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水平与公共品需求结构关系探讨

在影响公共品需求结构的诸多因素中,收入水平的高低为最关键,收入水平与公共品需求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按照需求弹性可将公共品分为高端产品、中端产品和低端产品三种类型。通过对收入水平不同群体的效用差异分析,推导出均衡公共品需求结构的形成与公共品收入扩展线。理论分析表明公共品需求结构随着收入增加而逐渐由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转移,并在一定经济水平出现拐点,从而为研究公共品的最佳供给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础。     

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结构与收入水平关系研究

根据2003-2006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观察期内,从劳动力结构看,外出就业青壮年男性劳动力规模多于女性,外出就业的平均年龄趋于上升;从工资水平看,外出就业的总体工资水平明显上升,个体工资水平与受教育时间的长度是正向变动。外出就业的收入高低还与农户家庭成员是否接受职业技术培训相关。     

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近年来社会上对是否应该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争论。争论的起因是由于一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和某些学者估计出的我国目前生育率非常低;鉴于低生育率已经给比较发达的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人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放开。通过对放开生育政策和不放开生育政策两种情形可能导致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估计,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从低生育率的长期后果来分析如何合理地选择生育政策。为了避免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减少,国家应该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保持在2.0左右,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长期的、过快的负增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     

幼儿园供给扩张能提高生育吗?-来自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关于我国学前教育供给生育效应的研究在文献中较为少见.学前教育供给增加,有助于增加儿童保育服务,缓解工作-养育冲突,从而降低养育代价,释放生育需求.文章借助2003年以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的幼儿教育改革准自然试验,将CHIP2013数据与中国幼儿园数量基于地级市进行匹配,使用截面双重差分和工具变量法,研究了幼儿园扩张政策对生育的影响和机制.结果发现:社会兴办幼儿园政策对家庭子女数量具有正向因果影响.在政策实施的5年期间,如果每年有2000万家庭受该政策影响,则该政策力度增加0.1,将导致中国家庭平均孩子数额外增加120万.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政策对面临工作-养育冲突较大的家庭生育产生了积极作用.基于此,文章认为政府应该增加包括民办园在内的幼儿园教育供给,提高其可及性和可用性,减少养育成本,提高家庭生育.     

养好老才能生好小：父辈养老投资与青年子女生育决策

超低生育率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单纯依靠放松生育政策来刺激生育率的作用相对有限,还需要从育龄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的真实约束出发来探寻提升生育意愿的配套措施。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从育龄家庭孝亲和抚幼叠加压力的视角考察了父辈养老投资情况对青年子女生育决策的代际影响。结果表明,父辈参与正规养老投资和不参与相比,子代生育概率将显著提高5-7个百分点,说明子代会根据对父辈的赡养压力来决定是否生育,从而缓解孝亲和抚幼的叠加压力。同时,文章并未发现父辈参与非正规养老投资有此作用。在作用机制上,父辈参与正规养老投资可能获得的养老保障和激发出的自我养老规划能力能够减少子代对其的经济支持,削弱子代孝亲对抚幼的挤出效应,从而提高子代的生育概率。父辈参与正规养老投资来自我养老对子代生育的代际效应在丈夫不参与育儿、女性在非国有部门工作、工作单位不提供生育保险和生育机会成本较高的子代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文章研究表明,在当前育儿压力加大和生育机会成本较高的情况下,父辈参与正规金融投资进行自我养老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依靠金融手段的养老既能保障老年人的福利水平,又能在...     

生育机会成本与生育动机的内在逻辑

在“家庭—工作”的双重挤压下,我国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背离的现象凸显,厘清目前生育机会成本和生育动机的内在逻辑尤为重要。在“需要—动机—行为”模式下,运用马斯洛的需求和动机理论,分析生育动机的生成与实现中生育机会成本的作用逻辑,明晰生育机会成本对生育需要、生育动机和生育行为的演化的阻滞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出一定的启示,即在适合中国国情的生育政策和生育观念下,增强育龄人口的生育动力和生育环境的包容性。     

人力资本向下兼容性及其对跨国收入水平核算的意义

本文将人力资本的向下兼容性考虑到人力资本总量的度量当中,提出了一种比传统人力资本加总方法更加一般化的方法。利用本文得到的人力资本总量,我们还进行了跨国收入水平核算。与Klenow和Rodriguez Clare( 1 997)、Hall和Jones( 1 999)以及近几年研究的主要结论相反,本文的结论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于跨国收入差异的贡献与生产率的贡献相比是主要的。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提出了一种更加一般化的人力资本加总方法,二是使我们对造成跨国收入巨大差异原因的认识又回到了Mankiw ,RomerandWeil( 1 992 )的著名论断,从而回应了Klenow和Rodriguez Clare( 1 997)、Hall和Jones( 1 999)以及近几年研究对Mankiw ,RomerandWeil ( 1 992 )的批评,有力地支持了“新古典复兴”。     

数字普惠金融、收入水平与家庭负债

伴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经济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负债变化.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负债水平和家庭债务杠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流动性约束、非理性支出和便捷化交易三条机制促进家庭债务规模和债务杠杆上升;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对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不一样,相比于高收入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更明显.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力资本与收入水平——关于外出务工农民的一个实证分析

人力资本状况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外出务工农民收入水平。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直接形成农民的人力资本劣势。这一劣势在年青的外出务工农民身上也依然存在。工作经历对农民外出务工收入也有一定的影响,外出务工时间越长、更换工作越多的农民越可能获得更高的实际收入和对工资收入有着越高的期望。对于外出务工农民来说,技能培训是增加其人力资本的最有效途径,在培训上所投入的经费和时间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外出务工收入水平。     

南充市城区已婚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研究

为了解四川省南充市城区已婚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为南充市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文章采用便利抽样,使用自制匿名问卷对南充市城区已婚育龄妇女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调查。使用t检验、χ2检验和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共调查297名已婚育龄妇女,平均年龄31.89±5.32岁。理想孩子数为1、2、3的人数分别为126人(42.42%)、168人(56.57%)、3人(1.01%);已育孩子数量为0、1、2、3的人数分别为11人(3.70%)、202人(68.01%)、82人(27.61%)、2人(0.67%);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59±0.51,平均已育孩子数量为1.25±0.53(t=9.339,P<0.001),理想子女数≥2的育龄妇女已育子女数≥2的比例高于理想子女数为1的育龄妇女(χ2=51.905,P<0.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育龄妇女已育孩子数有统计学关联的因素为育龄妇女理想孩子数、年龄、是否是独生子女、是否购买养老保险、丈夫文化程度、住房类型。从而得出结论:南充市城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较低,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自身条件会影响生育行为。     

收入水平、金融结构与国家技术创新研究

利用85个国家1989—2011年的跨国数据,实证检验不同收入水平下,金融结构对国家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高收入水平国家偏向于金融市场的金融结构更加有利于技术创新。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思想,对该结果进行了解释：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创新结构不同,即自主研发和模仿创新的比例不同。从事自主研发和模仿创新的企业在风险特征、企业规模方面具有差异,这要求不同比例的金融市场和银行信贷与之匹配。由此,创新结构决定技术创新视角下的最优金融结构。因此,在特定发展阶段,存在与之相匹配的最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的金融结构。该结论强调了考虑发展阶段因素的必要性,为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也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农户收入水平与金融行为的相关性研究——基于浙江省农户的数据分析

文章以浙江省农户为样本,调查收集1978—2012年浙江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数据和金融行为的信息,分析农户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的金融行为,指出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农户的金融行为给农户带来的影响及可能产生的其他的影响,并在数据分析基础上给予相关政策性建议。这对于今后研究农户的收入水平与金融行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社区非农收入水平差异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影响

农户收入多元化的趋势是影响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一个重要因素。社区非农收入水平差异使不同类型的农村在联合供给水利设施中的主要问题有所不同:非农收入水平高的社区缺乏投资意愿,而在非农收入水平较低的社区,农户间投资意愿的差距会阻碍合作的形成。政府增加资金投入在非农收入水平较低的社区较为有效,但无法解决投资意愿分歧的问题。对非农收入水平不同的社区的干预措施应该有不同的侧重点。     

论“生育文化与生育文明”

我国政府和人民经过十几年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理论研究、实践创新和努力下,使生育文化具有了许多新的内容和意境,初步建成了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型生育文化氛围,已经可以上升到生育文明的层次去理解和认识。这就更需要我国各级党政领导相关部门积极参与,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而不断发展,同时也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使社会主义生育文化与生育文明融入群众身心,进一步推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健康、持续、深入发展。     

基于收入水平和收入来源结构的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比较分析

消费,被誉为拉动GDP的三驾马车之一,可见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本文在消费函数理论的基础上,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两个角度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差异造成了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而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呈上升趋势;二是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结构差异使得农村居民获取同一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较城镇居民更高,因此尽管在收入水平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差距却并不大.     

趋同的城乡生育意愿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启示--基于北京市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

对北京市2006年和2008年的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作了调查。在我国经济社会较为发达地区,城乡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无论在生育数量还是在子女性别偏好和生育时间上都存在趋同的现象。对目前各省市在生育政策调整时城市和农村依然采取不同政策的做法提出看法。在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省市,可以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政策。     

低生育水平下我国生育政策的“逆向选择”及其政策思考

中国自1973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标志人口增长水平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4下降到2000年的1．8，并稳定至今，比其他发展中大国提前半个多世纪跨人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