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外部性对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分析——基于汽车零部件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8年-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对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企业空间布局进行描述,借助EG指数对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发现零部件企业集聚"沿海沿江"特征明显,企业区域间分布趋向均匀,新增零部件企业空间不均衡性呈"高—低—高"趋向,沿长江经济带区域是其区位选择的热点区域。针对新增零部件企业构建基于地级以上行政区为地域单元的的泊松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地方化经济能显著提高新企业进入的可能性,且以自身行业为主导;当地方化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后,将出现拥挤效应;除集聚外部性因素影响外,新增零部件企业对土地、交通及国内市场潜力要素较敏感。     

中国汽车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2001-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汽车制造业企业有关数据,对近10 年来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布局进行描述,利用地理集中度指数和EG指数对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后,发现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对汽车制造业具有决定性和先导性影响。针对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特点,构建了基于地级以上城市为空间单元的新建企业区位选择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① 中国不存在类似欧美日等国家整车和零部件企业邻近的空间集中集聚现象;② 零部件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特点显著,不利于产业生产率和专业化水平提高;③ 在不考虑集聚经济的条件下,市场规模和地方保护对新建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非常显著。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空间集聚程度越来越低。     

全球链网下的欠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化研究——以韶关汽车零部件产业为例

全球链网下的地方产业集群,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欠发达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特色资源、产业基础、创新文化、政策激励和市场驱动对地方化和全球化两股力量“粘滞—集聚—再粘滞—再集聚”的循环积累结果。针对韶关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厚实,但空间粘滞作用不强、产业集群化程度低的现状,认为韶关汽车零部件产业应走“立足资源,一园三片;精细专工,错位发展”的特色集群化道路。     

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集聚经济指向的空间效应

集聚经济指向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特征,同时企业的选址决策通常受到集聚经济的空间效应影响。因此,尝试使用空间泊松模型探讨中国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集聚经济指向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但空间效应的作用要弱于本地效应。②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空间效应是不同的,前者存在溢出效应,后者则为阴影效应。③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正向影响尺度也存在差异,前者正向影响尺度较大,而后者正向影响仅限于本地。④ 集聚经济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效应存在行业差异,其强度存在正相关。     

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基于增量的演变分析

基于宏观统计数据的传统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多以行政区划为空间统计单位,难以体现产业的空间连续性。数据开放平台上企业数据集的出现,使得基于微观层面的产业集聚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收集了2008-2014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工商登记数据,采用基于距离的指数体系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2008年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2008-2014年基于增量的制造业聚集演变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①珠三角区域制造业沿西北—东南向集中分布于深圳、佛山、广州、东莞、中山5市,周边各市制造业密度相对较低;②集聚程度与行业属性密切相关,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程度最高,资本密集型行业分散程度最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微弱集聚水平,而资源密集型行业无明显集聚或呈分散特征;③2008-2014年新增企业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不同城市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其中深圳市新增制造业企业逐年减少,东莞、中山等市新增制造业企业上升趋势明显,其余各市维持平稳或缓慢增长。新增制造业企业重心存在从深圳逐渐向东莞、中山等市转移的现象。新增制造业企业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占比有所降低,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有所上升,集聚指数亦表现出相同趋势,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发生结构和空间演变。     

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形式与机理研究

经济活动的去地方化既是生产活动的空间转移过程,也是企业供应链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分离与再组合的功能整合过程,并且对地方产业的前后向联系、社会资本和就业等方面产生影响。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动力主要是网络权力的拉力和社会资本的粘性。在两种力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网络权力的依赖关系,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去地方化形式。企业去地方化可能会导致地方生产网络断裂,并且由于去地方化形式的不同,对企业经济绩效和地方集聚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同。最后,对中国沿海外贸加工业的去地方化情况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初步思考。     

环渤海地区临港石化产业集聚水平测度

以环渤海16个城市的临港石化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修正的EG指数和产业间协同集聚指数对其2003年和2013年的集聚程度进行测算,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测度其集聚效益,最后通过对比集聚类型、集聚程度和集聚效益对环渤海地区临港石化产业的集聚水平进行综合评定。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根据EG指数取值的正负与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将集聚分为地理空间的“区域集聚”和市场空间的“规模集聚”。2003和2013年环渤海地区临港石化产业以“区域集聚”类型为主。 2003年和2013年环渤海地区临港石化产业均为低度集聚,除了一些城市的集聚程度和产业间协同集聚程度得到提高外,大部分城市都有所降低。 经过10 a的发展,环渤海地区临港石化产业的空间相关性加强,集聚效益有所提高,但集聚对产业劳动生产率不存在稳定的正向空间影响。 环渤海地区临港石化子产业集聚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石油加工、炼焦与核燃料加工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动态外部性视角的企业再地方化效应及地区影响 ——以皖江产业承接示范区为例

基于动态外部性视角,提出再地方化效应的测度及对地区转型发展的作用机理,以皖江产业承接示范区为研究对象,从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3方面分析企业再地方化效应的时空演化特征,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其对皖江示范区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时间演化特征与各城市的产业承接政策和转入的产业类型不同有关;② 空间上MAR外部性呈现出“总体均衡-向西增强-向南增强”的演化特征,Jacobs外部性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增强,Porter外部性整体呈增强态势;③ MAR外部性对区域经济绩效和创新水平的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Jacobs外部性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对区域创新的效应为“U”型;Porter外部性能够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但不利于区域创新。     

1989-2009年河南省农作物地理集聚及其演化机制

以河南省17 种农作物为对象,采用1989-2009 年的地市级数据,对农作物的集聚特点、专业化格局及其演化机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农作物的集聚水平低且整体增长缓慢,尤其是遍在农作物;部分农作物有分散化的趋向,而水稻的集聚程度一直很高,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河南省农作物整体的集聚水平;经济作物的集聚与区域专业化程度均高于粮食作物,且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仍集聚于研究时段初始时的优势区域;蔬菜类作物专业化程度较低,其空间分布与城市化水平高度相关,不断向郑汴地区集聚;水果类作物不断向豫西山地尤其是三门峡市集中,而部分水果类作物如葡萄、桃等则出现分散化的趋势。总体来说,各市域间农作物结构相似度高,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初现雏形。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稳定—变化—选择—适应”过程分析框架,对河南省农作物集聚与专业化格局的形成演化机制进行阐释。     

集聚经济、外资溢出效应与中国汽车企业效率

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东北、长三角、湖北十堰—武汉、重庆市、珠三角和京津地区六大汽车企业集聚区,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影响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本文以2004年中国2160个汽车企业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汽车企业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规模经济、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能显著提升汽车企业效率,汽车企业规模越大、相同产业或相近产业的集聚越能有效促进汽车企业共享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和信息资源,增进企业的上下游联系,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对汽车企业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城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对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汽车业外资对本地汽车企业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本地汽车生产企业有较明显的溢出。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简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集聚及与交通的 空间关联

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和民用汽车拥有量的增加,人们对汽车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以郑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核密度估计法、局部Getis-Ord G^*指数,采用汽车服务业电子地图兴趣点（POI）大数据对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与内外交通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街道之间汽车服务企业数量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且呈不断拉大的趋势;（2）汽车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空间上形成了中心城区双核块状集聚、边缘城区次中心分散发展的多中心、轴带状集聚格局,两大集聚热点片区越来越突出;（3）各细分行业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集聚趋势,汽车配件和汽车销售行业的专业化集聚区域逐步收缩,而汽车维修养护和汽车租赁业的专业化区域则大幅度地向城市外围地区拓展;（4）城市内部交通和对外交通便捷性是影响汽车服务业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沿城市道路的轴线分布和沿高速公路出入口邻近分布是汽车服务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趋势。     

东北地区城镇化质量测度及其时空格局特征

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东北地区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8—2018年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格局特征。结果发现：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东北地区整体的城镇化质量呈现显著提升趋势,但2015—2018年增长曲线呈现出“U”字型波动特征,各子系统中“城市活力”得分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从时空格局特征来看,东北地区城镇化质量分布的时空分异明显,整体显著提升趋势下部分城市出现“阶段性”下降,通过LISA集聚图分析发现,东北地区城镇化质量的“高值”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哈长”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低值”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北部地区。     

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对2001~2015年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研究,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空间误差模型对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总体水平较高,但呈现出下降态势;各省市之间差异性明显,仅有北京、上海等6个省市实现有效,其他省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无效率状态;区域之间也存在差异性,总体呈现出东部>西部>中部的分布格局。② 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呈现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存在明显的集聚状态。③ 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技术进步、绿化程度、社会性支出、医疗水平、城镇化、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     

中国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数字创意上市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基尼系数、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总体呈“东密西疏”的空间结构特征,集聚与扩张共存并以集聚为主,且始终保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多核心空间集聚形态,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且区域重心北向迁移显著。②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分布具有行业异质性,其集聚区域、集聚强度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③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的空间分异受到集聚经济、基础设施、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因素中的文化活跃度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中的全球连通性、金融集聚水平等因素影响,具有明显“高等级城市偏好”。企业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不同存在差异。     

基于细分行业的安徽省创新型企业集聚研究

创新型企业作为塑造创新地理格局的重要力量,其区位选择的外部特征及内在机理亟须予以系统化研究。基于对安徽省创新型企业的细分行业与空间建库,采用核密度估计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细分行业下的创新型企业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安徽省创新型企业类型以先进制造和自动化为主,并以生物与新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为辅;（2）创新型企业空间集聚的不均衡特征显著,呈现出“一核一带多节点”的集聚分布特征,且合肥、芜湖是两个重要集聚区;不同细分行业视角下创新型企业的空间分布形态各异,可归纳为点-轴式、极核式、双核式及多核分散式等4种空间组织形态。（3）创新型因子对于创新型企业的空间集聚最为重要,但传统型和政策型因子的重要性仍不容忽视。其中,产业基础、人力资本、创新投入是最核心的因素,但各行业创新型企业的影响因素作用力则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     

中国电子竞技产业地理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3—2016年电子竞技企业数据,运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方法,对中国电子竞技产业地理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① 中国电竞产业发展经历从“非法”到“合法化”的曲折历程,阶段性特征明显,可分为“波动发展-蓄力扩散-集中爆发”3个阶段。② 电竞产业发展存在空间依赖性,产业集聚空间存在2级集聚中心,集聚模式经历了从“双核”到“单核”的结构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电竞产业向中南、华南地区集聚的趋势愈加明显,粤港澳大湾区的集聚程度最高。③ 实证研究表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源、政府政策、创新环境、经济外向度、用户规模是影响电竞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     

中国3A级以上旅游景区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基于中国3 228个3A级以上旅游景区数据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结果表明,中国3A级以上旅游景区具有典型的“类型极化、区域分化、板块集聚”的分布特征,胡焕庸线两侧景区密度悬殊;中东部地区为凝聚-随机分布,西部地区为凝聚分布,不同区域发育主题和特色不同;5A级景区集聚在经济发达地区,4A级景区沿黄河、长江集中分布,3A级景区多处于东部滨海沿线;历史知名度、自然地理环境、人口经济规模、交通区位条件、审批标准、效仿发展等因素影响较大,循环累积效应显著。据此提出“区域平衡、跨区协调、分类优化”的发展建议。     

基于企业点数据的在京日企空间集聚模式

基于驻京日企微观空间数据,根据企业母公司所属行业类型,对比探析不同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分散态势及其演化趋势,利用DO指数法,科学测定在京日企空间集聚范围。研究发现：（1）在“纯距离”条件下,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尺度为35-60km,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尺度为20-28km,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尺度为10-18km,而生活服务业空间分布则较为随机;在考虑企业规模条件下,各个行业集聚尺度则大相径庭,集聚（分散）指数显著升高;（2）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斥现象,对于制造业而言互斥状态并不显著,但对于服务业而言在空间上与制造业存在明显的互斥现象,且互斥尺度发生在22-28km上;（3）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基本趋于稳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新-老企业在空间上愈发集聚,共聚尺度发生在18—30km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服务业的新-老企业分布模式基本相似,新入驻企业依托于前期入驻企业,接触扩散、就近分布,在空间上趋于共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