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府驻地迁移的经济绩效评估

中国城市政府驻地迁移会导致资源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从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以往相关研究多从迁入区或者迁出区单一区域视角切入,或以个体城市为例探讨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对本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缺乏对迁入区、迁出区以及城市内其他区县的多区域共同研究和大样本实证检验,也缺乏作用机制的系统探讨。本文拓展了政区地理学中城市政府驻地这一政区要素的区位迁移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并构建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地级市政府驻地迁移政策对于迁出区、迁入区和其他区县的经济影响及其路径。研究发现,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将显著促进迁入区的经济发展,并通过溢出效应带动政府驻地迁移城市中其他区县的经济发展,对迁出区没有显著的促进或者抑制作用;产业升级和企业集聚是迁入区经济发展得到促进的重要机制,政府驻地迁移城市内部的其他区县也能通过产业升级效应受益。因此合理的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可以作为促进城市内部不同区域共同发展的有效政策工具,但严格的论证和审批是重要前提。     

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城市韧性：异质性与影响机理（英文）

以市场激励为导向的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内容。采用熵值法构建六个维度指标全面刻画城市韧性水平,进而利用双重差分法和调节效应模型考察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高达三分之二的城市处于低韧性水平,2007年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增强了城市韧性且效果逐年提升,节能减排效果、市场化水平以及创新活力是城市韧性提升的重要机制。此外,城市自身的绿色发展程度越低,排污权交易制度对城市韧性的提升效应越显著;对资源型城市而言,城市韧性的增强效果由大到小依次为成长型、再生型、成熟型和衰退型。提升城市韧性水平需要依据地区禀赋差异,释放区域协调向纵深化发展政策红利。研究结论可为深化环境治理市场化改革和促进韧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参考。     

人口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人口集聚是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由于连续年份城市建设用地数据难以获取等原因,目前仍无法明确人口集聚是否促进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采用消除连续年份时空异质性的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方法所提取的建设用地等数据,通过构建人口密度影响地均收入水平的理论模型,分析2005-2013年间人口集聚对中国35个大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沿东、中、西部依次递减;在解释机制上,人口集聚主要通过知识和人力资本促进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而知识密集行业占比和高校师生比的空间分布及两者对城市收入的影响是沿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是解释人口集聚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存在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村级农业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基于中国267个村级层面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村级农业支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考虑到农业支出村和非农业支出村之间可能存在着个体差异和样本选择性偏误,本研究使用了倾向得分匹配法,在消除差异与选择性偏误后准确地估计村级农业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村级农业支出显著地提高了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并且该结论在使用最邻近匹配、核匹配以及半径匹配进行检验的基础上仍然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重点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条件,增加对农业的科技投入,以此提高农民收入.     

集聚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实证研究:文献述评与展望

集聚经济理论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城市经济增长存在着本源联系。论文系统梳理集聚经济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归纳集聚经济阐释城市空间形成与发展的核心思想,明确集聚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是具有本源联系的。进一步回顾集聚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程度与机制,发现以人口密度等指标为代表的集聚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可从“宏观过程”与“微观过程”两大视角探寻城市集聚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解释机制。这一工作不仅是以往集聚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相关文献回顾的一个延续,也为后续集聚经济影响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     

福建省城市扩张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

基于2000~2015年福建省9个设区市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与非农GDP的历史数据,根据生态位理论将9个设区市分为4个等级,结合库兹涅兹曲线分析、协整检验及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脱钩分析3种方法对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城市扩张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福建省城市生态位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9个设区市均符合广义的库兹涅兹曲线关系,但只有高生态位城市全部符合倒“U”型曲线关系;福建省多数城市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受区位、政策和决策等因素影响并不明显;福建省9个设区市的脱钩关系主要呈现为增长负脱钩、弱脱钩、强脱钩和增长连接4类,绝大多数城市多数时期以弱脱钩状态为主。     

制度变迁影响下的中国不同等级城市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对其进行量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阐述了制度变迁对于中国不同等级城市的影响,采用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占GDP比例和实际利用外资占GDP的比例3个因子,用灰色关联分析和加权最小平方法对制度变迁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和制度变迁的边际作用做了量化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不但具有空间的分异性,亦具有等级分异性。私劳比率这个代表市场化的因素对各个等级城市的影响方向和度量是接近的,分异性并不明显;而财政比率和外资比率这2个与行政因素关系密切的因子则明显地倾向于高等级城市。     

中国城市产业增长研究: 基于动态外部性与经济转型视角

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动态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本研究认为动态外部性对中国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依赖于中国经济转型。利用2000年和2005年地级市及其以上城市的两位数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动态外部性和我国城市产业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产业专业化和本地竞争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产业增长,但是当专业化和竞争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将不利于产业增长;相反,多元化程度只有达到较高水平之后才会显著促进产业增长。本研究还发现动态外部性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参与全球化程度高、地方保护较强的产业以及位于经济自主权较大的城市的产业影响尤为显著。本文清晰地表明我国经济转轨为动态外部性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空港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一个长期因果关系检验

基于中国35个大中型城市1997―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空港与城市经济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大中型城市的空港客流增长是城市长期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的航空客流和物流均是城市长期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空港是城市发展的内生因素,会促进城市经济的长期增长;其他省会城市仅存在城市经济增长至空港客流长期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空港只对城市经济具有短期效应。空港的规模大小、是否为枢纽将决定是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去理解其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意义,空港条件的差异将加剧城市经济的分异,航空网络的发展也将对城市体系产生重要影响。而城市经济增长对航空运输的长期增长效应并不普遍,表明我国城市的经济产业结构对空港的依赖性还较弱。综合考虑城市发展条件,合理规划空港并布局相关产业,或许航空城将是未来都市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海洋灾害对海洋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基于内生经济增长与拓展C-D函数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视角,将海洋灾害损失与海洋科技进步内生化,与海洋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一并作为海洋经济生产驱动因素,测度海洋灾害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海洋灾害对当年海洋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对灾后第2年海洋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且长期呈现负作用。究其原因,海洋灾害主要通过破坏海洋经济生产基础设施、设备以及渔业资源等生产资本影响当期海洋经济增长;通过更新海洋科技和海洋经济生产资本存量拉动灾后海洋经济增长;长期来看,海洋灾害对海洋经济生产要素破坏作用大于对要素的更新作用。     

丽江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关系

以废水排放总量、废气排放总量以及固体废弃物储存总量表征环境污染的综合水平,研究丽江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994~2007年丽江市环境污染状况随经济增长呈现波动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大体呈现"倒U形+U形"的变化特征。其中"倒U形"的峰值出现在1998~1999年人均GDP为2000~3000元之间,"U形"的低谷出现在2001~2002年人均GDP为3000~4000元之间。进一步分析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等单项指标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别呈现"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和"倒U形+U形+倒U形"特征,即M形。分析表明,上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与污染物排放量、产业结构变动、环境保护投资力度、环保政策等有密切的关系。     

基于城市尺度的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及其因素分解

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地理学与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文章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区域分析单元对1999~2004年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其差异进行了考察。首先基于GDP及其变化与人均GDP水平,对各城市区域经济增长类型进行划分并分析了不同类型城市的区域差异性;其次,对中国各城市GDP增长进行了空间和因素分解。研究发现,一些经济相对衰落的省区中仍然存在经济相对崛起的城市,且一个城市的经济规模在所属省区的序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其在全国的经济规模序位的变化;资本要素对于中国各城市第二产业GDP增长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但是城市在实现资本拉动驱动下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资本的产出效率并没有提高。我国十五期间,各城市第二产业专业化程度的普遍降低,表明劳动力要素对第二产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     

试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南北差异

在考察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差异的基础上,利用统计数据资料,对19801999年20年间南北方经济不平衡发展作了系统的分析。通过定量计算得出结论:经济发展速度南快北慢现象是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改革开放前北高南低,目前则是南高北低,致使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南快北慢的原因是:地缘优势和超前观念所获得的政策倾斜,导致了出口能力和投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强度的差别;工业结构(特别是所有制结构和轻重工业结构)的作用也很明显,而国家投资的作用很小,且越来越不重要。扭转北慢的对策是加大北方改革开放力度,切实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造,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北方要注意把握机遇,构筑新一轮经济增长点,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     

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国际比较

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相协调,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因此本文旨在探索造成我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因素,并对其影响程度进行定量分析。本文采用跨国经济实证分析中的标准分析工具面板数据分析,首先构造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世界模型;然后,以本文构造的世界模型为基准,定量分析造成我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因素;最后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发现,在我国影响城市化水平的经济因素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高等教育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能力,大致都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该结果较以往基于横截面的分析结果更为准确。     

上海计算机产业转移及其对区域经济影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生产网络重组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日益浮现。上海计算机制造业持续向重庆等地转移,重构了该行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格局。利用上海市投入-产出表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年报等,采用结构分解等方法分析上海计算机制造业产业变化,结合制造业多样性指数等指标,评估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上海计算机产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组装制造环节,2007—2012年,增加值率（增加值与总产出的比值）从7.38%下降为4.29%;劳动者报酬占增加值比例从22.06%上涨为67.97%,推动产业对外迁移。② 受上海市产业转移和国际市场低迷等因素影响,2007—2012年,上海计算机制造业总产出减少了483.9亿元。③ 制造业多样性指数较高的浦东新区受到计算机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小,制造业多样性指数相对较低且计算机制造业占制造业总产值比例较高的闵行区、松江区在一定时期内仍然面临着计算机产业转移的负面影响。为了降低全球生产网络“去耦合”的冲击,提高区域经济的韧性,上海需要从全球生产网络的成熟产品生产平台转型为新产品研发创新枢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增加值率,推动产业结构多样化。     

转型期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重构——以淮南市、淮北市为例

以淮南市、淮北市4次城市规划中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运用ArcGIS软件对案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进程进行可视化表达和计量分析,揭示了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过程、特征。通过对不同时点、不同用地类型的叠置分析,基于城市主要用地类型间的置换规模、频度、广度、强度及空间邻近关系,总结出商—居置换重构、商—工置换重构、居—工置换重构、工—居置换重构4种空间重构模式。当前,煤炭资源型城市以商—居置换重构和居—工置换重构为主,其空间置换面积大、频率高。最后,分析了经济发展、产业演替、体制改革、城市化、环境保护以及城市规划6个因素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认为煤炭资源型城市内部空间重构是一种自我修复过程。     

人力资本空间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

基于资本外溢性和省域技术水平间存在空间依赖性的假设,在Mankiw、Romer和Weil模型(简称MRW模型)中引入了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构建了空间MRW模型,运用中国全域及东部、西部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的空间面板估计,证实了模型假设的正确性,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在中国全域及东、西部区域中,人力资本及其空间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不显著;第二,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及其空间外溢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均约为西部地区的两倍。     

基于集对分析的大连市人海经济系统脆弱性测度

运用集对分析和脆弱性评估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典型沿海城市大连为例,分析1998-2012年大连市人海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演变趋势及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1敏感性呈下降趋势,对内和对外冲击的应对能力表现出总体平稳、阶段波动频繁趋势,人海经济系统脆弱性整体不断下降;2运用回归分析法分析大连市人海经济系统的敏感性、应对能力与脆弱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敏感性的强弱对大连市人海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居于主导地位;3通过"障碍度"分析表明海洋资源过度利用、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环境污染是应对能力降低的主要因子。建议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控制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充分合理利用资源,发展科学技术,加强海洋污染治理等措施提高应对性,实现降低大连市人海经济系统脆弱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