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及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经形成了社会、经济与环境三大支柱的格局.根据进程追踪的方法,本文通过回顾环境进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过程,着重分析环境目标未来15年将对全球与中国环境治理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全球环境治理层面的基本结论是:①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将显著上升.②新型伙伴关系将强化环境非政府组织与市民社会的作用.③未来全球环境治理将形成以数据和指标为驱动的特点.④联合国系统内环境机构的作用将进一步强化,联合国环境署的发展受到关注.⑤环境与气候变化中的资金融资与技术转让渠道将进一步多元化.⑥气候变化问题与其他环境问题将在全球和国家层面深度融合.对中国环境治理的积极影响,体现在:①《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并形成倒逼机制;②将显著提升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③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提供了难得的着力点;④将使中国的区域合作更加“绿色化”.当然,在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目标也使得中国环境治理的压力与责任不断增加.同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与不足之处:①目标过多且模糊不清,实现难度大.②当前所罗列的一些目标间可能包含潜在的冲突,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证.③环境目标缺乏量化的标准.尽管如此,就环境目标而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比千年发展目标更加综合、全面和系统,是当今国际社会应对环境问题集体努力的成果,必须高度重视与研究.     

中国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战略思考

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一幅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描绘的未来发展蓝图.联合国制定该议程的内在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竟事业,二是为了汇聚国际社会力量共同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重塑当今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提供了机遇,也有利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走出“气候变化泥潭”.但是,该议程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重复和难以量化、没有对不同类型国家给出建议、以及里约原则被弱化等.“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中国未来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对外合作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挑战主要体现在中国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三重压力”.面向未来,中国应在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下,积极、主动参与相关进程.从对内看,应在该议程框架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203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建立有利于产业界、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等参与的机制,在实现议程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从对外看,应在坚持“力所能及、互惠互利”原则下,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和发展援助,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该议程做出中国贡献.     

中国建立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战略思考

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成为当前中国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本文介绍了该方案的制定过程及其重要意义,对方案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解析,并提出了近期应围绕创新示范区建设开展的几项重点工作.文章认为,建立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是中国顺应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是解决国内可持续发展主要问题的迫切需要,是回应国际社会期待的客观要求.文章提出,在建设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时关键要把握好四个原则:①勇于突破GDP导向的传统发展思维,真正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动地方发展;②从制约地方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入手,通过制度、科技等各方面的改革和创新,形成成熟有效的系统性解决方案;③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配置资源、各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的机制;④主动分享系统性解决方案和实践经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贡献.文章最后提出,面向未来,建设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要做好四个衔接:①加强与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工作的衔接,形成互为支撑的布局体系;②加强与"绿色技术银行"工作的衔接,促进先进适用技术落地生根;③加强与国家科技计划的衔接,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④加强与各领域改革工作的衔接,形成综合创新示范的局面.     

协同治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分析

对国际议程间的关联性分析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由联合国引领的全球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占据了当前国际政治议程的首要位置,两者的协同直接影响到全球治理的有效性。《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巴黎气候协定》不仅具有共同的规范性基础,而且两者通过议题衔接和叠加已经形成了密切的治理关系,国际制度关联性日益突出。从目前来看,这种关联性体现了以下特点:第一,嵌入关系。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之一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治理目标已经嵌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中,但也与一些目标存在矛盾,因此,协同治理具有必要性。第二,指标对应。《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细化项目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大部分指标已经形成对应关系,治理具有同质性。第三,制度间倡议交叉与功能外溢。其协同治理关系具体表现在诸多层面上,特别是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治理模式的趋同、资金渠道的整合、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进行的发展机构改革,以及联合进行政策倡议、规则建构及政策制定等方面。从制度关系演变的角度来看,两者协同治理的类型正在发生变化,制度互动在不同层次上不断累积,并逐渐转向伙伴型的协同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