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读者共谋:“不可靠叙述”的审美构建作用

以美国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不可靠叙述者"的文学观为理论依据,论述作者与读者的共谋是文学文本建构的基础。认为"不可靠叙述"在文学文本中的审美构建作用,主要表现在能从多种视角表现不同的人生,它比直接议论更容易唤起读者的思考和共鸣,而且能构建文学语言本身"含混"的美感。     

《早秋》中的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

多年来研究者们对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争议不断,本文首先论述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及其之间的关系,然后解读《早秋》的情节及主题,最后分析文中的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通过成功的形象塑造和相互征服在理想状态下合二为一。     

论叙事表层结构对读者的制约性

接受美学强调以“读者”为中心 ,其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 ,接受美学免谈读者的制约性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 ,这都是一种缺憾。撇开阶级的、民族的、宗教的、道德的等具体的社会外部形态对读者的制约性不谈 ,仅就文本的叙事表层结构来看 ,接受文本的读者 ,其“主观能动性”是特别有限的     

《变》中作者、叙述者、主人公和读者的相互关系

在《变》中，德尔蒙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现代人形象，尽管不十分丰满，仍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倾向。由于采用第二人称叙述，叙述者可以深入地揭示主人公的潜意识活动，同时他的叙述又具有某种审判色彩。叙述者系统地采用主人公的视角，其描述从未超出主人公观察的范围。“您”又指向读者，改变了读者阅读时被动舒适的地位     

“隐含观众”:叙事学和接受美学照观下的影视作品解读——以《黎明之前》为例

本文以《黎明之前》为例,将布斯叙事学中的隐含作者和伊瑟尔接受美学的隐含读者概念联系起来,把影视作品创作和欣赏视为一个连续完整的过程,以此考察文艺批评理论在现代影视传媒语境下的拓展和应用。本文首先介绍了"隐含编剧"、"隐含导演"、"隐含演员和"隐含观众"的理念,以此揭示从静态文本到动态影视作品的形成过程中,编剧、导演、演员"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的融合和分离。作者详细分析了由于观众的艺术素养和审美需求差异,尤其是受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理念影响,以及他们在影视欣赏中不同的移情程度,而导致的对影视作品中"空白"的不同解读效果。     

《枭河桥记事》中的不可靠叙述阐释

短篇小说《枭河桥记事》之所以有着扑朔迷离的叙事效果,其中的第三人称不可靠叙述功不可没。文章从韦恩.布思有关不可靠叙述的原初概念出发,借助费伦有关不可靠叙述的三大轴（类型）理论主张,探讨《枭河桥记事》中第三人称不可靠叙述对读者和叙述者的间离作用,拨开不可靠叙述的叙述迷雾,找到文本中＂泄露天机＂的＂细节＂。文章分析《枭河桥记事》中第三人称叙述的不可靠性在事实/事件轴上的动态变化,阐释叙述者对隐含作者在价值/判断轴上的背离所带来的不可靠叙述而产生的反讽,揭示在知识/感知轴的不可靠叙述所蕴含的主题意义,体悟不可靠叙述在小说艺术表达中的张力。     

作者·叙述者·读者#br# ——抒情诗中诗人面具之锻造

不同文体的特征造成了文本中叙述人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从贴近到疏离的不同变化。与其他非诗文体相比,读者在阅读诗歌的时候,有两方面的原因会影响其阅读：一方面,作者与读者往往将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视为作者本人,但实际则是作者在诗歌中塑造了戴着不同面具的“我”;另一方面,尽管读者可对诗歌的意义进行多种解读,但作者仍然可以通过其诗歌修辞,对内部结构进行调整,此外,还可以副文本的题解或注释方式来控制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维度,展现多个不同的抒情诗人形象。 关键词：不同文体的特征造成了文本中叙述人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从贴近到疏离的不同变化。与其他非诗文体相比,读者在阅读诗歌的时候,有两方面的原因会影响其阅读：一方面,作者与读者往往将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视为作者本人,但实际则是作者在诗歌中塑造了戴着不同面具的“我”;另一方面,尽管读者可对诗歌的意义进行多种解读,但作者仍然可以通过其诗歌修辞,对内部结构进行调整,此外,还可以副文本的题解或注释方式来控制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维度,展现多个不同的抒情诗人形象。     

作者的“读者”维度与文本动力学

20世纪西方现代文论对于作者采取"放逐"的态度,致使作者作为"读者"的一面被遮蔽,本文通过对"读者"的细分发现了作者的"读者"维度,以及这种维度对于文学的承传"经验视野"的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在文学史的视野内,讨论这种"维度"对于文学史动力问题的意义.以此我们发现接受美学与解释学理论对于作为"读者"的作者维面的理论意义.可以说,这是一种反向的思维,当文本内批评以及以读者理解为对象的解释学和接受美学在目前的文化研究面前式微的时候,我们发现,用之来观照作者会产生另一种理论效果以及这种效果对于过去那种"静止"的研究有一种"制动"的意义.     

“第二作者”的诞生与叙述交流模式的改进

鉴于叙事学界对叙述交流过程的不同建构,首先分析了"隐含作者"的定义衍变,然后建议用"第二作者"指称创作环节中作者的第二自我,把原来的"隐含作者"纳入阐释环节,用来指称读者建构出来的作者形象。通过对概念的整理,一副双向叙述交流示意图形成了,它不仅突出了作者的作用,也强调了读者的地位和文本的交流媒介属性。     

“作者之死”之后——论自由的读者

罗兰·巴尔特的"作者之死"暗示只有作者的主宰地位被颠覆,读者才可能获得完全自由,<S/Z>所进行的一种"作者之死"之后的文本解读演示,充分展现了读者的自由.解读<S/Z>,揭示"作者之死"对读者的自由的意义,可以看出这种"自由"潜藏着一种极大的破坏性,极易导致"文本之死",进而导致整个文本世界的崩溃;读者在对文本进行自由肢解后,其存在也受到威胁,这正是解构主义"非中心"化后的矛盾所在.     

作者叙述方式的变化与文学作品意义的变动

文学作品是一种诉诸于作者审美体验的结构体。作者叙述方式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文学作品的意义,并且影响着借助作品与作者发生联系的读者的接受方式。本文试图探讨在作者叙述方式的变化下,作者与文学作品、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变化轨迹。     

论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叙述者”

本文认为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叙述方式主要表现为：在楔入观察的影响下，形成以“人物——叙述者”为中心的多层次多变化的独特方式。这一方式又变化为四种形式：（１）“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２）“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是焦点人物，是小说的主角；（３）“人物——叙述者——我”叙述“我”所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事件，“我”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４）“人物——叙述者——我”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是事件的参预者，叙述者，暗含的作者，还是焦点人物，小说中的主人公。     

意识流文体下译者的翻译策略——接近作者与接近读者

意识流小说作为文学领域的一种特殊文体,译者在对其进行翻译时所选择的翻译策略是不同的.从日渐衰落的“作者中心论”和如今盛行的“读者中心论”的翻译策略方面进行分析,以具有代表性的意识流文学名著《尤利西斯》为例,简要论述这两种翻译策略的优缺点.译者在翻译时应注意处理好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译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隐含作者与品牌形象——基于文本理论与认知视角的分析

"隐含作者"本是一个文学概念,但该概念和文本阐释方法为人们呈现了无限广阔的阐释空间,可以将其延伸到其他叙述文本和叙述形式,任何符号文本的背后都有一个隐含作者。隐含作者也存在于品牌符号文本中,品牌形象就是品牌"隐含作者",是"代理作者"与"推论作者"的合二为一。而作为品牌文本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诉求对象,品牌社群是品牌的"隐含读者",直接影响着品牌"代理作者"与"推论作者"二者融合的程度,也决定着品牌形象的清晰度。     

选择与建构——玛拉沁夫小说的叙述艺术(上篇)

玛拉沁夫在小说创作中,按不同题旨的需要,有意识地拉开真实的作者与叙述者的距离,在作品中扮演了一种角色,创造出多种稳含作者。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可供再创造的艺术空间 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反映广阔的草原生活,而且也昭示着玛拉沁夫重视与读者的沟通等清醒的艺术创造意识;玛拉沁夫在小说创作中,对叙述者君临其上 叙述者切近人物、叙述者介入人物三种叙述位置的选择都颇具特角,有时,他还展开多功能交叉叙述,来弥补单一叙述位置对整个叙事活动完整性和立体性的消减,同时,对多种叙述视角的选择和运用,也显示出玛拉沁夫的艺术功力;在人称与视角关系的处理上,玛拉沁夫不拘泥于内视角和外视角两种形式,还运用了固定人称与变动视角、变动人物与固定视角、变动人称气变动视角等多种人称与视角的配合方式,来增强作品的表达能力和叙述功能。     

依法建构出版者与作者、读者的新型关系

要提高出版质量,树立服务意识,做到诚实守信,坚持廉洁自律,必须借助法律法规的权威,依法建构出版者与作者、读者的新型关系。出版者与作者、读者的法制关系、鱼水关系、制约关系和激励关系,对于出版行业精神文明建设来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建构三者的新型关系,是当务之急     

论“不可靠叙述”概念的含混性

对于“不可靠叙述”的界定问题,学界至今仍然无法给出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答案。修辞叙事学家将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对立,试图通过隐含作者的规范为不可靠叙述限制范围,而界定中的隐含作者却带来了原初性含混。认知叙事学家高举读者能动性的旗帜,将不可靠性推向极端,修辞与认知两派的论争无疑加剧了不可靠叙述界定的含混。此外,不可靠叙述的研究外延也在对象、范围、跨度上逐渐膨胀,现有内涵的不适应性为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的含混性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论人文视域下“隐含作者”的效用

自从韦恩·布思提出"隐含作者"这一重要的叙事理论概念以来,这一概念在国际叙事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由于学者们对它的不同理解,产生了不同的阐释,形成了以西摩·查特曼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流派将"隐含作者"看成是真实作者在写作中创造的一个产物,将"隐含作者"囿于文本之内,甚至认为作品在创造出来之后,作者就死了。而以詹姆斯·费伦为代表的后经典叙事学流派对"隐含作者"的理解走向另一个误区,将它等同于真实作者,认为创作文本的不是"隐含作者",而是真实作者。这些对"隐含作者"的理解都有失偏颇。对该概念的正确理解应该打破文本的封闭性、客观性,将其置于人文视域之下,从作者的编码和读者的解码双向进行,并考虑作者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才能更好地把握"隐含作者"在叙事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论罗兰 ·巴特的 “作者之死 ”

在罗兰·巴特提出著名的“作者之死”的观念之后，作者的主宰地位被颠覆，文本恢复了自由，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但是，作者之死，不是将阐释的自由完全交给读者，而是交给文本本身，读者跟作者一样，只是一个吐露的场所，一个接纳物，真正的自由还是交给了文本自身。巴特追求的是一个自由的阐释空间，一个立体的多元的文本生产空间。     

一个勇敢新世界的重构——一个关注文本、读者与作者的新视角

近二十年来,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作者的作用、文本的意义以及这两者同读者的关系一直备受欧美作家和批评家的关注,加拿大作家卡洛尔.希尔兹的小说《玛丽.斯旺》就是体现此类关注的典范之作。小说围绕女诗人玛丽.斯旺之死而展开,着重演绎了四个人物在诗人死后如何各自为营地以权威身份诠释和构建诗人的历史与作品。希尔兹在这部小说中阐释了作者、文本、读者在作品创作过程、作品诠释过程以及作品意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及关系。在希尔兹看来,作者将创作意图化为文本后离场,文本因此而获得相对独立但却使歧义诠释和多义诠释成为可能,读者则围绕缺场的作者和自主的文本重新构建新文本,这一系列过程最终造就了一个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