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财政角度分析地方政府融资问题

一、土地财政的实质与产生原因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土地经营手段,获得土地出让金、土地税费以及利用土地进行投融资的行为。从表现形式和主要内容来看,土地财政主要包含三部分:一是与土地有关的税收,如耕地占用税、房地产和建筑业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等;二是与土地有关的政府非税收入,如土地租金、土地出让金、新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从中央财政的附属机构逐渐转变为具有自利性的独立经济体,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重要的推动力。文章以财政分权这一制度设计作为研究背景,运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财政分权改革后,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省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明显。     

股权性质、非效率投资与债务融资约束行为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从不同股权性质下债务结构的约束作用分析出发,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连续8年数据为样本,对不同股权性质下各种类别的债务结构划分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总的来看债权融资对于民营企业的投资约束性强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来看,不同融资性质以及长短期限结构的债权融资都能够对民营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产生约束,且能够导致其投资不足;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这种限制的作用相对微弱,使得国有企业不受约束,更容易出现非效率投资的问题。     

土地融资、城市化失衡与地方债务风险

本文研究了土地融资对我国城市化失衡的影响效果、地区异质性表现以及背后隐藏的债务风险。利用2007-2015年间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土地融资活动显著促进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这一失衡现象的形成,并且此影响在人口流出地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表现得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负债型”城市化融资与“供给型”城市建设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可能引致较大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体现为土地融资会加重发展失衡城市的债务负担,而投资回报和效率较低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机制。以上结论意味着不考虑需求因素而盲目依靠债务性投资驱动城市化发展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应探索建立推动城市化良性发展的融资体系,并在土地融资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建立稳定的投入联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

为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适应结构转型时期深刻变革的国内经济,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以稳定经济发展,提振市场主体活力。然而频繁调控并未遏制企业投资持续下滑的趋势,金融摩擦仍有待进一步缓解。基于这一背景,首先建立理论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并利用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水平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导致企业投资水平下降,其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企业跨期投资决策变化的直接效应和企业融资约束加剧的间接效应。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投资过度企业和投资不足企业非效率投资所产生的不同效应。     

黑龙江省: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对政府融资建设的启示

为了缓解地方政府过高的财政赤字,降低政府财政风险,在2011年10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制定,同时在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引发普遍关注。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的启动,意味着我国正在探索地方政府发债的新模式,有利于地方政府逐步建立稳定和规范的发债渠道,向自主发债模式过渡。此举对于化解地方债务危机和完善我国的财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自行发债是试点省(市)在国务院批准     

地方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管理研究

最近几年,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项目的数量和投资规模都在不断增加。本文针对目前地方政府公共投资项目管理存在问题,提出相关的科学发展建议,对于加强和完善我国地方政府投资监管具有重要的意义。     

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上的角色与地位

本文分析了在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地位及所暴露出的制度缺陷.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并对如何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推动土地制度创新提出了有益的政策建议.     

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

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获得明确而稳定的收入来源的同时却面临着越来越严峻支出压力。而单单的财政学视角又难以解释和解决这种收支矛盾。文章认为制度性压力、结构性压力和不确定性压力是影响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并认为财政途径和政治行政途径结合是维持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可行路径。     

住房价格、土地价格与地方政府行为

本文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2005至201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具有“空间依赖”性质的房价地价空间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深入研究房价与地价关系、地方政府行为对房价和地价的作用机制以及城际间的相互作用。研究表明,临近城市间的房价相互“模仿”并一同推动地价上涨,房价对地价的影响呈现“模仿促进”的作用特征;各城市通过尽可能抬高本地地价来拉大与临近城市地价水平的差距,进而推高房价,实现“以地生财”。此外,研究还证实地方政府通过“价格途径”和“政策途径”均能对房价进行有效调控,且“价格途径”具有一定的传染性;而“数量途径”和“结构途径”作为地方政府控制地价的有效手段,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     

A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on Investment

is shown that investment under financing constraints can be modeled as a one-sided deviation from a frictionless investment level, and that effects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can be identified and quantified by imposing a distributional assumption on the effects. Panel data on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between 1989 and 1996 are used in the estimation. It is found that (1) some of the sorting criteria used in the literature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and monotonic relationships with the degrees of financing constraint, resulting in problematic sample separations, and (2)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Taiwan are such that the investment efficiency improved over time for a typical firm, and the improvement was particularly large for smaller firms.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构性风险

在或有债务不确定触发地方政府代偿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对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的结构性风险进行了模型刻画,给出了两类债务违约概率的显示解及其估计方法。基于地方政府报告的显性债务和审计署的有关公告等,本文对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和或有债务规模进行了结构性分解和估算,多视角估计了不同久期（或平均债务到期时间）下的两类债务的结构性风险状态,同时对比分析了其变动趋势。模型估计表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要形态是或有债务的不确定触发,在部分时段内,地方政府的结构性代偿压力明显较大,但债券置换等旨在拉长债务久期的政策设计有助于缓释地方政府债务的信用风险边界,降低地方政府的结构性代偿压力。本文用具体数字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构性风险状况及其变动趋势,以及地方政府债务久期之伸缩与其代偿压力之间的定量关系。     

地方资源禀赋、制度环境与地方债发行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高速增长引发了各界的警惕,而地方政府的发债动机、发债能力更是饱受质疑。本文利用2004-2012年我国地级市的发债数据,对政府发债动机及发债能力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越强,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可能性越高;城市的财政赤字情况越严重,则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机会越低,而城市的经济规模、经济增速则对城市发债能力产生正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研究制度环境对城市发债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成熟度对城市特征产生了“放大”效应,发债双方的关系更加遵从“市场规则”;而“关系成本”的存在则打破了“市场规则”对地方政府的约束。我们的研究深化了对地方政府发债行为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理解。     

信贷约束、风险态度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信贷约束与风险态度两个方面研究其对家庭资产的参与及配置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情况下,家庭信贷约束会增加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受到信贷约束的家庭,其房产持有概率和房产市值均显著下降;其股票持有概率会显著下降,但对其持有股票市值影响并不显著;受到信贷约束的家庭,其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偏低;家庭风险态度对家庭房产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对股票资产的持有概率和持有量均产生负向影响,对商业保险资产的持有则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基于1998-2007年省级 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挤出抑或挤入效应是理论界最近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在理论诠释地方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以及模型建立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建立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个体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运用我国31个省份1998-2007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而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程度并不明显。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本文最后针对地方政府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提出相关建议。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创新型地方政府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僵尸企业的研究视角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炼出创新型地方政府的风格特征,在验证该量化方法合理性的基础上,以僵尸企业为研究切入点,以我国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政府施政风格所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当地方政府施政风格创新程度越高时,当地企业僵尸化程度越低。异质性检验还发现:创新型地方政府会更多地促进社会重要性相对较低的僵尸企业“脱僵”,减少这部分企业的僵尸化现象。本文研究对于探索新发展格局下如何转化政府职能、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通货膨胀预期、企业成长性与企业投资

本文实证检验了通货膨胀预期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内部机理来分析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宏观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会促使微观企业增加当期资本支出规模,但是降低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第一,预期通货膨胀率越高,高成长性企业的投资水平显著提高,投资效率显著下降,这一结果在低成长性企业中并不显著;第二,宏观预期通货膨胀率升高,银行更愿意借款给企业。这一结果在高成长性企业中同样显著,在低成长性企业中并不显著。这说明通货膨胀预期通过外部融资促使公司投资,高成长性企业比低成长性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从而增加资本投资,而低成长性企业受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被弱化。     

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贫困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居民经济行为的影响巨大,因而也可能具有减贫作用。本文首次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通过克服内生性的工具变量估计,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然而,与预期不同,本文的初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贫困发生的概率,也加深了多维贫困的程度,且影响逐年增大。不过,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能存在结构性问题:数字金融发展给能够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带来便利以及机会,挤占了未能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原先所可能获得的资源,这种数字鸿沟使得位于贫困线附近和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由于数字金融的发展而愈加贫困。观察背后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主要导致了面临数字劣势的贫困居民失业概率的提升。因此,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应着力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得性,尤其对于农村的贫困人口而言,积极应对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的挑战,引导其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