批判

文化相对主义的现实价值是和谈论的具体语境相关的。在西方社会,文化相对主义具有限制西方中心论、消解西方话语霸权从而解放思想的积极意义。但是对于落后民族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它的意义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虽然是西方世界内部产生的思潮,     

概念·语篇·情景：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整体性逻辑

面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中国对外话语面临自主-适应、标准-情景、应对-主动之间的矛盾,致使知识未能在系统有效的框架范式中形成积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可以结合话语交际的基本功能,回归国家话语交往的具体情景,形成具有全局性意义的解释框架。首先,以消解西方话语霸权为目的进行概念生产,形成对外话语的元概念;其次,建构以当代中国为意义中枢的故事范本,开展对话性的语篇联结;最后,区分政治、民间和公共治理话语空间,针对情景需求展开话语修辞。“概念生产—语篇联结—情景修辞”构成了全球话语权竞争格局下中国对外话语建构的整体性逻辑。     

打造融通中外话语表达的“东西问”探索

话语是保障和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资源,大众传媒在话语的生产与传播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冷战结束后,西方凭借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获得了话语霸权,在这套话语体系所构建的意义指涉网络中,诸多非西方国家处于被审视和评判的客体地位。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世界百年变局之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中国必须和亟需破解的课题。中国新闻社立足自身定位推出的大型学理型融媒体报道特稿专栏“东西问”,致力于通过陈情与说理相结合,对西方话语霸权体系进行修正,将被西方话语所歪曲和遮蔽的事与理还以本真面目,在话语创新实践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论哈耶克法哲学思想中的后现代因子

作为哈耶克法哲学思想渊源的苏格兰启蒙哲学、奥地利学派以及波普尔、波兰尼的思想中,各自蕴含着某种与后现代主义相一致的要素。在此基础上,哈耶克与后现代的理性观通过对启蒙理性的反思消解了理性的至上权威,并将非理性因素推回台前,因此他们的自由主义具备有限理性特质和个人主义色彩。在知识论上,哈耶克与后现代均具有主观性、情境性和默会性的特征,通过对传统知识论的反思,他们阐述了各自对元叙事话语和极权主义的批判。     

“罗布泊人”觅踪

新疆罗布泊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它曾经盛极一时。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变迁,大片湖泊逐渐干涸,楼兰古国神秘消失……围绕着罗布泊的兴衰变迂和许多难解之谜,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不断来此考察探险,曾经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罗布泊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97年,新疆最美的季节——秋天,我们来到     

以道路自信为基础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

(一)中国具备构建自己独特话语体系的其他一切条件,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传统文化的话语也随着国家崛起而焕发出新的活力,但我们缺乏的往往是自信心。由于近代以来曾经长期积贫积弱却不断挨打,国人的文化自卑情结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被文化自卑情结所主导,也     

后现代语境中的儒家本体伦理学发展

本文对“后现代”进行了探讨,指出后现代社会作为对现代性的发展,具有两重性,并包含着对人自身发展的危害,因此而提出人在后现代社会中仍需进行自我精神修养的问题,以便借此认识自我并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而这也就是需要发展儒学尤其是儒家本体伦理学的理由。为应对一些西方学者以后现代的方式消解儒学的原始经典,文中提出以本体诠释学的方法解读文本意图,以克服偏见与盲目性。为探究儒家精神的真谛,本文勾勒了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以为后现代社会的出现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由此而提出了在当今后现代语境中发展新新儒学的可能。最后质问了儒学本体论和道德论能否被解构的问题,并提出在解构中建构的方法与原则。     

在波兰讲《易经》——关于对外文化教学的思考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时序的更替即将把世界推向21世纪。以文化交流而论,21世纪的世界将不再是以“西学东渐”为主的单向流势,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所谓“东学’,也将更多地流向西方,从而使整个世界文化呈现“双向交流”之势。人们发现,在世界很多地区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中,亚洲在崛起,中国在崛起。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令世界瞩目,推进了对外文化事业的传播与交流,古老的东方文明乃至中国人的形象已不再与“愚昧”划等号,否则洋媳妇怎肯到中国农村落户?     

中国式现代化元话语的建构及其国际传播

话语体系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西方国家通过建构元话语,使国际传播呈现出“中心-边缘”的格局。面对西方对我国长期的污名化行径,我国提出建立以中国式现代化元话语为核心的新型话语体系,以开创文明新形态、解构西方化话语为目标,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打破西方文化霸权,并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以此推动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     

解构主义哲学与文学观特征

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属于后现代哲学,其文学观属于后现代批评性文学观。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提出非中心思想,崇尚异质性,结构思想的两个核心是“他者”和“延异”。解构主义哲学的诞生是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文化思想的颠覆,促使西方旧文化系统瓦解崩溃,把西方文学带入全新的后现代主义时代。解构主义对后世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积极探讨解构主义文学观,深入挖掘其根源,掌握其思想观念和策略,为新一代文学批评家批评理论和方式的改变奠定坚实基础。     

音乐中的想像与情感体验

音乐,是以声音为结构手段,形象地反映主、客观世界的艺术。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时期,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语言。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视为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精神食粮。托尔斯泰曾说:“我喜欢音乐胜过其它一切艺术。”当人们的心中话语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无法用其它手段认识客观世界之际,文学家便写下了诗歌小     

中国梦、中国精神与对外传播

对外解读“中国梦”,首先应厘清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从中国传统来看．核心价值观是“和”,这也是共产主义所追求的核心价值。从“和”这个角度,会给“中国梦”带来有别于西方语境的解读。一、对外传播与话语权拿破仑临死前曾说：“我曾经统领百万雄师,现在却空无—人;我曾经横扫三大洲,如今却无立足之地。耶稣远胜于我,他没有一兵一卒,未占领过尺寸之地,他的国却建立在万人心中。世间有两种武器：精神和剑。从长远看,精神必将打败利剑。”如果说此处的利剑可被视为诸如武力等硬实力（hardpower）的代表的话,精神则可被视为软实力（softpower）的重要代表,其具体表现是话语权（powerofdiscourse）,实现方式之一就是对外传播。     

司空禅意

许多事情都已被人们遗忘了,在离登司空山的路上不会再看见它们,看见的只有司空山,稀疏矮小几乎藏不住人的树丛中露出或隐藏的只有石头和土。时虽阳历9月,阴历八月,阳光下的司空山却依然很热。阳光的上面是天空,我们,这一天中唯一来登山的游人,就在天空和山石间攀登着。 天空、山石自有了之后就一直不曾消失,阳光虽然有时会消失,但它就像消失时那么突然一样,又会猛然频频出现,消失后永远不会再现的只是我们——人类长长链环某一节中偶然出现的这几个人。 所有同时生存的人都是“我们”。只是我置身其中的我们看不见所有其他的“我们”。这是许多事情都已被人们遗忘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说,许多事情把我们忘得竟这样干净！曾经在这座山上,甚至就在我们正走看的这条山道上走过的慧可,那传说去嵩山少林寺访菩提达摩,终夜立于积雪中,至天明仍不许入宝,乃以刀自断左臂,遂面谒大悟,为禅宗二祖的神光,他想到过我们么?他无法想起,他彻底忘却了当时尘世的一切,才能成为禅宗二祖,又如何不忘记他身后的一切尘世,包括在公元一九九七年九月行走在这儿的我们?只能是我们想起他,那个遥远得活在北魏、北齐,俗姓姬,曾名神光、僧可的僧人,那个在诸如《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     

向世界说明中国军队

长期以来,西方“妖魔化”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拿军队说事,极力丑化、抹黑我军形象。他们出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媒体“卖点”需求．不遗余力地散布“中国军事威胁论”．企图在世界公众中塑造一个非和平、敌意的军队形象。他们往往透过有色眼镜观察中国军队发展,     

从“安全化”到“去风险”：国际政治中的风险话语研究

基于特定社会建构和意识形态立场的风险话语为各国开展国家安全实践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成为少数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发展的工具。2023年4月以来,“去风险,而非脱钩”新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美西方对华风险话语不仅在表述上完成了从“中国威胁论”“中美脱钩”到“去风险”的更新迭代,更实现了从“安全化”到“去风险化”的话语内核转向。它看似放弃了“以中国为威胁”的进攻姿态和“脱钩”的逆全球化立场,实则意在扩大遏制空间、占据道德高地,实现“以中国为风险”的精确“脱钩”。借助强调“风险”而非诉诸“安全”的话语重心变化,美西方也意图进一步转移盟友间和国家内部矛盾,掩盖自身国家安全能力衰退的事实,这最终可能带来“去风险化”风险话语的全球散逸。     

《柴米油盐之上》的“出海”新探索及其启示意义

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向世界讲好中国减贫故事,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抓手。面对“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中国减贫故事的国际传播既不能落入西方的话语窠臼,也不能陷入“自说自话”的情境。应对中国故事进行国际化表达,构建中国故事的海外叙事体系,提升中国话语的感召力和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外合作出品的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是推动中国减贫故事“出海”的一次有益尝试。该片采用“第三者”叙事,汇聚多方力量讲述普通中国人圆梦小康的故事,通过拓展外宣渠道,创新话语体系,有效助力减贫故事走出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生态世界观:儒家和后现代主义的比较诠释

本文认为,生态世界观是后现代世界观。后现代世界观是西方社会现代化晚期阶段兴起的文化批判思潮。它以反现代性的方式,发挥着优化现代性结构、拓展现代性边界的作用。生态世界观对自然“内在价值”的鼓吹,与对同性恋、女性、儿童、少数族裔、殖民地等“边缘”权利的鼓吹一样,联系着后现代思潮解构现代性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压抑和专制的努力。儒家价值取向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由于“天人合一”观念和“中庸”思维方式的影响,儒家的人类中心主义又表现出和西方现代性思维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极大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就是不同于现代性思维的无限发展观,儒家认为应该对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活动作出必要的限制;不同于现代性思维的机械论自然观,儒家坚持自然和人的生命世界的亲缘关系,并据此要求人类对自然承担起伦理性义务。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使儒家和后现代生态世界观之间具有了相互呼应之处,并为我们从生态世界观的视角诠释儒家思想提供了基本的可能。     

全球文化新秩序与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

全球文化秩序的形成是世界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西方主导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以及“西强他弱”是这一全球秩序的基本结构。西方在全球文化新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质言之就是掌握了文化国际话语权。全球文化新秩序的构建是大国话语权竞争的重要领域。中国具有特殊的文化身份,且要改变在这一秩序中的结构性弱势地位,具有促进全球文化秩序转型和更新的动力。中国要以国际话语权建设推进全球文化秩序转型,可以从四个方面加强认识并采取举措：加强话语质量建设与传播影响力建设并举;寻求非西方“文化话语权联盟”以获得“共同话语权”;将国家实力增长有效转化为国际话语权特别是文化话语权的增长;对西方文化话语权进行适当解构。     

有钱无钱,回家过年

第一次听说这话,是从我一位智商偏低得近乎弱智的师史口中冒出来的。 那时我们才十几岁,刚刚喘上社会主义的铁饭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整天沉浸在美好生活的幸福之中。在那个文化生活贪乏的时代、弱智的师兄成了我们一架开心的游戏机,一言一行都那么富有乐趣。 师兄一口道地的合肥郊区口音,“Z、C、S”分下清界线,因智商问题影响口齿的正常发挥,说出话来含混不清,常常引起意外的歧义,更加滑稽可笑。越是语言有障碍的人,话却越是格外地多。我们的笑声也因此而无穷无尽。在师兄的话语词典里,“母鸡”说成“母资”,“夫妻”念成“夫雌”,“洗手、洗澡”变成“死首、死早”,“司机”说更加拗口,成了“次滋”。     

中华美学形成的逻辑演进

美,天人之际的探寻。 ——题记 一 人生的终极关怀 人生,忙忙碌碌,熙熙攘攘,闹闹腾腾,纷纷扰扰,寻寻觅觅……人们不禁要问:人生希望的、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到底什么是人生的终极关怀,终极目标,终极理想? 翻开历史上卷帙浩繁的论著,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先哲们,不管是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宗教家,不论他们从什么角度,用什么语言,来研究宇宙,来探讨人生,最终都会集中到一个字上来:美。他们在追求着、寻觅着、探索着这样一个共同的主题:怎样才能使人生充实而美好? 孔子曰:“里仁为美。”他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把“仁”视作鉴别一切美恶的标准与尺度。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乐均不能离开仁,诗歌当然也不能例外。 孟子云:“充实之谓美。”他以为人的“善”、“信”是美的前提,美的基础,而后方能进入“大”、“圣”、“神”的人生境界。 庄子则以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承继了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恬淡为上”的观点,追求的是那种“无物累,无人非”的澹泊虚静的生涯。 虽说这儒道两家对美的认识不同,评判标准相逆,价值取向迥异,或趋向入世,或趋向出世,或重在参与,或重在超脱,但他们都各自按照自己的理想描摹着美的人生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