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财务柔性和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在充满挑战的VUCA时代下,经济政策不确定因素增多,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影响到微观企业风险承担。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以及财务柔性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该作用路径下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财务柔性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起中介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成为常态化下,该研究以期为企业风险研判和管理提供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推进国家数字经济战略发展的重要举措,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检验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在盈利能力较弱、民营产权性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3)渠道机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战略差异度、促进战略激进度来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4)企业数字化转型效用的发挥需要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支撑,合适的公司治理安排和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能够有效促进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文章从微观视角剖析了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为上市公司如何更好地推动数字化转型以促进风险承担行为提供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兼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中求进”的启示

数字化转型变革过程中对企业风险隐患的防范与化解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既有研究关于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尚存分歧。在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公司年报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认为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一结论在控制联合固定效应、进行工具变量及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会因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相较而言,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处于生命周期前中期的企业、非国有企业、非过度负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节约交易成本费用和驱动经营多元化策略等渠道来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     

企业集团现金分布、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

基于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以子公司持现比率代理其现金分布情况,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现金分布对企业集团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数字化转型对现金分布与企业集团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集团现金分布越分散,其风险承担能力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越高,现金分布的分散度对提升企业集团风险承担能力效果越好。研究结论为数字化时代企业集团如何分布现金以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 ——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成为促进涉农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涉农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涉农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涉农企业创新,在发展广度、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维度上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此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以及成长期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围绕如何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提高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治理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的作用机制研究

依靠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从资源赋能和结构赋能双重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需进一步通过技术进步扩展绿色发展空间;(2)企业内部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提升;(3)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工艺创新的两个维度,在数字化技术转型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4)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技术转型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识别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情境因素,可为我国有效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务风险与防范机制探究

文章在研究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财务的基础上,结合传统财务会计自身特点,进一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的财务风险与防范机制,同时针对财务管理体系、管理者认知、财务人员综合素质、数字化水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国家方针政策,提出在数字化转型时代,制造业的财务如何抗拒风险、如何建立防范机制,更好地提升制造业的生产力的对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9年数据,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价值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但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价值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其中的高科技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渠道机制检验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增强要素配置水平并对风险具有更强的可控力,这些因素的改善,都有助于企业价值水平的增加.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融资约束与政府补助中介效应检验

数字化变革是制造业企业寻求产业转型和创新变革的重要突破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激励效应能否破解企业创新“投入多,产出少”困局?对此,基于A股制造业企业2011—2020年数据,借助Python爬虫功能转化并搜索企业年报中数字化关键词,以此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政府补助金额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创新。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基于盈余管理的中介作用

有关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而企业风险因素如何影响审计收费则是如今审计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以201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审计收费行为决策的影响,以及盈余管理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审计收费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风险承担与审计收费两者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盈余管理在企业风险承担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货币政策立场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传导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梳理了宏观货币政策调控对微观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的非对称效应。基于我国上市公司1998-2012年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立场转向紧缩,企业风险承担会显著下降,且紧缩性数量型和价格型操作工具对企业风险承担都具有负向调整效果;企业非对称效应明显存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以及耐用品生产企业的政策反应更为敏感;产业间非对称效应表现为货币政策立场转为紧缩时产业间企业风险承担的反应方向和深度各异,其中信息技术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传播与文化产业风险承担下降幅度相当并在所有产业中下降幅度最大;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下降幅度较小;而采掘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则会上升。因此,及时建立企业风险承担的检测、评估体系,有效识别企业和产业非对称性效应引致的偏向性影响,同时保持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审慎性,才能实现经济"稳中求进"。     

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基于2011—2019年我国92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从金融科技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从微观(收入结构)、中观(官员特征)、宏观(货币政策)三个层面,探索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加剧了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数字经济→金融科技→银行风险承担是其重要传导渠道;伴随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增加、地区官员学历的提升以及任职年限的延长,数字经济对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有所减弱。因此,城市商业行应该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提升自身风险管理水平。     

企业杠杆率与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结构特征、渠道机制与监管治理

本研究借助中国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考察企业杠杆率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并进一步将金融监管纳入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企业高杠杆率显著抑制数字化转型,上述结论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上述影响随着企业属性以及生命周期展现出了较强的异质性特征。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杠杆行为通过增加财务成本、加剧财务不稳定性、恶化市场预期,并进一步从创新的“投入-产出”层面形成挤出,这些都无益于数字化转型。特别地,金融监管是改善“企业杠杆率—数字化转型”负向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展现出了显著的结构性优化特征。有鉴于此,想要充分利用杠杆行为驱动数字化转型绩效水平,就必须要在差异化去杠杆条件下加强金融监管,这是当下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高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金融科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

本文使用2010—2019年间全国145家商业银行的年度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检验金融科技如何影响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本文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可以缓解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通过促进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和增持交易性金融资产来发挥缓解作用。伴随着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水平的上升,金融科技的缓解效应边际递减。金融科技的缓解作用在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间具有异质性,对资本充足率高的商业银行和大型国有银行影响较弱。     

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通过梳理国内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分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环境,并结合与企业的访谈,揭示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存在专业人才匮乏、获得融资难度大、转型阵痛期长等突出问题。数字金融可以在为企业培育和输送技术人才、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难度和成本、促进企业间融通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