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魔变文》、《破魔变文》与《西游记》──谈敦煌变文和古代神话小说的渊源关系

《降魔变文》、《破魔变文》与《西游记》─－谈敦煌变文和古代神话小说的渊源关系李润强变文是敦煌说唱文学，特别是民间说唱文学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它是在中国原有的叙事诗和民间说唱类文学形式的基础上，吸收印度佛教讲经形成而产生的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说唱文学形式。...     

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词小说文化现象透视

清末民初发生在上海的石印鼓词小说文化现象是近代以来中国俗文学文化传播转型的一场重要文化事件。这不仅使原本传统的雕版印刷工艺转型为西方先进的石版印刷工艺,而且将原本书坊出版的木刻鼓词小说的局域范畴销售传播模式转化为全国性的网络辐射化销售传播模式,这是一场将传统传播的手段、范围、速度、受众、目的全面转型为近代传播的文化革命,对于当时俗文学作品及其观念在全国范围的阅读传播、尤其是江南地区的阅读传播,起到了引领作用。大批上海的中小书局则是这场文化革命的受益者,不仅维持了他们的商业生存,也促成了近现代时期多达五十年俗文学鼓词小说印刷市场的发展与繁荣。西方科技与中国传统印刷技术的前后相继,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则是促成这场俗文学文化革命的根本原因。     

先秦"瞽矇文化"与陕北说书

中国古代说唱伎艺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先秦"瞽矇文化",其集中体现为盲人乐官制度.先秦之"瞽"由"巫"演变而来,呈现出职业化、伎艺化、仪式化的特点.春秋之后,礼坏乐崩,"瞽"被"优"所取代,失去宫廷音乐主角的地位,淡出朝堂,泯入民间,成为以说唱谋生的盲艺人.陕北说书,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说唱文学,受地域环境、传承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至今仍保留着上古"瞽矇文化"的遗存.堪称民间说唱文学的"活化石",对我们认识传统说唱文学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牛津大学藏中国宝卷述略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中国宝卷近30种,包括抄本及多种刻本,很多宝卷版本未为现存宝卷书目收录,其中《轮回宝卷》为目前所知《轮回》宝卷中最早的版本.藏本中还有东南亚刊印的宝卷七种.这些宝卷从内容看多为传统宗教类故事,反映民间信仰与庶民情感.这些海外版本让我们得以窥见传统唱本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流传、刊刻与生存状况,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与文献价值.     

《歧路灯》版本考

《歧路灯》自成书至今有许多版本,从最初的抄本、石印本,到排印本,再到铅印本,反映了不同时期《歧路灯》的受众群体和流传的变化。《歧路灯》的抄本主要出现在乾隆至民国初年,有乾隆庚子抄本、晚清抄本甲、旧抄本甲、旧抄本乙、安定筱斋抄本、晚清抄本丙和荥泽陈云路家藏抄本、晚清抄本乙、冯本等;石印本则出现在民国13年,只有洛阳清义堂本一种;排印本出现在民国年间,有1927年的朴社本和1937年上海明善堂本两种;铅印本则很多,从1980年至今至少有14种,以中州古籍出版社版本为最佳。     

鼓子词与话本是“说唱”的吗?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鼓子词与话本都是有说有唱的说唱文学,而主要依据就是《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与《刎颈鸳鸯会》两篇作品.然而,这两篇作品是“合并而成”的,因此无论是从鼓子词与话本本身看,抑或是从众多的与之相关的文字记载看,鼓子词都是只唱不说的,而话本则都是只说不唱的.如果要笼统地说鼓子词与话本是说唱文学是可以的,但要说它们都是有说有唱的说唱文学,却是错误的.     

清代北京说唱文学的发展特点及研究意义

本文首先总结了清代北京地区说唱文学发展的初期、中期、后期所呈现的不同特点,认为清代的说唱文学处于我国说唱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传承了许多具有地域性的曲种,艺术形式上发生裂变与整合,节目流派纷呈,名家名角辈出。在清代中期和后期,北京的说唱文学发展尤其具有时代特点。此外,文章还归纳了清代北京说唱文学研究的五点意义。     

试析清代北京通俗小说的出版与说唱业的关系——以侠义公案小说的形成为例

北京是清代通俗小说的出版中心之一,共有51家书坊刊刻通俗小说,计版本133个。通俗小说出版的繁盛时期是光绪年间,但绝大部分都是翻刻本或话本小说选本,仅有侠义公案小说例外,《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彭公案》等作品都产生于北京。北京说唱业的发达为侠义公案小说的成书提供了契机,《三侠五义》的前身《龙图耳录》就是根据说唱本石韵书改编而来,但经过了文人的加工;《小五义》虽然经过整理,但仍然保存了说唱文学的许多特点。     

敦煌文献与丝绸之路的研究

敦煌文献与丝绸之路的研究李明伟“丝绸之路”的名称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三卷本巨著《中国》中首先提出的。其后阿尔伯特。赫尔曼在其两本名著《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丝绸之路》、《从中国到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里进一步明确并完美了这一概...     

北京鼓词《封神榜》对《封神演义》的因革

清末流行于京城的鼓词《封神榜》基本上是按小说《封神演义》提供的故事情节和叙事脉络进行演说的,但是它对小说又有多方面的丰富与发展,比小说更贴近民众的思想情感,更富有现实生活气息,也更符合民众的欣赏口味。当然,从书面文学角度看,它也存在一些缺陷。不过,就整体效果来说,它对原著的加工、演绎还是相当成功的。     

论敦煌讲唱文学中的民俗文化

敦煌讲唱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它们包括(1)民间信仰与崇尚,具体有鬼神信仰、预兆观念、崇尚智勇。(2)人生礼仪,主要有婚丧嫁娶等俗礼。(3)民间文学,其中包括民谚、民间迷语。敦煌讲唱文学中的民俗文化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它对我们了解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乃至全国的风土民情、社会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稼轩长短句俗语词邓注疑议

《稼轩词编年笺注》的笺证和编年最见功力,于口语俗词释义也付出艰辛探索。而辛词刚柔兼济,雅俗并现。尤其是口语词横竖烂熳,拉杂纷呈,浅者反深,直者反曲,颇费斟酌。结合邓注,考其疑义,商略得失,以求补苴罅漏。     

唐长安城的衰败——从唐诗窥其一斑

唐诗对于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安史之乱作为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也是唐长安城走向衰败的始点.在诸多唐诗中就反映出长安城的变化.杜牧的<隋堤柳>、温庭筠的<柳长句>、<杨柳八首>等描绘出蔚然成荫的唐都长安;杜甫的<千秋节有感二首>、杜牧的<过勤政楼>、白居易的<勤政楼西老柳>反映了南内兴庆宫自安史之乱以后的凄凉;从羊士谔<乱后曲江>看到唐代著名的曲江风景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京西太平鼓”史迹考索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京西太平鼓",是我国北方太平鼓的一个地域性分支。唐代以前的几种舞蹈与它具有渊源关系,直接的源头则是宋代定名的"太平鼓"。明清大量诗文记录了北京太平鼓的兴盛,证明这种民间艺术已经从农村走进城市。受清朝道光年间危害城市治安事件的牵连,太平鼓表演逐渐从北京退回郊区农村。今人主张的清末才由北京传入京西之说,则与史实大相径庭。隐含在古籍中的许多重要史料,尚需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关于清代考史学家理性意识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 ,清代乾嘉时期形成的历史考证学独树一帜。历史考证学派史家以求真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治史的理性意识比前代史家大大深化与增强。考察乾嘉史家理性意识的内涵 ,不仅能够拓宽传统史学研究的层面 ,对于研究中国史学史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有助于澄清过去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观念 ,正确认识与评价乾嘉历史考证学的得失与功过     

曹雪芹祖籍问题新说

曹雪芹最早的祖先是轩辕黄帝,曹芸、曹彬、曹玮、曹孝庆、曹善翁、曹子义、曹端广、曹俊都是曹雪芹的祖先;曹端广应是曹俊之父,他于明永乐二年从江西南昌武阳北上至丰润(今属河北),住了三年左右,然后入辽,"著籍襄平",后又南下七十里定居于辽阳,在此生下曹俊;后来曹俊及其后代曹智、曹锡远、曹振彦、曹玺等多人"世居沈阳".说曹雪芹的祖籍是灵寿、武阳、丰润、襄平、辽阳、沈阳,都不算错.     

论明清家乐的导演体制及其对明清戏曲导演理论的贡献

由“家乐主人”、“家乐教习”、“观众顾曲家”三者通力合作而构成的明清家乐导演体系,改变了职业戏班“以优师之耳目为耳目”的重表演、轻导演的戏剧理念,实现了集体导演的构想。明清家乐完善的导演体制不仅促进了家乐艺术的繁荣,同时也推动了明清戏剧导演理论的成熟和完善。     

论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文化诗性结构

汪曾祺小说语言极富口语色彩,这表明他努力返回民间日常生活的本相,力图恢复个体文化属性的意图。另一方面,汪曾祺小说语言并不等同于粗糙毛茸质感无序的日常生活,而是具有极其浓郁的文化诗性意味。这种意味来源于汪曾祺力图彰显日常生活中的诗意的艺术动机。     

关注民间：传统伦理文化研究的新思路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在两者的共时关系中,民间伦理虽然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并受正统教化伦理的影响与指导,但由于它拥有最广大的民众基础,并切实地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因此不仅没有被正统教化伦理完全同化,反而以其自身强大的亲和力和无所不在的渗透力,通过对正统教化伦理的异质言说,显示出边缘对主流的反向同化作用和自身的相对独立地位。因此,要想接近和描述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原型”,就绝不能忽视民间伦理的存在。由此也就决定了,对传统伦理文化的研究,不仅要重视传世经典的爬梳和整理,而且对来自民间的各种思想素材,尤需格外关注。     

论《白鹿原》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白鹿原》真实地还原了20世纪中国国民的生存状态,挖掘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多重元素,如儒家仁义与忠孝文化、宗法家族文化、农耕文化、传宗接代文化、男权文化与女性贞洁文化、民间神秘文化、土匪文化、传统民俗文化等,正面描写了仍存活于民间生活状态中的传统价值体系,塑造了具有儒家文化人格魅力的白嘉轩形象,也揭示了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种种压抑与迫害等负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