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问题

关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问题欧阳雪梅按照国际惯例，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后，应该对侵华这笔民族间的血债进行偿付。而当时中国政府也曾参加过远东委员会对日索赔行动，但是，中国所受损害最终并没有得到应有赔偿。那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赔偿问题的态度怎...     

关于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政府

从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是抗战初期。在这一阶段中,国民党政府在抵抗日寇进攻上还是比较努力的,国民党战场是主要战场,国民党军队抵抗了相当数量的日军,在战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毛泽东同志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     

抗战胜利后山东解放区对敌经济斗争述论

本文就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９年山东解放区对日伪和国民党政权的经济斗争作了历史的回顾与论述。作者认为：抗战胜利后解放区所实行的对敌货币斗争与贸易斗争,其整套方针政策都对今天有借鉴作用。在货币政策上,禁伪（币）排法（币）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实行管理通货制、物价本位制;在贸易政策上,实行统制与自由相结合;经济斗争主要依靠经济力量,掌握物资,限进奖出,争取有利交换等都是卓有成效的,“抗币”以物资为本位,更能抵御金融风暴     

浅谈抗战胜利后的民族振兴

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50年来,正义的人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这场世界大战──也是人类空前浩劫的反省与思考。在举世纪念胜利的时刻,这种思考反省将变得更加集中、真挚和深沉。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的中国面临着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经济,维护稳定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深刻地认识中国人民在8年抗战的浴血奋斗中赢得的伟大胜利的历史性进步,从而激励全国人民以百倍的勇气和胜利信心,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来实现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50年前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参加的全民族抗战。这次全民族抗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近百年来,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并把中国由独立的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国家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压迫和剥削的过程,中国人民在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7年到1860年反对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1883年到1885年的中法战争,     

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

南京国民党政府意识到农村合作运动的重要性,并且努力推行合作运动,并且以信用合作为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中国的农村问题在于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企图用农村合作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农村问题,无疑是治标之举,最终的结果就是无法避免农村的破产,达不到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目的。     

论抗战前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策略

抗战前期国民党政府对日只应战,不宣战的策略是有其复杂的历史因素的。客观上是由中日实力对比悬殊造成的,主观上则是由于蒋介石集团的″攘外必先安内″策略及其争取西方外援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一策略奠定了抗战前期国民党政府对日方针的思想基础,从而对中国前期的抗战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抗战胜利前后施复亮经济建设思想述论

施复亮（1899—1970）是我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抗战胜利前后，他详细分析和探讨了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体制和发展战略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以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建设方案。施氏的方案虽在整体上已被历史否定，但他的经济思想与政治思想──中间路线一样，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内核，值得我们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加以珍视。     

论抗战胜利后广东政府机关行政复员

广东各级地方政府机关行政复员为战后时局推动的一种应然,并依据广东战后复员计划纲要渐次展开。为规划和指导战后复员工作,广东省政府制定了广东省政府复员计划纲要。政府机关行政复员包括行政机关(行政组织)与行政人员(公务员)的复员。政府机关除了原有的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的回迁与恢复外,接收汪伪政权、重组地方政府机构是战后行政复员的关键,省、县级行政人员的复员则充斥着派系斗争。尽管初期各级政府机关行政复员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抗战胜利之后的国内外复杂形势、省府机关行政复员既定方案与实践之间存在差距以及地方政府行政人员的腐败等因素的制肘,省府行政复员政策与措施执行不到位,大多拖沓直至无果而终。     

抗战胜利后罗隆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心路历程

对英美民主的基本诉求和对中国命运的现实关怀,是罗隆基多年来一贯坚持的理想信念和政治准则,这两者在他论政时期是一直并行不悖的,并成为其根据中国当时诡异的政治形势做出选择的一个重要标尺.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罗隆基参与了当时大量的政治活动,并经常在国共两党激烈的斗争中做出具有一定偏向性的选择.这些选择,实际上并未背离他的理想,相反,却是对其理想的一个坚持与延伸.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探析

抗战胜利后通过分析国内、国际局势,顺应广大人民呼声,中国共产党进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虽然这一努力没能阻止内战爆发,但其过程不仅使全国人民看清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极大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为全国人民指明了革命的方向。而且整个和平民主斗争努力的实践,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继续秉承和平、民主、协商的精神,领导各党派与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积累了宝贵经验,并在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苏商与国民政府关系的演变

抗战胜利后,国家资本空前膨胀,与民争利,引起苏商不满.内战期间,国民政府对经济管制严酷、捐税繁多,导致民营企业举步维艰,令苏商倍感绝望.在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际,苏商大多数选择抽资迁厂出走香港或国外,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对国民政府的背离.     

论抗战胜利后上海的房屋租赁纠纷

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现严重房荒,住房奇缺与"二房东"人为抬高房租,引发大量房屋租赁纠纷,市政府以治标与治本举措穷于应付,参议会也通过诸多决议案缓解房荒与租赁纠纷,均产生一定效果但始终无从解决这一难题。法律界、工商界、房客群体站在各自不同立场,对缓解房荒与租赁纠纷也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但同样也无济于事。房荒与租赁纠纷成为战后上海市政府和广大市民面临的一个严峻社会问题。     

抗战胜利后国定本教科书的供应问题

1945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定本教科书的供应经历了一个从异常混乱到逐渐改观的过程。战后初期的教科书供应因各地准备不足导致出现了收复区伪教科书大量充斥其间的现象,1946年则由于各地翻版现象严重而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得不考虑改弦更张。到1947年教育部开放教科书的版权使得一直未能解决的教科书供应难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通过对战后教科书的供应问题的分析可以反映抗战胜利以后各地教育复员的艰难以及各界之间利益的冲突。     

浅论抗战胜利后我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从当时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方针。这就是:一方面尽可能争取和平,力争在和平条件下实现中国社会改革;另一方面,鉴于国民党坚持内战、独裁政策,必须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具体地理解和说明用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社会改革的问题。从现有的教材编写、教学实践和问题研究中来看,一般着重于阐述两手策略,或者是限制内战范围,或者是推迟内战爆发的时间,而对于“社会改革”一点却较少提到,或虽提到而未展开。因此,这一问题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论抗战之初国民党政府的对美外交

抗战以前,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并确立了以美英为重心的外交战略格局。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南京国民政府在部署军事抵抗的同时,沿袭了自“九一八”以来依赖外交助力以收御敌之功的基本国策,企求策动美英带动国际社会对日本施加压力,影响并改变东京的侵华政策,以缓和民族危机,最后解决中日问题。但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至这年年底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迁渝的半年时间里,南京政府为争取美国干预远东事务、斡旋中日关系的外交活动却颇费周折、步履维艰。这半年期间的中美往来尽管为时不长,却对中国抗战的形势和进程产生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战胜利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特征及其在抗日战争胜利进程中的历史性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它充分表达“我们珍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念,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为更好地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事业”。     

调整政策 发展经济 是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从经济方面探讨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深层次原因.文章认为,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国统区也建立了战时经济体制,实行了战时经济政策,这一切都为抗战胜利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抗战胜利后重庆《新华日报》言论自由探析

抗战胜利前后,美国新闻界发起了世界新闻自由运动,获得广泛关注。借此,重庆《新华日报》等在国统区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或左派民主报刊,要求广泛的言论自由,这些自由包括报道自由、报刊内容不受检查、报业生产资料平等拥有等,同时提出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和重要内容。《新华日报》上谈论言论自由的文字并不系统,目的是为了政治民主,在实践领域表现出对国民党批判的工具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