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秩序论

权力秩序即权力的惯常规定性。要理解权力秩序,先必须解读权力资源与权力关系。人类社会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就是人为权力秩序向法治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法治权力秩序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并遵循着普遍的伦理法则。当代中国权力秩序历经了从集权到分权的历程,并逐渐走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     

联合国与国际法律秩序的发展

本文从集体安全制度、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国际经济新秩序、国际人权法、国际法的发展与编纂等方面着手,分析了联合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建立新的国际法律秩序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并探讨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联合国存在的问题与危机,同时肯定了联合国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它未来将继续在国际法律秩序的改善与发展上起到关键作用.     

国际刑法与后冷战国际法律秩序的重构

冷战结束后,国际法律秩序正在经历着一次新的重构,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从“主权本位”和“同意导向”向“人权本位”和“强制导向”逐渐发展演变的趋势.而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刑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或者说此次重构进程就是在国际刑法的引领之下展开的.然而,目前的国际法体系仍以主权国家的“同意”为基础,恐怕不应以“强制”为导向,但是在国际刑法的发展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强制倾向,而这与国际法的“应然”状态显然有很大的差距.对国际刑法过度扩张的势头应持冷静和审慎观察的立场,与此同时积极主动倡导和引导建立包容、多元、平等和公正的后冷战国际法律秩序,发挥国际法律秩序促进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保障各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权的积极作用.     

当代中国权力秩序的反思与重构

当代中国权力秩序的演进已经开始蜕除暴力与神秘的色彩,并逐渐走向民主与法治。在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适度的中央集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永远是必要的。而民主与法治建设是以维护既有秩序为前提的,是在维护既有秩序的前提下的一种对旧有秩序的改良,因而它只有在对旧有秩序具备最低限度之容忍情怀的群体中才能找到支持者。有产者大多对旧有秩序怀有宽容之心,比较能够接受改良之主张,故而民主与法治秩序的建设,最容易在有产者之中找到共鸣与支持。有鉴于此,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实在应当走城市带动战略。     

高校的法律地位及其与学生关系的修正——从特别权力关系的视角分析

近年来,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争议事件屡屡诉诸法律,引发了人们对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关系的关注。本文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并提出特别权力关系在两者关系适用上的修正。     

论权力对法律的意义

权力对法律的意义反映在权力与法律的相互依存、相互从属的关系上,但权力对法律所产生的意义在不同的社会里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一是在人治社里,法律成为权利的工具,即法律工具主义;二是在法治社会里,法律凌驾与权力之上,即法律至上。     

论权力与权利的一般关系

在某种社会关系中,权力是一方当事人作为权力的拥有者促使受权力管辖的另一方当事人服从前者意志的力量;而权利则是一种被认为正当的权力.权力与权利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表现为一方面,权利的具体类型与内容都要依赖于社会权力结构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如果权力要稳定地存续下去,就需要向权利转化.在法律活动中,由法律所规范的权力已经转化为法律权利.法律关系就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国际秩序与国家主权关系探析

国际秩序与国家主权是一种逻辑互动关系。一方面,当今国际秩序对国家的政治主权、司法主权以及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等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尊重国家主权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国际协调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多边主义的强化,是唯一理性的选择。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与国际法律秩序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明确了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因而也肯定了国家在“国内法律体系”中扮演着首要角色的传统地位。在有关合同、商业交易等方面,公约也把国家置于与自然人和法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公约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商业交易的定义方面给予法院地国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二是在国家豁免例外方面缺乏总体的管辖原则。公约一方面为国家豁免划定了明确的界限,这将有效遏制任意限制国家豁免范围的倾向;另一方面公约对被告国援引豁免有一定条件限制,从而可以有效地维护自然人和法人的利益。     

“保护的责任”与现代国际法律秩序

《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将“保护的责任”的范围限定于“保护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责任”,并明确国际社会提供保护的责任是国家保护的责任的补充。国际社会提供保护的前提是国家不能或怠于提供保护。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属于威胁人类安全的事项,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在联合国及其集体安全制度的框架范围内提供保护的责任。联合国框架下的“保护的责任”有利于防止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和保护人类的安全,但在相关国际实践中要防止以此为借口破坏不干涉内政原则与联合国现行的集体安全制度。     

非政府组织的勃兴与国际法律秩序的变塑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的勃兴,给传统的国际法律秩序带来重要影响和挑战,表层上它的活动与国际法诸项环节都发生关联,深层上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法治理念、秩序模式的变塑,并在此基础上确立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律地位。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国际法思考

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确立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求,建立在以安理会为核心、以联合国为基础之上的国际集体安全体制,面临新问题时显得危机重重。国际情势的变迁,严重震荡着安理会原有的权力结构以及由此确立的权力秩序,与此相关,国际法律秩序也遭遇严重挑战。安理会改革的主张各有利弊,其中涉及诸多的国际法律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有助于安理会改革的顺利进行,并期望由此推动和平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     

“作为法律资源的天空”——天学视野下君权制约和秩序构建的法律意义

在天学的视野下,中国古人头顶的天空不仅成了“作为文化资源的天空”,而且更是成了“作为法律资源的天空”。古人通过对天象的细致观测,不仅从这个天空中获取了立法、司法等诸多具体的法律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法律资源的天空在更深入的层次上表达了对于君主权力之制约和法律秩序之构建的重大法律意义。     

论国际奥委会的法律地位:一种国际法学的分析

对国际奥委会的法律性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人格、国际法律人格(国际法主体)、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几个方面。国际奥委会是可以永久存在的国际性、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具备国际人格,但不是国际公法主体。《奥林匹克宪章》只能是体育运动领域的国际习惯,是国际体育法的渊源,但不具备习惯国际法的性质。     

和谐世界视野下共赢性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

以TRIPs协议为核心的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已经引发国际社会一系列重大矛盾冲突,如TRIPs协议妨碍了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TRIPs协议没有有效制止生物海盗行为,TRTPs协议损害了各国当地社会尤其是土著社会控制他们自己的基因资源、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能力.TRIPs协议限制了获取专利药品的机会和能力并关涉到健康权的合理有效享有等.通过检视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嬗变,揭示发达国家种种极端利己主义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从建立和谐世界的角度,借助博弈论透析构建共赢性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建立和谐世界的重大意义,论证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应遵循的"共同而有差别"的指导原则,从体制内修订规则和体制外造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共赢性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     

法律全球化进程中的特征分析与路径选择

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括社会、政治、环境、军事等领域的全球化获得迅猛发展。晚近以来,“法律全球化”也成为吸引法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法律全球化既是其他领域的全球化的结果,又是推动其他领域全球化的工具,其实质是世界各国法律方面相互依赖之状态进一步加强的表现。诸如“网络密度”的增强、“跨国参与”的加强、权力与不对称等是法律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特征,而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各种方式成为法律全球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律制度的互动分析

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法律制度与国际组织的数量剧增,不同领域的议题交叉重叠,改善"全球治理"的呼吁日盛。在这种背景下,有关"制度互动"的研究命题开始进入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者的视野。考察不同的联结点,国际法律制度的互动可以分为"水平互动"与"垂直互动";"功能互动"与"政治性互动";"功利互动"、"规范互动"以及"观念互动"等。同时,国际法律制度互动的构建与维持模式分析也成为必要工作。     

国际法与人本秩序的建构

在国际法上建构人本秩序是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倾向,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国际法的许多新发展正在昭示着国际社会对人本秩序的肯定性态度。由于人本秩序关注的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人",因此它会与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发生冲突。这个矛盾不能否定人本秩序作为国际法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