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革命”文学地理考察

从诗人籍贯的地理分布看,晚清＂诗界革命＂是以广东为中心的东南滨海区域诗人发动的一场诗歌革新浪潮。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产物,＂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无不与东南滨海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特质等因素息息相关。由于东南滨海在近代历史上的门户位置,它成为东西文明交流与冲突的最前沿,为新派诗人呼吸西方新思想、新观念,感受西方新事物提供了优厚的地理环境,加之滨海地域所秉具的开放、进取的文化特质,造就其颠覆传统、别创新局的精神气质。而一旦在空间上置身于西方异域世界,则以西方意境、欧洲语言入诗的＂诗界革命＂的爆发,即成不可遏抑之势。随着人类地理空间移动的频繁加剧,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观念的转换、审美范式的不断更迭,新派诗人的诗歌实践最终由特定时空之下的精彩走向了沉寂。     

黄遵宪“诗界革命”用意别解

黄遵宪的诗人地位是人所周知的 ,但他为诗之本意以及他的诗歌的实际影响超出了“诗界” ,却往往是人们所忽略了的。黄遵宪“诗界革命”的实质是思想革命 ,从本质上说黄遵宪是一位启蒙思想家、革命政治家和教育家。兴教育、开民智才是他的“诗界革命”的本真     

"诗界革命"与二十世纪革命诗歌起源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将“革命”一词带入诗歌领域,开启了中国二十世纪诗歌中的革命话语之源。此后的诗歌革命和革命诗歌的内涵外延的变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局限,都可以在梁氏的诗学理论中找到源头。在“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展开、总结过程中,社会政治的要求直接进入到诗歌当中,凌驾于诗歌之上,制约了诗歌美学的开掘。重新审视“诗界革命”理论的滥觞与流荡,对于二十世纪诗歌发展及诗歌美学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有助于厘清当代纷乱的革命诗歌话语理论。     

梁启超的“教育文学”与近代韩国文人的关系——以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申采浩的影响为中心

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国的"启蒙时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是韩国的"开化期",此时期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小说观的论文,同时韩国文人申采浩拿起笔来为祖国的未来奋笔疾书。梁、申二人把小说当成革命的工具,甚至视之为改变整个社会和政治格局的基本手段。本文通过中国近代文人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韩国近代小说的影响,分析了中韩文人在小说观上的交流,重点以韩国文人申采浩为例研究了梁启超对他的影响。     

梁启超"诗界革命"论新解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论 ,决不是用“只主张内容革新 ,不主张形式革新 ,带有改良主义的不彻底性”之类的话就可以忽视过去的。它的意义 ,既在于指向社会现代性 ,又在于指向文学审美现代性。与“小说界革命”论、“文界革命”论一样 ,是梁氏审美→启蒙→强国思路的具体体现     

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再论南社诗歌的文学史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诗坛形成革命诗潮,南社诗人的成就,是其重要标志。革命诗潮是诗界革命的新阶段,沿续了＂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三长具备的诗界革命纲领。在冲决旧诗境域、开拓新诗意境方面,表现出更不受传统诗教规范拘缚的精神,近代民主意识、民族精神、反清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在语言和格调上也有所变革发展。但国粹主义文化观阻碍了诗体变革的突破。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构成中国诗歌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也形成了至今仍影响面很广的第三种诗歌类型＂旧体新诗＂。     

黄遵宪与“文界革命”:不单纯的影响和接受

黄遵宪的诗文理论涉及诸多方面。在"文界革命"时期,黄遵宪主要是对中国语言、文字相离的现实相当不满而决心改变这种情形。一是对书面语体系转换的历史处境问题提出变革诉求;二是提出了文体革新的主张。其"无革命而有维新"的文界思想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对他文化思想的整体考察中,可以发现其文学发展观的深思熟虑的思想基础:温和稳健、开放务实。这实际上指示了中国现代白话运动的发展方向。     

黄遵宪诗论与诗界革命

黄遵宪是中国近现代诗歌改革的先驱,其变古求新的理论与"新派诗"创作鲜明的反映了诗歌变革的要求,由此推动诗界革命也促成了诗论的成熟,对诗界革命来说黄遵宪的诗论就是先导的理论旗帜。     

论梁启超文学观念的更新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批文坛巨匠对梁启超文学观念的更新有催化助长之功 ,而且经过梁氏之文影响了当时和以后的中国文坛。     

"文学"如何"革命"——近代"文学革命"话语的生成

清民之际,随着中国摄取西方文明的进一步推展,知识界汲纳西方文明的重心开始逐步由技术移植转向制度文化的学习与改造,见诸议论的内容涵括政治、思想、文学、艺术、教育等诸方面。在此背景下生成的"文学革命"概念,展现了术语复杂的思想文化内涵。对于这一概念生成经历的考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和思想文化的近代转型。     

论梁启超对近代史学的贡献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评判是中肯而全面的。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国民革命思想在农民运动中的流变

国民革命思想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倡导、被主张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原则采纳、并被广大民众普遍接受的一种富有特色的新型民主革命思想。从农民是中国国民的主体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出发,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一度将国民革命直接等同于农民革命;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以农民革命为中心的国民革命思想流变为贫农革命思想,发生了革命对象、内容、性质和目的的变化,革命的目标由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为主转变为以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消除剥削压迫为主,革命的阵地回转为广大的乡土社会内部,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贫农革命思想使社会的兴奋点集中在有土地财产的地主富农与无土地财产的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方面,苏维埃性质的土地革命思想呼之欲出。     

论蔡和森中国革命战略策略思想及实践

蔡和森不仅是我党早期杰出的政论家、宣传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他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对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作了可贵的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对我党革命战略策略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

近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现代的中介.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并足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历史阶段重要标志的文学新气象.     

论中国现代文艺语境中的接受问题

接受问题在中国现代文艺语境中具有重要意义。文艺接受者的改造或主体性地位的提升启蒙与革命的努力方向,作为大众的接受者更是规定了文艺的基本内涵。因此,建构性和审美功利性成为是中国现代文艺接受观念的主要特征。     

“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的发轫之作——论《野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样式意义

蒋光慈的小说《野祭》作为“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发轫之作，具有此种流派文学的典型特征：崭新的革命题材与人物形象、“革命＋恋爱”的结构模式、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主观性“散文化”的情节结构等。《野祭》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它丰富拓展了现代文学多样化形态的艺术探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学样式意义。     

关于“国民文学”的倡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二）

从创造社的内部差异可以看到,与法国19世纪诗歌传统相联系建立起＂诗＂的观念的,是创造社京都作家,这里有着郑伯奇与成仿吾文学批评观的深刻差异,由此出现1924年＂国民文学＂的倡导,以及翌年以穆木天为主在《语丝》上与钱玄同的论争,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诗＂与＂散文＂观念的碰撞。从中可见,＂诗＂的观念,对＂诗＂与＂散文＂之不同的认识,在进入＂五四＂后的新文学独立发展中是艰难的。     

现代性平台上的理性与革命——论作为现代精神现象的左翼文学

现代性是观测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座平台 ,是一种文学史视野与方法 ;左翼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历史逻辑的必然 ,是由“五四”多元启蒙理性向一元政治理性的演变 ;左翼文学是理性主义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段和特定区域的革命化展现 ,理性精神的时代要求选择了革命 ,革命选择了文学作为斗争的分野 ,是总体化现代性的一种时代演绎     

论中法诗歌现代化进程中自由诗革命的差异--兼论法国自由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世界性的现代诗歌运动,其中以"自由诗"革命为具体体现。对诗的艺术性的重视是法国现代诗歌得以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法国现代诗歌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比中国稳健得多,既追求诗体解放和作诗自由,出现了诗的散文化、自由化倾向,又重视诗艺的探索,尽管也有激进的改革,但更多是较为稳健的改良。法国的自由诗革命的目的与中国为了推翻传统诗体的目的颇异,更没有中国新诗革命所承担的政治革命重任,只是从诗艺的角度对已有诗体进行改良,因此达到的效果也迥异。法国的现代诗歌运动也对中国的新诗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