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识与空间治理——以苏州东山内圩治理为例

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既是一项环境治理任务,也是一项空间治理工程,它涉及太湖沿岸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以人类学家吉尔兹关于局外人对局内人地方性知识的语义理解为学术对话观点,以苏州东山内圩地区为研究区域,采用访谈法、资料分析法、对比法,寻找规划专家的科学知识与当地养殖户地方性知识的语义“原型”。研究发现：① “长度”是“合理规划养殖水塘”的语义“原型”。语义“原型”的发掘使专家在设计空间治理指标时,可采纳养殖户的地方性知识,也为养殖户理解空间治理指标、更新其地方性知识提供可能性。② 地方性知识不单由当地人创造,还在内外两类人群的互动中不断更新。在该过程中,准局外人发挥着知识对接的桥梁作用。当地人的地方性知识没有考虑宏观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而专家的全局视野会帮助当地人改进地方性知识。     

基于绿色管理的世界遗产地旅游管理模式研究

近年来,世界各地对世界遗产地旅游资源的开发步伐不断加快,随之而来的出现了很多问题,而其中如何持续有效的经营与管理世界遗产资源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对有关世界遗产地管理模式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现有世界遗产地管理模式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笔者以绿色管理为基础对世界遗产地旅游管理模式进行了重构,并且列举了绿色管理在世界遗产地旅游管理模式中的作用,进而凸显绿色管理在世界遗产地管理中的重要性。     

共生与融合：乡村遗产地“人—地—业”协同发展研究——以听松文化社区为例

经过5000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乡村,除早已生成各自独特稳定的人居环境、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运行机制外,更蕴藏了人—地和谐的生态智慧、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和丰富的地方遗产资源。作为复杂多元的地域综合系统,乡村遗产的现代化过程不仅包括土地、建筑等空间要素的嬗变,更反映了伴随“人”的生计方式与日常生活的地方实践所产生的乡土社会全系统变迁。实现乡村遗产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古典与时尚的互融、传承与创新的契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搭建城乡内循环的桥梁,促进以“人、地、业”为核心的资源要素的流动、交互和均衡配置是乡村遗产地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共生理论是研究乡村各系统内部关系的重要理论,利用该理论可解析乡村遗产地“人—地—业”3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路径。论文以河北易县听松文化社区为例,基于共生视角阐释了返乡精英带动下人口、土地和产业3个子系统协同动态演化的过程,并提出乡村遗产地共生发展的价值逻辑：① 构建乡村社区共生体;② 促进地域循环共生圈;③ 培育横向产业共生链。以期实现乡村遗产地的人、地、业要素融合与科学重构,为保护和传承乡愁遗产地的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美好乡村提供可能的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居民地方感对区域旅游发展支持度影响——以九寨沟旅游核心社区为例

基于"地方感"、"期望理论"两个基本理论,从旅游核心社区居民地方感、旅游发展期望、旅游发展获益感知、旅游发展成本感知以及旅游发展支持度五个结构变量Ⅲ发,通过引入旅游发展期望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居民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内部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以世界遗产地几寨沟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三阶段结构方程模型的定量分析,校验理论模型中各结构因子、结构因子与其所含维度之间影响路径及其系数,定量测度了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在居民地方感与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关联中的中介效用和影响机制,及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潜在影响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居民地方感对居民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的作用存在差异,地方感对获益感知的作用远大于成本感知.②居民从旅游发展中感知获益有助于他们对当地旅游发展持更积极态度.而成本感知则会产生消极影响.③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中介效用的存在性和有效性,居民地方感通过发展期望,强化了对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及旅游支持度作用.④发展期望在居民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两结构模型中的中介效用存在强弱,在感知获益子结构模型的中介作用强于感知成本子模型.     

旅游对古镇地方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周庄的多案例考察

综合运用倾听、照相、参与式观察、访谈、笔记等多种调研方法,选择能代表周庄旅游发展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游憩场所,收集田野调查数据,游客、居民、旅游从业者、旅游管理者的访谈数据,分析周庄古镇地方性多样化建构的过程。研究发现资本权力是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是地方性形成的物质基础;文化知识影响社会空间的氛围,通过对社会秩序和关系的再生产影响地方性,文化中的艺术扮演了营造氛围的重要角色,间接培育地方性;民俗生活属于社会文化层面的软实力,发自内心的民俗活动促进了睦邻友好和相互交流,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对权力和资本规训进行诗意的抵制,增加了地方的日常生活性。     

城市建成环境对广州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的分析

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提升,是新型城镇化的落脚点,改善人居环境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必然要求。既有的社区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行政管辖范围评估社区的建成环境状况,且忽视了城市建成环境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中间机制。论文基于广州市23个社区采集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分析和分层分析,识别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因素,揭示了居住满意度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尤其关注缓冲区的重新划定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以及建成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① 相较于行政管辖范围和1000 m面要素缓冲区,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所提取的建成环境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联程度更高;② 人均绿地面积、POI点密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密度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③ 居住满意度在POI点密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④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与个体幸福感的关联程度因居民的户籍、住房产权和就业情况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     

民族餐馆中的主客角色冲突 ——以丽江白沙村为例

文章以社会角色与角色冲突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云南丽江白沙村的2个纳西族民族餐馆为研究对象,对当地居民与游客在互动过程中的角色冲突进行质性研究。研究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与汉族游客在互动过程中存在多种角色冲突。除东道主和游客各自存在角色内冲突现象外,双方之间还存在2种角色间冲突的现象。互动双方在处理这些角色冲突的过程中,既反映出当地居民对经济利益的诉求,也反映出当地居民与游客在互动过程中的地位与权力关系。     

哈尼梯田遗产地居民地方感与梯田保护态度的关系

地方感在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但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地方感对遗产保护的作用,较少关注地方感形成的自然、社会环境因素及其影响。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哈尼梯田人地关系的特征,从地方感、自然连接、社会连接、梯田保护态度4个维度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遗产地居民的地方感与另外3个维度的关系。结果表明:当地居民地方感与自然连接中人与自然的连通性、对自然的依恋,与社会连接中亲戚、邻里关系、社区活动组织具有显著的关系;居民地方感与梯田保护态度呈明显正相关;社区中的亲戚邻里关系以及活动组织对于梯田保护态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地方感对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态度具有正向影响这一结论,支持了地方固有的自然、社会特性以及人们与之的连接程度在个人地方感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假设。据此,提出应该以社区为基础单元,以重大节庆和祭祀活动为切入点,强化当地的传统社会组织模式和社会关系网络;保护传统的资源管理和分配制度,为梯田保护提供内在动力。     

新疆天山遗产地居民对生态移民的感知及满意度研究

在遗产地生态移民能否实现生态保护、改善民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多赢是遗产研究者、决策者和居民共同关注的问题。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法对新疆天山的4个移民社区进行调研,从居民感知和满意度的角度评估移民效果。结果表明：（1）居民对经济、心理正面影响反对率高,社会影响感知存在分歧,环境正面影响赞成率高。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但居民收入、生活质量改善不大,社区归属感弱。（2） 居民满意度偏低。（3） 不同人口学特征、旅游依存度的居民感知及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从事旅游业的居民收入和满意度最高,旅游富民作用和不足兼有。（4） 与定居民族比,游牧民族在移民后生产生活方式变化更大。最后,提出改善居民经济条件,加强其知识、技能培训,社区赋权,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议。     

研学旅游的知识与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重构——以广东丹霞山自然保护地为例

以知识生产和传播为核心的研学旅游逐渐成为自然保护地创新发展生态旅游的替代性选择,但知识如何影响参与研学旅游的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文章以广东丹霞山自然保护地为案例地,探讨丹霞山从观光旅游向研学旅游转型发展过程中,知识类型的转变以及社区居民的知识学习、传播对他们的地方认同产生影响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1）研学旅游中的知识重新建立社区居民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并产生地方认同;2）知识对于地方差异的界定与学习、传播知识的行为互动过程共同影响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形成与变化,不同类型的知识界定地方差异并赋予相应的意义;3）地方认同产生于社区居民对于特定知识框架下的地方差异和地方意义的学习内化过程。知识传播过程中的身份展演实现地方认同的社会化,并产生集体层面的地方认同。     

社区视角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英文）

农业文化遗产中蕴含的丰富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在当地社区的传统生活中不经意间保留下来的。这些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同时也是很好的旅游资源,通过旅游发展既能维持当地居民的生计,同时也可以有效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本文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贵州从江县稻鱼鸭复合系统为例,讨论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问题。构建了基于社区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及旅游发展的概念模型,其核心观点为农业文化遗产在保护和社区适应方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模型中的6个主要因子分别为:农业文化遗产社区、传统农业系统、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可持续旅游发展、社区生计和社区文化身份。几个因子之间的作用是互相影响的,因此支持了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发展。     

遗产化进程中遗产认同的内涵及形成路径——以世界遗产永顺老司城为例

为了解析群体间认同差异以及掌握群体认同的转变特性,首先从遗产认同的概念出发,从主客体的视角提出其操作化的定义,并构建了遗产认同的形成路径。随后在此理论框架下,以世界文化遗产永顺老司城为案例地进行理论演绎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半结构访谈法收集资料,运用话语分析法清洗资料。研究发现:1)老司城遗产认同的客体是遗产化进程中遗产本身被生产、被界定、被再利用以及被破坏等的产物。即中央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场所,是被认定的各级遗产,是解决居民生计和提高生活幸福感的工具,亦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2)老司城遗产认同的主体是遗产化进程中遗产附着群体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等方面。即政府和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眼中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遗产,是带动当地发展的旅游资源;专家学者用以研究土司文化的重要考古点;居民眼中增强族群凝聚力且带来生活改善的历史遗留;游客用以收获新知和感受民族情怀的民族文化遗产。不同群体的遗产认同表现出了非均质性。3)老司城遗产认同客体和主体都具有转变性,这是由在遗产化过程中遗产本身的功能以及遗产附着群体对遗产的不同利用所决定的。因此,根据遗产化进程制定相应的遗产发展战略,引导不同群体形成积极认同,正确展示遗产价值,对遗产保护利用、遗产地治理工作有重要意义。     

线性文化遗产居民的感知价值与期望价值 ——以滇越铁路为例

通过提取问卷数据,建立数据库,利用描述统计频率、因子分析、数据比较等方法,对滇越铁路沿线碧色寨、芷村、人字桥等6个重要站点的居民进行了文化遗产感知价值与期望价值的调查.结果发现,沿线居民对滇越铁路的地方认同感主要体现在功能转向、价值再现和旅游发展方面,沿线居民的感知价值与期望价值具有同一性,但也存在明显的分异性.滇越铁...     

民族旅游地区家空间的主客角色冲突研究——以丽江白沙村为例

以社会角色与角色冲突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云南丽江白沙村当地纳西族居民家的微观空间为研究对象,对当地居民与游客在互动过程中的角色冲突质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与汉族游客在家空间的互动过程中,双方各自存在角色内冲突的现象,同时彼此之间也存在两种角色间冲突现象。互动双方在处理这些角色冲突的过程中,既反映出当地居民对经济利益的诉求,也反映出当地居民与游客在家空间中的地位与权力关系。     

商业化大潮中丽江古城的文化特质分析

丽江旅游开发30年呈现表象的商业化与内在的文化自觉两条线索.基于访谈样本,认为丽江古城独特的地方智慧是吸引游客的主要原因,这使其呈现世界休闲古都的文化意象.最后进行两点学术讨论：（1）丽江古城遗产保护,应该兼顾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2）丽江古城作为茶马古道的重镇,其未来的发展不应该摒弃纳西族文化、马帮文化、人-水-城-大环境四合一的中庸文化等特质,高品质的深度旅游和文化传承才是符合世界遗产旅游的潮流和可持续的.     

宗教型遗产地旅游商业化的演化过程及机制——以嵩山少林寺为例

遗产地旅游开发中的商业化现象越来越普遍,成为遗产保护与旅游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宗教型遗产地,其旅游开发的商业化既影响了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也对游客的旅游体验产生了消极影响。在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回顾的基础上,选取嵩山少林寺为典型案例,从商业化阶段、产业链形态、旅游景观变迁、旅游世俗化影响等方面,对商业化的演化过程进行刻画与解读;通过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商业化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的旅游商业化演化过程和形成机制的研究视角,对客观认知中国宗教型遗产地的商业化开发状态,指导宗教型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农业文化遗产社区角色认同对旅游参与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青田县龙现村为例

探究居民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者的角色认同是否影响其参与旅游,是农业文化遗产地可持续旅游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角色认同理论,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项目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利用时间日志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获取当地居民时间利用数据,并从时间利用视角出发就居民角色认同对其旅游参与的影响进行质性探讨,以期深度挖掘居民的态度和心理感知。结果表明:居民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者,其角色认同对旅游参与具有一定的影响。以居民角色认同程度和旅游参与程度作为分类变量加以交互组合,形成4种常见的旅游社区参与类型,即高角色认同-深度参与旅游型居民、高角色认同-浅度(未)参与旅游型居民、低角色认同-浅度(未)参与旅游型居民、低角色认同-深度参与旅游型居民。从而针对不同类型居民,提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参与和遗产保护的可行性建议。     

社区增权视角下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优化

以湖南省龙山县惹巴拉村寨为例,采用文本分析法与深度访谈法,基于社区增权视角,优化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结果发现：1）文化遗产地社区失权体现在经济失权、心理失权、社会失权及政治失权4个方面。2）文化遗产地通过权力合作、权力共有及权力激励等社区赋权方式再分配资源、权益及资本。3）权力共有路径下,强化政策透明度和社区话语权,有助于社区主体参与治理;权力合作路径下,扩充资源分配渠道、强化主体合作关系,有助于社区治理渠道扩展;权力激励路径下,规范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及监管方式,有助于社区治理政策细化。文章借助“社区增权”理论,将旅游引发的“社区失权”改进为“社区增权”,补充完善文化遗产地治理研究,可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地的治理提供参考。     

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以汤口、寨西和山岔为例

作为新兴的重要发展力量,旅游业发展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经济形态和空间格局。一方面,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承载传统功能（如居住功能、生产功能等）,另一方面,旅游消费给予乡村聚落新的发展活力,文化传承、休闲旅游等潜在功能逐步被挖掘。旅游发展进程中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功能转型与人类适应性的科学研究,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对于指明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转型发展方向和促进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价值。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GIS空间分析和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黄山世界遗产地汤口、寨西和山岔3个聚落为案例研究对象,解析了3个聚落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的特征与模式,分析了聚落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与机制。3个聚落在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上,存在不同的特征与模式：汤口呈功能耗散式转型与空间破碎化分异、寨西呈功能模块化融合与空间协同性演替、山岔呈功能自组织适应与空间核域式集聚,并相应形成“原地生长型”“就地重建型”“景村共生型”三种转型发展模式。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多元主体的能动性与旅游市场需求为世界遗产地3个聚落转型发展的支撑力、行动力与驱动力,推动着聚落的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