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本质理论看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新旧人本主义的区别

马克思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结论,终结了西方旧人本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抽象论断.马克思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提出新人本主义,转向了马克思的科学结论.对人的本质命题内在逻辑构架和历史演进线索的破解和整体把握有助于我们分清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新旧人本主义的本质差别.     

灵魂的异化——弗洛姆对现代人自我的剖析及其文学表征

弗洛姆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我已经迷失:他们贪婪的欲望达到极致,但自然的本性、情感和人格却被压抑和扭曲。弗洛姆对现代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剖析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理论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见到大量表征,文学研究亦可借助于这一理论,实现二者的双向互动。     

“人”与“物”关系的科学阐释与价值定向——马克思科学人本主义发展观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发展观是一种科学人本主义发展观,它扬弃了抽象人本主义发展观和单纯物本主义发展观,科学阐释了"人"与"物"的辩证关系,分析了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物役性"现象及其根源和消解路径。马克思科学人本主义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科学人本主义发展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形态。     

形而上学的当代转向——从“本体论”到“伦理学”

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关注人的,是人之为人的超越性生存本性的理论表达,因而追寻形而上学一直是人的“宿命”。形而上学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内在向度:“本体论向度”———知识何以可能;“伦理学向度”———生活何以可能。形而上学的历史,实质上就是这两个向度的斗争史。当代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的转变,并不是消解了形而上学,而是指形而上学从“本体论向度”转向了“伦理学向度”,因而,这种转向不是纯粹理论性的,而是生存实践性的。     

环境伦理学“真理化”批判及其对环境法学的启示

环境伦理学为环境时代人类建构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有益视角。但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哲学思潮,环境伦理学在具体内容上争议频仍,在哲学立场、思维方式、论证逻辑、现实意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和知识精英趋向的信仰,反映的是西方文化传统下知识阶层对环境问题的特定理解,不具有普适性。中国环境法学研究应慎重对待环境伦理学,注意伦理基础的本土化和研究的现实意识。     

从“一格的扩张”看俄语口语的分析化趋势

本文用大量实例从一格功能扩大的角度,以语句内(包括谓语一格、从属于名词一格、从属于动词一格、时空一格)和语句外(包括主体一格、话语一格、接续一格)两大层面来论述俄语口语中的分析化趋势。     

儒家伦理学对西方伦理学的挑战——评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

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是创造性地运用并诠释先秦儒家思想,为回应时代问题而做出的具有独创性的理论。首先,儒家角色伦理学强调儒家思想的动态特征,在对主体性的动态化的理解之上,揭示“道”、“仁”、“和”的动态化内涵。其次,它批判西方的个人主义,强调人是关系性的存在,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不能脱离关系与环境而实现。第三,儒家角色伦理学基于社群主义的立场,批判西方的自由主义,提出儒家的民主思想可以为当今世界提供思想资源。儒家角色伦理呼吁建立一种有责任感的、积极的主体意识,引领人们不断到回到关系性的存在之中,在反思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之中,发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自觉地承担并且协调不同角色所承载的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不断追求卓越,实现自身的最好可能,并且促进群体的和谐。然而,如何处理不同的角色之间存在着责任与义务的冲突,以及个体的道德良心与自律如何在群体关系中得以保持而不受侵害,是儒家角色伦理学应当继续思考的问题。     

“人是什么?”还是“人是谁?”——论海德格尔对人的追问及其意义

对人的追问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即“人是什么 ?”和“人是谁 ?” ,前者以理性或非理性的主体对人作出概念规定 ,并由此规定着西方哲学传统对人的理解的基调 ;后者视人之本质为问题而非答案。海德格尔以后一种方式通过“此在”作出对人的追问。在此基础上 ,本文分析了理解海德格尔的“此在”的前提 ,从此在的双重性质、此在的基本机制、此在生存的基本状态等方面对此在进行了诠释。在分析此在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歧的超越和此在对主客对立二分的认知图式的拒斥的基础上 ,本文剖析了近代人本主义与现代人本主义对人的理解的局限 ,揭示了此在的反人本主义意义 ,并提出海德格尔后期对此在的新的认识并未改变其通过此在作出的对人的追问的基本精神。     

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货币批判研究

马克思对货币本质的分析,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始终围绕其哲学的理论任务——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展开的,这是贯穿从《巴黎手稿》到《资本论》的一条隐性线索.《巴黎手稿》侧重把货币的神圣幻象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大纲》则侧重揭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和暂时性,在此基础之上,《资本论》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的批判把货币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透视出马克思货币批判的“视域转换”.这种“转换”不仅关涉人在“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的现实根源,而且关乎消解这一异化的现实道路.     

新人本主义的“人—自然”观——对当代文明基本处境的一种思考

20世纪中叶以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成为现代思想探索的核心主题。在放弃中心论思维方式的前提下,要保持伦理价值的人性,最切近的选择是建构一种人本主义的人—自然观。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本主义,首先从语言符号意义上直接扬弃了把人类看作绝对中心的假定,扬弃了将人视为宇宙目的的暗示;同时又护持着价值观的属人的本质,因而保持了文明的意义。当代全球范围内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重心都在于辨识一种新世界伦理观的基本方向,以为人类自处的轨则。新人本主义的人—自然观承认人的创造力,承认科学对于人类生存的巨大价值;同时它扬弃对于科学的迷思,不再把科学当作宗教。新人本主义人—自然观肯定文明经历的价值,不主张简单地回归自然。文明论不应成为关于对抗的理论,而应是关于共生的理论。     

马克思对“伦理的正义”概念的批判

正在学术界,关于伦理、正义和马克思哲学的争论,已然推动了对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结构的思想根基的广泛讨论。我们认为,这种讨论从一开始就应当说明马克思的理论建构过程中的某些预设:关于马克思是否在其现代社会批判当中援引伦理准则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对马克思的著作的重新释义来作出否定的回答的;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是后黑格尔的,马克思把康德"形式主义"、"空洞"的普遍主义     

从“理论之后”到“文学事件”——新世纪伊格尔顿的文学伦理学立场

对"理论之后"的诸多误读导致人们忽视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对伊格尔顿美学体系建构的影响;在《理论之后》后四章中,伊格尔顿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实践取向和理论反思统合了起来,已经表现出从"政治"过渡到"伦理"的倾向;而在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中,伊格尔顿旗帜鲜明地站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立场上提出:真实世界和文学之间是一种基于行动的实践关系,文学具有本体论价值,它在伦理学意义上参与了对世界的建构,文学从事的道德工作及其具备的伦理学价值在于其对专制力量的反抗。     

传统法律文化对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以“人本主义法律”文化为例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伦理性、“德主刑辅”与“礼法结合”、“重义轻利”、“息讼”与“人本主义”等法律文化特性。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成分对我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有许多有益的启示。本文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法律文化为例,阐述了其对我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人本主义是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思想”吗?——对我国学界一种学术观点的质疑

我国学界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人本主义是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思想",与唯物史观是根本对立、界限分明的,他后来抛弃、超越了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创立了唯物史观。这种看法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充分的根据表明,人本主义是马克思哲学中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他在后来的"唯物史观成熟著作"中继承而不是抛弃了早期人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其前后期著作的人本主义思想就其理论实质而言具有一致性。马克思早期人本主义与唯物史观之间并不构成"对立"或"冲突",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持、有机结合的。澄清上述事实,有助于科学评价马克思早期人本主义乃至其早期著作的历史地位,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     

名词由工具格向处所格转化的条件及其对应形式——从一组“用N”句与“在……上／里”句的转换谈起

通过对包含介词短语的"用N"和"在……上/里"句的转换的考察,认识到有些名词本身就有兼为工具格和处所格的潜质,并探求到两句式的转换要受到名词的维度、工具名词自动性的强弱等条件的限制,最后得出了两句式在转换时的大致对应形式.     

“道德即自然”新证——儒家生生伦理学对道德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道德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虽然历史上人们做出了诸多努力,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儒家生生伦理学从两个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新的证明,一是道德根据的证明,二是道德境界的证明。所谓道德根据的证明是说,无论是生长倾向还是伦理心境,都源于自然,以此为基础的道德行为也是自然的。所谓道德境界的证明是说,道德达到一定境界后,完全可以祛除执着,在自然而然中成德成善。"道德即自然"不代表道德不会出问题,但借助仁性和智性的辩证关系,可以纠正这些问题,重回自然。重新讨论道德与自然的关系,对于在更高层面上审视儒家与道家的关系,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重建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范式——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及其意义

现代性问题构成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展开的基本主题。黑格尔将“理性”视为现代性的规范基础,以绝对理性的政治国家来扬弃形式理性的市民社会环节。在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视域,马克思以“资本”作为现代性的本质范畴,否定了政治国家对经济基础的超越性,揭示了现代的精神原则和制度设置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构成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共同切入点,同时也构成了他们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内在限度。     

从“哲学的批判”到“社会的建构”——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思想的双重变奏

思想的历史就是历史的思想,哲学作为时代的思想,它关照着所处自己时代人的“生存境遇”。马克思对现实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不像以往哲学家那种由哲学到哲学的独白式的复调,而是基于对现实社会问题即对市民社会的关注为解决问题的钥匙。鉴于此,以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为问题的切入点,来论析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所实现的双重变奏即由“哲学的批判”到“社会的建构”这一思想理路,并创建自己的唯物史观,同时也凸显出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对现代社会的建构价值。     

从“抽象道德学”到“社会伦理学”——马克思人类解放的自由观简论

康德的道德学原理为解决人的现实自由仅提供了主观的理性法则;而自然法权意义上的抽象法离开社会生产方式而抽象谈论物的所有权问题。马克思把人类的自由问题引入到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当中,从而扬弃了道德法和自然法的抽象性,建构了一条唯物史观的社会伦理学原理。     

从非理性视角看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

萨特的存在主义强调人的自为性,追求人的自由,带有浓厚的非理性主义气息。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人学空场”,企图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他主张用“存在第一性原理”代替“物质第一性原理”;用内省体验式的认识论取代能动的反映论;用非理性意识活动的人学辩证法代替唯物辩证法;用以“匮乏”为发展动力的“历史人学”代替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存在“人学空场”。当萨特把脱离生产方式的人的非理性主观因素当作历史发展的绝对基础时,就注定了他“补充”马克思主义这一梦想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