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区土地覆盖与可持续发展

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并流区于2003—07加入世界遗产，被世界遗产组织提名为地资源价值的“唯一性和完整性”区。但是长期的过量森林砍伐，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本地区的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恢复重建异常困难。因此如何改变过去的生产方式，充分发挥土地生产潜力，提高人民生活，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成为国内国际关注的重点。运用土地生态学和土地生态学原理，就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区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关系进行探讨，提出了以保护为前提，调整产业结构，适度开展生态旅游，实现景观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取得最大的社会、生态、经济效益的观点。     

三江并流区地貌与环境演化研究

滇西北三江并流区地理环境演化既受青藏高原隆升的影响,同时又具有自己形成演化的特点,还以纵向岭谷地貌、水系形成演化等影响本区及周边的生态环境.三江并流区经历了古新世中新世地表夷平准平原阶段,中新世末第四纪初的岭盆谷形成发展阶段(高原发育期),更新世晚期以来的现代水系峡谷、纵向岭谷和垂向气候形成等几个时期的发展,形成了现今西南纵向岭谷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导致了生态环境的通道阻隔效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自然地理区域.     

三江并流河源区植被覆盖度对气候要素的响应

基于AVHRR/NDVI和MODIS/NDVI遥感数据,通过拟合两种数据源延长NDVI时间序列来反演了三江并流河源区1982—2012年植被覆盖度空间格局的变化规律,并结合气温和降水量数据,从不同时空尺度上分析了植被覆盖变化趋势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1.研究区植被覆盖度整体上随着热量梯度呈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态势分布,且海拔在4 000 m以下的区域植被覆盖度较高,平均值在0.68~0.75;2.研究期间,植被覆盖度以0.02/(10 a)的变化率呈增加趋势,海拔在4 600 m左右和低覆盖度的区域植被增加趋势显著,显著增加区域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36.4%,主要分布于沱沱河流域、怒江流域(除源头外)和研究区东南部等地区,这些区域植被覆盖度平均值仅为0.36;3.相对于降水量,研究区的植被覆盖度与气温要素相关性更为显著,特别是高原面上的植被覆盖度整体上与气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显示了强烈的热量限制性生态类型的特点。     

三江并流区云南贡山片植被景观类型分布特征

以三江并流区云南贡山片为例,以Landsat ETM+影像为数据源,基于3S技术进行植被景观制图,分析景观类型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区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区,海拔3 000~4 000 m的区域占总面积近一半,坡度25°以上的山地面积占84.82%;景观类型分布受垂直空间分异主导;河流、河漫滩和湖泊等景观主要分布在平缓地段,自然植被景观多分布在25°~45°的陡坡上,人工植被景观分布的坡度范围相对较缓;自然植被景观在各坡向上的分布较为均匀;人工植被景观及积雪/冰川景观、岩石景观等分布则体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异;2.山地森林植被构成研究区景观的基质类型;由于植被景观的垂直分异,构成基底的各类景观类型的优势度随海拔变化,河谷地段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中山-亚高山的铁杉-常绿阔叶混交林、亚高山-高山的云冷杉/落叶松林优势度较高,高山-亚高山以杜鹃灌丛为优势景观类型;3.从斑块粒度上看,小斑块数量最多,占总斑块数的80.87%,中斑块占11.36%,其余均在3%以下;优势自然景观类型具有较大的巨斑块数;巨斑块面积比例最大,达到68.99%,其余斑块大小等级的分布面积比例在3%~9%之间。     

"三江并流区"水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对ENSO的响应

青藏高原东南部的"三江并流区"气候环境复杂且敏感,陆地水循环过程空间分异明显,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区域旱涝灾害频发,水循环过程发生变化,刻画区域水储量时空变化特征有助于揭示灾害事件产生的原因。本文使用GRACE RL06数据、水文模型数据、实测数据等,反演获得了2002年4月—2016年8月"三江并流区"水储量变化时间序列及其多年变化空间分布,分析了水储量异常与旱涝事件的联系,进一步探讨了ENSO对水储量影响的强度及滞后程度,并就水储量反演的不确定性做了讨论。获得如下结论:(1)区域水储量处于下降状态,除个别年份,水储量的亏损超过35 mm/a,区域整体较干旱,土壤水是水储量变化的主要组分,区域干旱事件的发生大多与土壤水的持续下降有关;(2)水储量变化空间分异明显,西南下降、西北上升,怒江流域为水储量严重亏损的区域,水储量持续下降的区域常伴随着干旱事件的发生;(3)ENSO对水储量变化的影响存在2.72个月的时滞,每个月的影响强度为0.95 mm,水储量存在重大亏损的区域,ENSO影响强度相对偏大;(4)使用双重尺度因子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滤波造成的误差,但受数据空间分辨率的影响,反演结果仍只能反映变化趋势,难以刻画水储量变化的细部特征。     

三江并流区少数民族社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

文章分析了三江并流区的怒江州６个社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社区耕地扩大,经济林增加,草地和有林地减少;农户不断使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蔬菜新品种,使用农药、化肥以及地膜覆盖技术;土地权属和土地利用开发逐步向合理化方向发展。人口增加、技术进步、政策变动、认识水平提高、市场经济发展等因素相互作用是社区土地利用变化主要驱动力。因而,加强教育,提高当地居民文化素质,积极推广科学技术,制定合理     

三江源、三江并流与三江平原

三江源 三江源位于我国青海省南部,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大致范围是为北纬31°39′～36°12′,东经89°45′～102°23′,总面积30多万平方公里。     

三江并流区域云南省迪庆州景观格局研究

三江并流区域指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自北向南平行而流的区域,云南省迪庆州为三江并流区域的核心地区。选择Landsat,TM影像和区域1:25万的地形数据及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为基础数据,运用RS和GIS手段,分析出迪庆州景观生态的空间格局是以有林地、灌木林地和草地为主,这三种景观类型主导了整个区域的景观格局的空间特征及其未来变化趋势。由于人为活动的影响,这三种景观类型之间互动的可能性较大。为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制定区域景观生态规划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地质景观成景地质作用初步分析

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丰富独特的旅游地质景观是多种地质作用与不同成景岩组交互叠加作用的结果。其发育的地层基础主要为碳酸盐成景岩组、变质岩成景岩组、碎屑岩成景岩组以及岩浆岩成景岩组等,典型内力成景地质作用为板块缝合作用、断裂成景作用、变质成景作用,外力作用则主要有河流、冰川、丹霞、地热、喀斯特作用等。     

滇西北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效应 ——以云南省永胜县为例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是当前地理学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内容,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则是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作者利用滇西北生态脆弱区--永胜县1988年、1994年和1999年的TM遥感影像,采用景观生态学的空间格局指数分析研究区近10年来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特征,并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衡量相应土地利用类型的相对生态价值,评价区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生态效应,尝试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研究表明,全县景观总体构成表现为景观破碎度较高,斑块数目较多;林地和未利用地一直占很大比重,林地的不断增加与未利用地的迅速减少是研究时段内土地利用变化的突出特征;研究时段内全县土地利用变化带来了较好的生态效应,土地利用生态效益持续提高,并表现出了较大的空间差异。     

LAND USE CHANGE AND ITS DRIVING FORCES IN MINORITIES AREA

１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Ｙｕｎｎａｎｉｓａｂｏｒｄ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ｉｔｈ２５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９４％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ｉｓ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ｒｅａ．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ｖ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ｍｏｖ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ａｃｈ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ｈａｄｆｏｒｍｅｄｉｔｓｏｗｎｌｉｖ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ａｒｅａｌｓ…     

大理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利用大理市1995年和2000年两期TM影像解译土地利用数据,在GIS分析工具支持下,对土地利用变化和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1995年到2000年这5年期间,土地利用变化总体呈现出林地和草地减少、耕地和建筑用地增加的趋势,水域面积变化不明显;（2）土地利用年变化率为0．5％,其中以建设用地面积的年变化率最大为5．84％,耕地和林地的年变化率分别为1．85％和-1．41％,而草地和水域年变化率较小,分别为-0．7％和0．01％;（3）土地利用类型转化主要呈现出林地和草地转化为耕地,耕地和草地转化为建筑用地,林地和草地相互转化的特点;（4）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不明显,总体上表现出林地占优势,耕地、草地、水域相当的结构特征;（5）自然条件对土地利用结构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而人口增长,政府行为决策和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土地利用的变化。     

千岛湖镇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利用GIS和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在分析千岛湖镇1993～2004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其变化的驱动力,揭示了千岛湖镇土地利用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土地利用变化以城镇及工矿用地的输入和林地的输出为主要特点;耕地、林地、未利用地和其它未利用地的转出面积超过转入面积,而园地、其它农用地、交通用地、水利设施用地和城镇及工矿用地则相反;自然因素、城镇化、农业结构调整、比较经济利益、交通条件和政策因素是引起其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因子,距一级干道的距离是最重要的自然驱动因子。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福州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人文驱动力研析

在分析1996～2004年福州市城市化发展和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基础上，探求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然后选取代表性指标对建设用地和耕地数量与各自的驱动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最后构建了驱动模型。结果表明：（1）1996-2004年，福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明显，土地利用空间变化较大；（2）地均GDP的提高、GDP总量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是建设用地拓展的主要驱动力；（3）耕地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力则是建设用地占用、粮食播种面积和耕地保护政策强度。     

云南山地坝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分析——以保山坝子为例

利用GIS空间分析工具,分析了保山坝区1980、1995、2000年3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从1980—1995～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明显加快。1980—1995年综合土地动态度年变率仅为0．17％,1995—2000年则增加到了0．75％。（2）总体来看,林地和水田呈现减少的趋势,旱地和建设用她呈现增加的趋势,尤其是1995～2000年时段。（3）土地利用类型转化的主要特征是坝子内水田转化为建设用地,林地、草地、旱地相互转化频繁。（4）坝区地形对土地利用格局具有基础作用。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政策行为对土地利用变化起主导作用。受坝区空间局限性控制,人口、经济等人文因素对土地利用产生了巨大压力。     

THE DRIVING FORCES OF LAND CHANGE IN THE NORTHERN PIEDMO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riving forces facilitate or inhibit land‐use / land‐cover change. Human driving forces includ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attributes that often change across time and space. Remotely sensed imagery provides regional land‐change data for the Northern Piedmont, an ecoreg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continued to urbanize after 1970 through conversion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land covers to developed uses. Eight major driving forces facilitated most of the land conversion; other drivers inhibited or slowed change. A synergistic web of drivers may be more important in understanding land change than individual drivers by themselves.     

闽东南地区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根据1997～2005年的耕地统计数据及相关的社会经济资料,分析了闽东南地区耕地资源动态变化趋势;利用SPSS软件对9个驱动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揭示研究区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近10年来,闽东南地区的耕地数量总体上呈减少趋势;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压力、比较经济利益驱动和城市建设是研究区耕地减少的4个驱动因子,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驱动因子与耕地变化的关系。其结果将为进一步研究闽东南地区耕地变化提供借鉴,为合理利用和保护耕地、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内蒙古耕地重心移动及其驱动因子分析

简单回顾了内蒙古垦荒历史,并用内蒙古自治区近５０年的统计数据计算出１９４９年～１９９６年不同年份的全区耕地重心及人口重心,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内蒙古耕地重心及人口重心均向东北方向移动的结论,分析了耕地重心移动的驱动因子,提出了土地持续利用的几点建议。     

安康市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通过分析安康市2005～ 2010年土地利用详查和变更数据,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安康市11个县市区进行土地利用数量变化及土地利用程度变化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取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分析各项指标的变化与影响.结果表明：它的土地利用类型数量总体上呈现耕地、未利用地、牧草地面积减小和园地、林地、城乡建设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利设施用地面积增大的趋势.其中,经济增长、城市化发展与人口增长三个因素是安康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