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可再生能源电力安全困境分析与合作路径

本文主要是为中欧可再生能源电力安全合作路径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通过中欧双方可再生能源政策的相互比较,得到以下结论:1中国能源密度下跌的原因是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使用,不断提高能源效率和减排将是未来中国政府的核心任务;2把新能源外交与能源节约联系在一起,与欧盟之间加强中欧新能源合作,抓住机会引进新能源技术、设备和成果,以加强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力;3建立战略目标和政策协调机制,以促进新能源外交政策的梳理,协同推进新能源外交战略目标的发展;4探索欧盟与中国的合作新机制,减少现有的国际机构或政府新成立的多边集团对短期商品价格冲击的影响,缓解短期的商品供应缺口和价格冲击;5在维护能源安全上,中欧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也面临共同挑战。与欧盟在能源技术、能效管理、标准、法规、能源市场和监管等方面合作,推动中国节能和增效,对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实现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等都具有现实意义。     

以节能和新能源产业为主导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是我国进一步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战略措施,更是着眼未来,掌握发展主动权,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抉择。在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我国应把节能与新能源产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主导产业来抓。这是因为:一是能源问题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节能与新能源产业受到了各国的高度关注,以低碳为中心的科技经济竞争成为未来世界竞争的重要方向;二是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为应对气候变化又做出了重大的自主减排承诺,这些因素决定了节能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在当今中国更为重要和迫切;三是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明显偏低,可再生能源蕴量丰富,发展节能与新能源产业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     

中国的能源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

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既受到资源环境的瓶颈性制约,也受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缓碳排放的严峻挑战.我国大力推进节能和减缓CO2排放,GDP的CO2强度下降速度为世界瞩目,但由于工业化阶段GDP快速增长,CO2排放仍呈增长快、总量大的趋势.我国把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相协调,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加强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进行产业升级,促进结构节能;大力推广节能技术,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能源效率;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结构的含碳率,中近期以大幅度降低GDP的能源强度和CO2强度为主要目标,到2030年前后要努力使CO2排放达到峰值,到2050年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以适应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2℃长期减排目标下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和形势.“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强化措施,进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建立CO2排放统计、核算和考核体系,积极推进碳交易市场机制,这也将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中美两国2020年后减排目标比较

针对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公布的各自2020年后减排目标,本文通过情景分析的方法,测算了中美两国实现各自目标所需要采取的行动和努力,比较了两国在GDP碳排放强度下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CO2排放达峰时间及其所处发展阶段、以及电力部门减排四个方面的努力程度和效果。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在中美两国分别实现各自既定目标的情况下,中国单位GDP碳强度年下降率将达4%,其幅度高于美国在2025年减排28%目标下的年下降率(3.59%);中国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也更为迅速,年均增速高达约8%,2030年非化石能源总供应量可达11.6亿tce,约为届时美国非化石能源总供应量的2倍;在CO2排放达峰值方面,中国实现CO2排放峰值时所处的发展阶段要早于美国达峰值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在强化低碳发展情景目标下可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峰值,且峰值时人均CO2排放约8 t水平,低于美国CO2排放峰值时的人均排放19.5 t的水平;在电力部门的减排努力方面,中国在未来比较高的电力需求背景下,2030年可实现比2011年单位千瓦时的CO2强度下降35%,而美国同期则只需下降约20%即可实现其电力部门的减排目标。上述几项指标的比较更可突显中国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是非常宏伟且极具挑战的。在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的行动中,中国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和细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分解和落实全国及各省市的减排目标和减排行动,持续推进节能与加强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协调好经济、能源和环境的问题,早日实现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     

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方向探讨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面临新转折,当前德班平台谈判将建立2020年后国际新减排制度框架。国际学术界出现"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进程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人类社会文明形态也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新气候经济学将探索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和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寻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减排CO2保护全球气候的双赢路径。新气候经济学不仅关注国别之间减排责任和义务的分担,更重视各国在共同目标下创造和扩展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机会,探索各国合作共赢的机制和运作方式,分享低碳发展的经验、技术和机会。同时更加关注新国际机制对各国低碳转型的激励和促进作用,使之成为各国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内在动力。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面临排放空间不足的挑战,碳排放空间成为越来越紧缺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大幅度提升碳生产率,即成为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减排CO2双赢的根本途径。新气候经济学将关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碳生产率变化的规律以及提升碳生产率的方法和手段,研究新兴发展中国家CO2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途径。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新型能源体系变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战略选择,并已成为世界趋势,新气候经济学关注碳价对新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激励作用,关注能源体系变革对各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障能源安全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关注碳价机制对国际技术合作与技术转移中利益扩展和共赢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和公众消费方式的转变是实现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因此,新气候经济学也关注生态文明下的财富观、福利观、消费观和生活方式的理论支撑,关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低碳化城市建设的发展理念和实施方式,关注消费方式的转变对社会发展目标、发展方式、物质生产方式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

当前,全球正发生着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并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低碳经济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的最佳经济模式。本文从温室气体减排压力、能源安全和资源环境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紧迫性。在对国内外低碳经济理论和实践综述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方法。即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最后提出了我国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政策措施：①节能优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②化石能源低碳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③设立碳基金．激励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④确立国家碳交易机制。     

减排与适应协同发展研究:以广东为例

减排和适应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任务.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承受能力特别脆弱,同时面临着减排和发展任务,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促使适应和减排联合行动能发挥协同效应,降低减排和适应成本,取得增量社会效益.适应分为增量型和发展型活动.在国家规定的减排和适应重点活动领域中,挑选出能源领域减排与增量型适应活动进行协同效应分析,至少有4个强协同效应和10个弱协同效应发生.以广东省为例,增量型适应活动和能源领域减排措施的协同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工程性适应项目建设与低碳能源生产、消费的关联效应,提高能效有利于工程性适应项目的建设;海岸带适应措施增加碳汇和节约减排成本;城市绿化建设通过有目的的公共设施建设,缓解气候灾害对人们生活的直接影响,节约适应成本,同时增加碳汇和节约减排成本.减排和适应行动的联动机制是未来发展中国家研究的重点.     

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演化、效果评估与未来展望

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中国能源转型及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途径。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实施至今,中国可再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然而可再生能源在中国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仍然偏低,其未来可持续发展仍面临挑战,如可再生能源发展资金缺口持续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仍然面临一定障碍。在未来新的发展背景下,有必要对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进行系统的评估和总结,进一步探讨未来可再生能源政策的优化方案。本文首先对中国2005—2019年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发展历程及演化路径进行总结梳理,基于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及面临的主要矛盾将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然后在综述相关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包括政策有效性、政策成本、技术进步等。结果表明,中国过去十年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对促进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是积极有效的,而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成本仍然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另外,虽然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下降显著,然而基于历史经验的技术进步率仍然不足以支撑实现中国2020年平价上网的目标,未来需要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进步和发电成本的下降。结合当前及未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所处阶段的特点及面临挑战,我们提出进一步完善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以促进可再生能源持续稳定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完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增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内生激励并降低政策实施成本;二是建立储能技术市场机制,为减少弃电以及推动可再生能源消纳提供政策支持;三是推进碳金融体系建设,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新的融资来源并降低发电成本。     

国家经贸委公布七个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规划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资源战略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促进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国家经贸委组织制定了 7个可持续发展相关规划。这 7个可持续发展相关规划分别是 :①《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十五”规划》 ;②《工业节水“十五”规划》 ;③《节约和替代燃料油“十五”规划》 ;④《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十五”规划》 ;⑤《环保产业发展“十五”规划》 ;⑥《墙体材料革新“十五”规划》 ;⑦《散装水泥发展“十五”规划》。上述规划提出了工业节水、能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发展、墙体…     

中国能源安全分析:基于最优消费路径视角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能源生产不能满足能源需求的强劲增长,导致能源对外依赖性较大,能源进口和海外开发又面临较多挑战。国内能源开发粗放,能源利用效率低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较晚,能源战略储备不完善等问题也很突出。本文在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两时期消费最优化模型,并综合考虑本国能源与能源进口和海外开发之间、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之间这两个关键的替代关系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可能影响,得出了中国能源消费的最优跨期消费路径。当前能源消费中的很多问题,包括日益增大的"能源缺口",都源于实际能源消费量严重偏离了这一"最优路径"所规定的消费水平。因此,为了有效缓解乃至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的"能源缺口",中国能源消费应严格按照此最优跨期消费路径进行,同时尽可能地增加能源进口、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江苏省能耗结构优化及其节能与减排效应分析

综合考虑江苏省经济增长、能源节约与C02、SO2减排的目标,运用改善的GADS优化算法对江苏省能耗结构进行优化,并对比江苏省低碳发展的情景,测算了江苏省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的节能减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能耗结构优化主要表现为高碳能源低度化,低碳能源离度化的演变过程.煤炭仍占主导地位,且呈倒"U",型的发展趋势,2020峰值1.822×108 tce,而天然气与低碳能源在总量与结构上均呈上升趋势;②能源结构优化具有正负双向效应,一方面节能减排效应显著,2020年将节能2.244×108tce,CO2:减排1.275×108t,但难以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还需其它方面的努力.另一方面由干能源成本等因素造成GDP较之于低碳情景将减少2.096×1012元;③以"低"代"商"的能源优化策略是转移环境压力的主要途径,但其先决条件是煤炭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与新能源核心技术的突破.未来江苏省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应以煤炭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为主,同时加快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资源的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基于SEE-2R模型的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可持续性评价

开发可再生能源是应对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压力的需要。由于面临能量密度低、开发成本高、政策不完善、市场失灵等挑战,可再生能源开发面临较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可持续性评价是保障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开发的重要前提。该文在充分考虑可再生能源的特性、能源替代,特别是资源的可利用量及再生性等因素的前提下,提出了评价可再生能源开发可持续性的SEE-2R模型,以区别传统化石能源评价方法。SEE-2R模型主要采用情景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可持续发展评价等多种目前比较成熟的研究工具及研究方法,以确保该模型的可靠性及可操作性。该文还以浙江丽水市为案例,利用SEE-2R模型对丽水市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可持续性进行评价,以论证SEE-2R模型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通过SEE-2R模型的评价,得到的主要结论是:丽水市在光伏发电方面,属于弱可持续;在太阳能热水器方面,属于弱可持续;在沼气方面,属于弱可持续;在生物质发电方面,属于弱可持续;在小水电方面,属于可持续;在风能方面,接近不可持续。     

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的大气环境效益分析

可再生能源的电价补贴是一项旨在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广泛应用的政策机制,对中国能源结构调整(降低煤电比例)、改善大气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此,本文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空气污染物(CO_2、SO_2、NO_X和PM_(2.5))排放的减少作为衡量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效益指标,利用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建立包含温室气体、污染气体和颗粒物模块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从总量和行业的视角量化研究了实施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对改善大气环境的积极作用,考察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辅以硫税、硫税及碳税这两种冲击的情景。研究表明: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减少了温室气体、污染气体的总排放量和颗粒物浓度,在补贴的基础上辅以硫税不仅可以有效地增进大气环境福利效益,而且还能抵消征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使清洁能源发电对火电产生替代效应,各个行业排放的CO_2、SO_2和NO_X均下降;但这一替代效应在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相对有限,这也证明了工业部门的减排压力较于其他产业(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更大;补贴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断提升,进而优化能源结构,这是增进大气环境效益的根本原因。上述结果意味着短期内要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补贴与税收双管齐下以增强减排力度。而可能面临的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资金不足问题则意味着中期内要实现补贴方式逐渐向定额补贴、绿色证书模式过渡,利用市场机制确定补贴标准;长期内需最终取消补贴政策,倒逼技术进步,推动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电力行业低碳转型政策的经济-能源-环境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主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现有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分析单一电力能源低碳政策,而很少对比分析多种低碳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基于此,该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详细电力技术模块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从全局经济角度评估了在实现相同碳减排目标情形下利用碳定价收益补贴电力部门三种减排方式(包括补贴CCS技术,水电和核电,以及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的经济、能源和环境影响。结果表明:①补贴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是相对最优的碳定价收益利用方式。该方式在达到相同减排目标时所需要的碳价最低,对于整体宏观经济以及对重点用电部门利润造成的损失最小;同时,该方式也可以较明显地促进可再生能源份额和电气化率的提高,且对于SO_(2)和NO_(X)的协同减排效果最佳。②补贴水电和核电的方式次优,该方式对整体宏观经济和重点用电部门利润的负面冲击相对适中,且较好地促进了可再生能源份额、电气化率以及SO_(2)和NO_(X)的协同减排效果。③补贴CCS技术在这三种方式中最不占优势。该方式对于整体宏观经济增长和重点用电部门利润造成的损失最大;同时对可再生能源份额、电气化率以及SO_(2)和NO_(X)协同减排效果的促进作用较为微弱。因此,给出如下建议:①短期内,中国电力行业应率先大力发展清洁电力,尤其需优先考虑将碳定价收益用于补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②从长远来看,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应大规模部署CCS,在补贴CCS与碳定价相结合方式下,若辅以降低生产间接税,则能较好地减缓对GDP的负面影响;③短期内可适度降低对SO_(2)和NO_(X)的减排措施力度;但长远来看,针对SO_(2)和NO_(X)的措施力度仍不可放松。     

中部地区生物质资源潜力与减排效应估算

能源是战略性资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中部地区经济的不断增长,对能源的消费量也呈逐渐上升趋势。传统化石能源日益显示出供给和环境两方面的压力,而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具有能源替代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效应。中部地区生物质资源丰富,经估算结果如下：第一,2009年农作物秸秆、牲畜粪便和城市垃圾3种生物质资源沼气潜力达839733亿m2,折合标煤7 31475万t;第二,开发利用3种生物质资源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53 880 59483 t。据此,提出建议：第一,重点开发利用秸秆、牲畜粪便等农村生物质资源;第二,为中部地区生物质资源转化为生物质能源产品进而实现减排效应创造支撑条件     

世界视域下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驱动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立足经济人、社会人、政治人假说,从盈利动机、互惠动机、恐惧动机视角,利用1965—2019年79个国家相关数据,分析市场、政府、国际竞争共同作用下,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经济、社会、政治三维驱动效应。结果显示,化石能源价格正向、环境污染和能源自给度负向影响新能源替代进程,且研究区间内环境污染对新能源替代的倒逼作用最为显著,说明新一轮能源革命初期,全球环境治理及减排意愿驱动新能源产业发展,但各国“碳减排”博弈增加了新能源替代的复杂性,特别是部分发达国家在承担全球环境治理责任方面出现意见分歧,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尚未达成共识,依靠“减排承诺”倒逼新能源替代的前景不容乐观。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能源禀赋先天优势与经济积累后天优势分别影响新能源“量”与“质”的替代进程,能源禀赋先天优势延缓了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进程,而后天优势则使高收入国家凭借制度、技术、话语权等,更易占据新能源产业链的绿色、高附加值环节。与此同时,各国能源战略影响其新能源“质”与“量”的替代程度,不同战略选择下,各国新能源发展速度、领域及纠偏能力各不相同,其中由分布式、消费端衔接等共同构成的微观主体绿色发展意愿,有利于推动新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在新能源领域虽然后发先至,但仍面临新能源发展基础薄弱、产业链低端锁定等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应以实现新能源自主创新为着力点,推进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及机制创新,实现能源替代的高质量跨越,赢得国际低碳竞争力。     

2009中国国际节能减排与新能源科技博览会隆重开幕

2009中国国际节能减排与新能源科技博览会于2009年3月19—23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本届博览会是我国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发展领域规模空前的盛会,是近年来参与部委最多、规模最大、内容最全的一届科技博览会。来自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十几个国家和国内二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共267家企业和机构参加了博览会展示,1100余家企业和机构参加了博览会及相关活动。     

中国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碳排放评估

农村居民能源消费涉及能源安全、环境效应、新农村建设等多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秸秆、薪柴等传统生物质能仍是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要生活能源.本文在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现状的基础上,测算了1998 -2007年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碳排放,评估了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环境效应.得出结论:在我国农村居民能源生活消费的过程中,碳排放的主体是秸秆和薪柴等生物质能的传统利用,其次是商品性能源的使用.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能源消费必须依靠农村丰富的可再生资源,优化物质循环过程,变生物质能的传统利用为清洁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改善农村环境,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总体发展目标.     

《京都》15年后:分阶段减排政策与“绿色悖论”问题

低碳经济的政策分析,通常囿于单一国家层面的局部均衡结果,较少考虑到全球整体行动的外部影响,但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建立以来的全球一致减排行动,却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负面效果。本文通过梳理《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全球低碳经济合作中遇到的新挑战,以及碳交易市场的建设状况,采用制度分析与新古典框架下的市场均衡分析方法,讨论了全球一致减排行动所触发的"绿色悖论"问题。研究发现,造成"绿色悖论"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合作存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京都议定书》及其关键性的附件一,将重点放在如何限制发达工业国的减排设计上,但却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在协议期内有可能出现的增排问题,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污染转移的碳泄漏等问题;另一方面,当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征税、以及对其替代品进行补贴时,将会导致在当前期对于化石能源的加速开采,并可能导致对同时期的化石燃料替代品的其他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速度也大幅度加快,造成了在双重加速开采下的全球绿色福利损失以及CO2排放量的急剧升高,化石能源消费与温室气体排放面临到比协议签署前更为严峻,甚至与全球合作减排框架的设计初衷相悖的结果。研究结果表明,非全局性的减排公约和分阶段的减排政策,是造成"绿色悖论"现象的重要条件,缺少了大量发展中国家和一些重要工业国的缔约,使得负面的环境外部性难以克服;同时,减排任务和责任有所区别的分阶段设计,会把在未来行动期内可预见到的更高地化石能源使用成本转嫁到当前的行动期,造成短时间内资源与环境的迅速破坏。但本文的研究也表明,社会最优经济与对可再生能源进行补贴是克服"绿色悖论"现象的两条可行路径,且需要有与其相匹配的政府政策的支持。由此,本文的主要政策建议是,中国需要加强在国际气候公约中的影响力,提升自身话语权;以碳税政策作为发展低碳经济制度设计的主要政策工具;加快技术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对于可再生能源研发进行补贴;根据国情不断优化碳税税率,并适时调整与其相匹配的新能源补贴等相关政策。     

低碳世界中的中国:地位、挑战与战略

“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耒来：创建低碳经济》。2007年是全球高度关注气候变化和推动低碳经济的一年．人们期望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UNDP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2004年中国的人均碳足迹为3．8CO2t／人,显著地低于美国、加拿大、日本、俄国、英国和法国。J．W．Tester等运用碳排放Kaya公式分析表明：尽管20年间中国的能源强度年平均降低了5．22％,碳强度年平均降低了0．26％．但由于人口多。加上人均GDP年增长为世界的6．6倍。而碳强度年均降低不到世界的58％．使得碳排放年均增长达4％。中国面临着能源禀赋、发展水平、总量突出和锁定效应等挑战。因此。中国的应对战略主要有：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对策框架,坚持不懈地节能减排,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与科学发展替代能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