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

从价值内涵上来看,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是对传统发展观的融合与超越。深入挖掘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内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科学发展观作为精神旗帜,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与民主化的内在关联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与民主化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文章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分裂状况及其融合等方面分析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与民主化的密切联系,并探索提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多维融合路径。     

高等教育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整合的必要性

本文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辨析和高等教育目的为立足点,阐述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况和问题,进而提出高等教育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的必要性.高等教育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是大学健康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新型城镇化中价值理性的复归

由于工具理性主义的膨胀,我国传统城镇化中忽视了“人”在城镇化中应有的地位,尤其是农民工阶层,并没有切实享受到城镇化的成果。传统城镇化是土地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呼吁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理性复归,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让农民工进城“进得来、留得下、有尊严。”     

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视角:从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

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不是天然形成的。和谐社会包含着理性的因素,它是对非和谐社会的那种个体非理性贪欲的一种抑制与理性的缓解,它期望全社会走向公共理性,实现互利共赢。     

技术理性的价值转向

技术理性作为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热议的理论话题,其原因之一在于西方学者认为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是人类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实践问题。自霍克海默以来,众多西方学者表现出对这一理论问题的持续关注,上世纪末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技术理性时,表现出认可的态度,但在现实实践中,人们将技术理性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剥离,进而一味地批判、否定技术理性,文明社会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治,而且与我国官方所宣传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符。笔者认为,技术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有其自己发展的历史逻辑,我们应该透过历史的迷幻表象,深层次地分析其价值理性的＂剥离＂与＂统一＂,以期更好地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     

论理性地决策

所谓理性地决策,是指领导者按照理性的要求,遵循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所开展的决策活动.领导者要做到理性地决策,就要把握可靠的决策根据,树立理智的决策态度,坚持原则的决策行为.     

后现代语境下电子政务价值理性体系的解析与构建

本文在探析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价值理性失位、工具理性泛滥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宗旨、内涵、方式和功效等方面对电子政务的价值理性进行了层级划分,建构了相关的体系模型,以矫正其理性缺失。     

《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述评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的《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一书通过梳理公民参与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各个时期的公民参与理论进行反思,在新的研究视角下,提出了"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强调了公民参与的适时、适度,对我国的公民参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理性思维：文化自觉的一个基本特征

作为一个意义的世界,文化的选择和建构必须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在当代社会发展理想目标的确立和文化建设中,人们如何正确地发挥自己的自由创造能力,选择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富裕、文明、人与人之间有更多的真诚与和谐的文化世界,有赖于各个民族的人们充分发扬自己的理性,正确合理地对待自己和认识自己,正确合理地看待世界和一切外来文化的成功经验,正确合理地处置自身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当代中国人文主义价值理性下的产业集群构建研究

组织的发展始终是组织内在良序人文力量扩张的结果。产业集群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组织形式,是一种企业群落的社区组织,人文力量始终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根本动力。文章梳理了产业集群的效率归因,归纳了当代中国人文主义的内涵,以当代中国人文主义的基本信念体系为价值理性,重构了产业集群的分析框架,讨论了产业集群的技术结构、空间结构、组织与制度结构,为产业集群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架构。     

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市场价值和公共价值的整合

随着行政范式的变迁,公共行政的价值导向发生变化。公共行政应该坚持哪些价值以及如何坚持这些价值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公共行政价值的划分不能简单采取公平—效率二分法,而应该从更为广义的角度将其划分为市场价值和公共价值。从转型期的中国行政实践来看,两类价值不会自动走向融合,需要公共价值管理这一新的行政范式予以调解和引导,从而最终实现公共行政价值的强效整合与动态平衡。     

司法裁决中的价值衡量

价值衡量是司法裁决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与此同时,针对价值判断也不无诸多疑问。无论如何,评价、判断涉及到的是法官过多的主观行为。由此,笔者从历史上重要的法学流派出发,提出了价值衡量存在的空间;并考量了价值衡量是否仅仅是法官任性作为,可否有其合理的可行性;以及简单介绍了在司法领域应用价值衡量的情形。     

整体型治理的行动逻辑

整体型治理是继新公共管理运动后在全球兴起的一场治理革命,它是在当前公共治理碎片化和风险社会来临的背景下为解决棘手难题而进行的公共治理结构的重建。整体性治理是从新涂尔干主义途径来寻求公共治理的协调和整合,并且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提升治理效率。当然,在寻求公共治理工具理性的同时,整体性治理通过恢复公民身份和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来获得价值理性。     

民生时代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

公共政策作为对全社会价值资源最有权威的分配工具,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政治过程所作出的选择和分配办法的制定来解决公共问题,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进入民生发展新时代以后,社会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社会发展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就历史地逻辑地统一在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之上,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就是要保证不断改善民生、不断提高民生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成了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目标。     

贝叶斯主观置信度的合理性及客观性分析

现代贝叶斯主义概率论把主体对事件或命题的信念解释为一个人的主观置信度,其主要目的是将信念变成可量度的或可操作的。通过对主观置信度的合理性与客观性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共同体形成主体间性置信度需要的两个必要条件即共同的目标与流通的信息。     

从独白走向对话:公共治理价值体系的哲学意蕴与实践

随着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治理结构转型,官僚体制下的“独白式”体制的逐渐解体,话语垄断权的打破．建立在民主参与取向、责任取向、正义取向、回应取向和伦理取向基础上的公共治理价值体系初步形成,开始走向“对话式”体制。在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互主体性”关系中践行公共治理价值体系,是实现行政哲学由独白走向对话的必然路径与选择。     

自由的理性--论康德的理性主义

康德哲学从其"理性"概念出发演绎出"自由"概念.他的"理性"概念包含了西方传统哲学中关于理性概念的两大精神要素,即"努斯"精神与"逻各斯"精神,从前者演绎出理性的"先验自由";从后者则演绎出理性的自我规范性,即意志自律.他论证这种基于纯粹理性基础之上的自由则是为了确认人是目的本身.     

当代中国公共服务伦理:价值、失范与重构

公共服务伦理对于我国现阶段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但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存在的公共服务伦理失范现象,严重制约着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应该从制度建设与个体美德建设的双重维度着手,探求重构公共服务伦理的可能路径。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以二者根本动力和价值追求上的一致性为视角

现代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代表公众利益、提供公共服务、接受公众监督、承担公共责任的政府.行政决策法治化是行政决策体现多数人意志、实现和保障多数人利益并使之规范化的过程.行政决策法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根本动力和价值追求上具有一致性,即二者根本动力在于公众有效的参与、二者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的实现,行政决策法治化是进一步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