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立法中关于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原则

本文对我国《继承法》和《民法通则》中关于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原则的规定进行比较,指其异同,认为“分割制”优于“单一制”,利多弊少,并对涉外继承的有关问题提出看法。     

论我国《民法通则》关于涉外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的规定

本文对《民法通则》关于涉外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原则的规定作了剖析,并提出了作者的认识。     

浅议《民法通则》关于涉外结婚离婚的法律适用的规定

本文阐述了对我国《民法通则》关于涉外结婚、离婚的法律适用的规定的认识和意见,认为涉外结婚、离婚单纯采用“缔结地法”、“法院地法”,缺乏灵活性,易生弊端,建议区分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直接采用“混合制度”,完善这方面的立法。     

涉外民间组织规范化管理的创新性思考——评《中国涉外民间组织的政府管理研究》

《中国涉外民间组织的政府管理研究》一书,基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历史发展、政府与涉外民间组织的关系、管理主体、管理过程、管理方式等多个角度,探索政府管理涉外民间组织的规律,构建了中国特色涉外民间组织政府管理的复合模式,较为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完善中国涉外民间组织政府管理的政策路径,因此,对于优化中国政府涉外民间组织的政府管理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错误涉外仲裁裁决的识别与补救--兼论中国的立法和实践

我国现行立法的矛盾和交叉使得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缺乏统一的标准。本文以国际商事仲裁普遍实践为基准 ,对错误涉外仲裁裁决的识别标准和补救途径进行了理性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特别论及我国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由此而引发的实践误区以及改进方略     

和平海洋: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必然选择

建设海洋强国,已经成为我国海洋发展的国家战略.世界上的“海洋强国”有不同的模式,关于什么是“海洋强国”、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海洋强国、如何建设海洋强国,国际国内也有不同的思想、理念和理论.我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应该汲取世界上“海洋强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坚持海洋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为了当今海洋中国、也为了当今海洋世界的文明、正义、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出的正确的理论抉择.     

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新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述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非常注重对我国国际私法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吸收,填补了我国立法在相关领域的空白。但在“民事、商事合同”明确界定、“弱势方合同”法律适用的特殊性、涉及我国台湾地区合同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尚有不足,需加以完善。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关于人权保护的规定评析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充分考虑了对人权的保护,在保护弱势群体、法律选择的意思自治、人格权的保护及在婚姻和继承领域规定选择性冲突规范等方面都体现了保护人权的价值取向,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些涉及人权保护的法律适用规则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有些规定则不能充分保障涉外民事关系当事人的人权。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要通过直接适用的法、公共秩序保留等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对人权的保护。     

关于完善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立法的构想

海洋自然保护区制度被确立为一种海洋环境维护的最有效手段之后，海洋自然保护区在世界各沿海国家相继建立，与之相适应，海洋自然保护区立法引起各国重视。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立法在法律法规数量、规定内容、地方法规和实施条例制定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     

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通过把人民调解与司法、行政进行衔接,使人民调解具有了终结纠纷和获得政府财政支持的可能。由于这种制度创新处于初创阶段,它存在人民法院的业务指导功能没得到有效发挥,政府财政对人民调解的支持力度不足两个突出问题。在今后的法律实施中,我国应尽快出台与《人民调解法》的创新制度有关的配套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为新时代做好政务处分工作提供了制度遵循。政务处分在制度理念上的创新主要包括监督全覆盖、"两个责任"协同推进、注重宽严相济等。政务处分运作模式上的创新主要体现为:在立法模式上实现了程序法与实体法的有机统一;在处分类型上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在运作形态上实现了党纪与国法的有机统一;在对公职人员的要求上实现了约束权力与保障权利的有机统一。为了更深入地贯彻《政务处分法》,需要界定政务处分对象的边界,优化政务处分的运作机制以及制定相关的配套法规体系。     

共和国宪法变迁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宪法学界多年以来一直都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制定过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现行宪法是1982年宪法.但是,无论从权威机关确认的变迁形式,还是从程序、内容和名称来考察和分析,1975年,1978年和1982年三次大的宪法变迁,其性质都是修改宪法,而不是制定新的宪法.共和国宪法史上,只制定过一部宪法,而不是四部宪法,现行宪法是经过1982年修订的1954年宪法.我国每次修宪之前,都是由中共中央提出宪法修改的建议,这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宪法惯例,虽然在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但它符合宪法精神和原则,因而是合宪的.为保障修宪程序的正当性和明确性,这一宪法惯例应当成文化,法治化.1954年制宪过程中移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宪法,在当时是一种必然选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其历史局限性也日益显露出来.     

试论中国对外贸易法修订之意义

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通过对旧外贸法所作出的重大修改,体现了它作为一部对外贸易基本法的重大意义。通过对新旧外贸法内容的比较分析,结合WTO规则和我国的入世承诺,便可深层次理解修订外贸法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新中国海洋开发政策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海洋开发政策的确立和发展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改革开放前,是新中国海洋开发政策的准备时期,这一时期海洋观念和海洋政策主要侧重于海防方面;改革开放至二十世纪末,是国家海洋开发政策基本形成时期,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统筹海洋开发和整治、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等较为全面的政策体系;21世纪,是国家海洋开发政策迈向强国战略的科学发展新时期,这一时期围绕贯彻落实＂实施海洋开发＂和＂发展海洋产业＂战略部署海洋开发政策,从而更加科学、健全。我国海洋开发政策的不断完善,既是国内建设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不断解放思想、转变传统海洋观念和发展理念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四川理论经济学发展脉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四川理论经济学界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紧密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服务社会,在实践中发展自身,经历了一个从成长到壮大的过程。每个时期的学术研究、学术成果、学术交流、学术领军人物、学术阵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情况等都在稳步发展,不仅形成了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培养了许多高素质的理论经济学名师,而且还在各学科领域建立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平台,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教育法》的思考

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高度重视保护环境、建设环境为重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我国对环境也日益重视,颁布了有关的法律法规,开展了一系列环境教育活动,但环境的法律法规执行堪忧,环境的破坏与污染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其原因在于,广大公民环境意识尚待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决策者的保护环境与建设环境的素质与能力亟待增强.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都呼唤尽快对我国环境教育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教育法》的内容及其实施涉及到广大公民和各行各业等方方面面,它是隶属于我国宪法的独立法律,并非教育法的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茅盾

茅盾在中华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划分的国民党统治区文艺活动的四个时期,几乎与他自身的经历相重合。茅盾在抗日战争中摸索文艺思想,找到了自我问题意识发展的归宿,即将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定为目标的经历,这成为中国共产党认知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活动的范例。换言之,茅盾根据自身的逻辑形成的文艺思想的变化,与中国共产党追求的"自我改造"相一致。可以说,从中日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期的茅盾的文艺思想,正是"改造"与"坚持"之间角力的过程。     

新中国法理学研究进路的三次变迁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法理学研究一直处于政法二元关系和阶级分析进路之中,法学成为阶级斗争的科学。改革开放为中国法理学决定性转变提供了重要契机,改革背景下法治观念和权利话语开始兴起,权利本位论成为中国法理学范畴研究的显著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理学始终处于古今中西之争的研究格局中,法律移植论、法律文化论、本土资源论成为一个时期中国法理学面向西方、面向传统的典型知识论反应。迈入21世纪,中国法理学开始在法学多元竞争格局下不断反思与超越,法理学者清醒认识到,中国法理学既不可能从西方法学原理中移植而来,也不可能从中国经验中直接呈现出来;只有坚持实践主体性进路,在经验事实中提炼出原创理论,以科学分析方法最大限度地解释和理解中国法的客观事实,才有可能真正发现和提炼中国法理。     

湘潭市建国前传染病流行趋势与防治对策研究

湖南省湘潭市历史上流行性传染病时有发生。1949年前出现在湘潭市的传染病主要有霍乱、天花、麻疹、疟疾、细菌性痢疾等。这些传染病多由水旱饥馑引发,但同时也不可忽视人为因素,对湘潭市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面对侵害人类的恶疾,湘潭地方官府采取了一些遏制疾病传染及恶化的措施,取得一定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