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环境规制与污染集聚:基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变动的分析

环境污染伴随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呈现显著的区域特征,从产业转移的空间梯度看,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正在由经济发达地区梯次转移至欠发达、不发达地区,由东南沿海地区向中部、东北和西北地区转移;与轻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相比,重度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中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更高。污染密集产业呈现空间梯度转移,不仅依赖于产业链的空间演化规律,而且与迁入地市场发育程度和制度环境有关。2003~2013年,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主要转入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安徽、陕西和广西,而同期环境污染状况加剧地区集中在青海、新疆、内蒙古、云南、宁夏、安徽和河北。研究结果表明,污染产业集聚并不必然导致环境污染集聚,及加剧区域之间的环境不平等。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阶段性、不确定性和交替性,基于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集群式转移具有经济效率和技术效率。     

河北省产业竞争力分析与产业转移策略

近年来河北省经济快速发展,目前正值经济结构调整和实施产业结构升级战略措施的重要时期.文章通过对河北省产业发展情况和产业竞争力的分析,在对比优、劣势行业发展潜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河北省产业转移的一些策略,以期能对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转移动机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西部地区由于环境政策相对宽松,要素成本低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工业园区建设日益完善,再加之丰富的自然资源、潜在的市场,因此会吸引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入.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加大环境规制力度,严格执行环境评价与监督管理,科学布局生态工业园,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建立公众参与制度,鼓励公众环保参与,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江西承接产业转移基本特征、问题及政策启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环境急剧恶化,此时,中国结束了加入WTO过渡期的第一个“五年时期”,国内外产业转移呈现出新的特征.作为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共同腹地,江西省着眼于完善自身产业体系,承接国内外的产业转移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应用最新的数据和信息客观分析江西产业转移的发展现状,基于江西承接产业转移的基本特征,总结江西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我国产业区域转移的路径选择、产业定位与政府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东部沿海地区资源和环境承载压力持续加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产业区域转移应围绕重要交通干线由沿海向内陆基础设施较好的地区扩张,把东部地区企业的经营资源优势和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基于区域优势,中西部地区应积极承接的产业主要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的中下游产业。政府在产业转移中主要是发挥组织、指导、协调、服务的作用,搭建产业转移的平台,营造良好的产业转移环境,为产业转移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全球产业转移:分散化、集群路径与规制

经济全球化,使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空间配置呈现出生产分散化、研发本土化的趋势.期间,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为主力的企业越过国界,通过产业转移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体系对接,逐渐形成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产业集群,并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调整.作为发达国家生产分散化之产品"外包"的转移地域,中国产业成长与发展既面临着一系列有利的条件,也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和挑战.     

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问题与策略

在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多项促进产业转移政策的推动下,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规模快速增大,承接等级不断提升,中国进入产业梯度转移加速时代.文章首先分析了产业转移的基本机理以及雁阵模式在国内实施的可行性,接着论述了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问题与承接原则.在此基础上,围绕提升中西部地区内生发展能力这一核心,从发展特色产业、优化产业组织、扩大市场规模、建立公平秩序、规范政府行为等方面提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策略.     

产业转移、区位优势与广西区域经济发展

广西承接产业转移的区位优势有用水、能源、自然条件、劳动力、市场、输送、税制等。但广西承接产业转移还存在产业转移的"错位"、高素质人才欠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等问题。广西应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发挥区位优势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此,必须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加强与产业转出区协调;加强教育资源投入,大力引进人才,提高人才素质水平;完善交通网络,促进物流发展,发挥并加强区位优势;提高行政效能,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泛长三角产业转移与区域合作

在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我国承接的来自发国家的传统产业和加工制造业方面的产业转移较多。随着我国东部地区经过多年高速增长,它的先发及政策优势效应不断减弱,中西部地区不断显现出低成本与土地供给优势,促使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与长三角相邻的安徽因为交通便利优势,也成为产业转移的热门地区。我国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经验,促进沿海产业结构提升,同时在承接地注意建设“靠城（大中城市）、沿线（交通干线）、集聚（形成产业集群）”的工业园区。     

服务业国际转移动因、路径及其对承接地的要求——与制造业国际转移的比较分析

随着各国服务业的发展及其国际化趋势的加强,服务业国际转移浪潮日益高涨。传统国际产业转移理论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制造业国际转移的动因、路径及其影响因素,但在解释服务业国际转移时却遇到了适用性问题。本文分析了制造业国际转移与服务业国际转移在其动因、路径等方面的区别。探讨了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应该更加关注的因素。     

基于转移升级的区域产业变动内涵和未来理想格局

大量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文献丰富了区域产业变动的研究。一个区域经济实力是否增强,产业是否发展,比较优势是否获得进步,与其具体的产业变动形式、所采取的具体产业活动策略紧密相关。产业变动影响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格局,比较理想的区域经济格局是：以合理的产业变动策略避免区域产业比较劣势,以积极的产业变动策略提升区域产业比较优势,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广东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将广东省放置于整个国际环境平台中,运用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原理,分析并指出广东省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方面存在着继续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具相当的局限性,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产业提升方向不吻合,对国际产业转移重要主体利用不足和环境建设不适合国际产业转移新要求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对症下药式地提出为优化广东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必须采取确立与新形势相适应的新观念、明确定位本省发展方向、营造良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环境和积极探索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新思路及新手段等对策措施。     

我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竞争力探析

近几年，跨国公司开始了新一轮全球产业布局调整，虽然制造业的国际转移仍然是产业布局调整的重要内容。但是发达国家服务业国际转移也已蔚然成风。在国际服务业向我国转移呈现新格局的情况下，面对我国的竞争优势和劣势，提出我国应抓住机遇、扬长避短、创造综合竞争优势、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一些对策，比较切合实际。     

环境污染侵权与恢复原状的调适

恢复原状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适用中常遭遇可行性证明困难,并在环境污染生态损害、污染场地治理方面难以直接适用。为充分发挥恢复原状对环境污染侵权的救济功能,须从恢复原状标准的分类构建、经济合理性例外规则的确立、最佳可得技术的获取、恢复原状实现方式变化及环境修复责任独立化等方面对民法上恢复原状制度进行改革与调适,方可有效运用于环境污染侵权中。     

区域产业转移与西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

我国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西部地区以资源型经济为主,区域产业转移的一般传导机制极有可能强化西部资源型经济的锁定效应,导致西部资源型经济体陷入"资源优势陷阱",阻碍西部产业升级。为避免西部资源型地区进入"资源优势陷阱",必须消解西部地区的锁定效应,推进西部资源型经济转型,尤其要推进技术创新,引进新兴科技深度融合传统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我国地下水污染防治立法现状及完善策略分析

我国地下水资源保护与污染防治形势严峻,从法律应对策略的角度看,除了完善我国相对应的立法体系之外,在立法内容方面需要强化实施预防优先原则、贯彻"污染者付费"原则、构建各主体积极参与的激励性机制、完善保障条件等。     

环保产业概念的演变与拓展

环保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因应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保护型社会的要求。环保产业概念的诞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其由狭义向广义的扩展也体现了认识和观念上的变化。正确认识环保产业,对于厘清发展思路和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

2013年上半年,我国出台的《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标志着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雏形在我国已基本显现。保险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主要体现于对受害人的赔偿、分担政府管理压力、分散企业风险、增强企业环境管理能力。     

论环境污染治理PPP机制的法律关系

环境污染治理向来被视为公关部门的独角戏,排斥私人资本的参与。但当前公共部门在环境污染治理中出现了资金不足、资金利用率低下等问题,引入ppp机制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选择之一。研究环境污染治理PPP机制应以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为依据,以PPP机制的原理以及环境污染治理的特殊性为基础。处于PPP机制支配地位的是特许经营合同,其本质上是公法关系。环境污染治理PPP机制法律关系的内容涉及公共部门的权责、公共部门与私人投资主体之间的风险分担以及社会公众在该机制中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