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研发强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文章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和研发强度与全球价值链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从理论上阐述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和研发强度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影响。随后利用2000～2014年WIOD数据库、UNCOMTRADE数据库和各类统计年鉴中的制造业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和研发强度均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在进行异质性分析之后,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和研发强度的增大能够有效地促进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但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这一作用并不明显,此外,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和研发强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还因行业技术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进一步的研究证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和研发强度能够通过技术成果转化这一渠道实现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促进作用。文章的研究为中国继续推进人才培养计划,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中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了启示。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与制造业技术进步

文章基于最新全球投入产出表构建更加细化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指数,分别利用OP和LP方法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二者进行匹配,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所带来的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制造业生产分割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效益。结果显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对于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国内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创新效应大于国外服务要素投入带来的溢出效应;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创新效率提高更明显;降低制造业投入成本、技术创新和溢出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影响机制,基于中国制造业服务投入结构现状,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商业服务、金融服务业等高技术服务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和创新效应需要得到进一步释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贡献

文章对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分类型进行了测算,以此为基础考察其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贡献,并结合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进一步探讨了分工地位如何影响这一贡献。研究发现,OFDI显著扩大了国内制造业就业规模,并且这一贡献作用主要来自于垂直型OFDI。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存在差异,初级制造业总体OFDI对国内就业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垂直型OFDI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水平型OFDI对国内就业存在显著的替代作用;中等技术制造业O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不显著;高技术制造业OFDI对国内就业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只有水平型OFDI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考虑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作用时发现,总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会抑制OFDI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促进作用;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间存在差异,初级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抑制了OFDI对国内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的促进作用;相比较,高技术行业分工地位的上升则提高了OFDI对国内就业的正向促进作用。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价值链升级

文章在服务任务国际外包理论模型的基础之上,运用国家-部门层面总出口核算框架,使用WIOD数据库和中国投入产出表,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分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但是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机制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制造业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报酬占比和工作时间占比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进一步分析表明,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促进中低层次的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具有显著效果,而对于高层次的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则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生产性服务发展与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本文分析了长三角地区作为高级要素投入的生产性服务发展与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内在机理。基于2000—2007年长三角地区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长三角生产性服务发展与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江苏、上海和浙江三地区影响程度不同。作为长三角的中心,上海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不仅仅为了本地区服务,其服务范围更多地扩散到周边地区,从而加速了长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中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     

FDI对中国工业价值链升级影响的异质性考察

探寻价值链影响因素,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文章基于外商直接投资(FDI)视角,运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出中国工业行业价值链(GVC)地位指数,回归分析了FDI对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异质性影响,并阐述了其影响价值链地位的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FDI显著促进了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其中,按FDI动机分组,市场导向型FDI对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出口导向型FDI对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有限;按FDI来源地分组,来自港澳台地区的FDI价值链升级效应更突出;按东道国行业制度环境分组,较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有效放大FDI的价值链升级效应;按行业要素密集度分组,FDI对技术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而FDI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升级作用并不显著。制度环境主要通过前向溢出途径实现其对FDI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与企业生产率: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协同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发展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以促进制造业生产率提升成为关键问题。鉴于国外成熟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有溢出效应,文章借助2009~2019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并且生产成本降低、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促进国内生产性服务业正向发展是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影响企业生产率的中间渠道。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效果因生产性服务进口类型、企业类型、制度环境的不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生产率水平居中的企业影响程度最大。文章研究结论对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与演化

理论推导验证生产性服务投入制造业的溢出效应,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耦合协调度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并利用SIENA方法探索产业部门关联网络中节点互动的特质、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发现了网络演化的机制.在产业耦合协调方面,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对经济增长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双方的耦合协调带动生产性服务对制造业的溢出效应.在产业关联网络演化方面,产品部门之间的技术邻近性与市场邻近性促进联系的建立,开放度较高的产品部门更能够与其他部门建立联系.为了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应鼓励跨领域合作,加强重点行业开放,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进一步融合.     

中国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位置如何影响国际分工地位?: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中介效应

文章构建了包含全球生产网络位置的产品内分工模型,探讨影响国际分工地位的机制,研究发现中心位置和结构洞位置对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且生产性服务业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文章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测算出中国制造业17个细分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和全球生产网络位置指标,运用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度提高促进了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结构洞位置改善也显著提升了国际分工地位,但中心位置与结构洞位置对分工地位有交互影响,高中心度、高限制度特征的网络位置不利于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是全球生产网络位置影响国际分工地位的中介渠道。进一步拓展分析表明,相较点出网络中心位置,点入网络中心位置改善对国际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中介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弱于非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中介作用;中国制造业的亚太和欧洲生产网络位置对国际分工地位具有差异化影响,欧洲生产网络中心度提升更能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FTA网络深度与广度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

文章以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为基础,运用脉冲相应技术,考察了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趋势和演变规律。结果表明,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在国家整体层面、分产业层面和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均有正向的促进效应,但影响效应呈现较大的异质性。最后,文章提出了有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FTA网络发展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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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记腊汁肉”与“肯德基”——“中华老字号”的DNA

“樊记腊汁肉”不再姓樊 2011年5月24日,这一天,在西安人嘴里,变成了一包五味杂陈的怪味豆。从这一天起,誉满天下的,让西安人充满了自豪感的地方风味名小吃,荣获商业部“金鼎奖”金牌小吃,“樊记腊汁肉”从此不姓樊了。     

VISA：与银联的恩恩怨怨

选择银联通道,省货币转换费,这是中国刷卡族一向津津乐道的境外用卡秘笈,但这一秘笈似乎已经不能奏效了。     

中西思维之异同与翻译

人类思维具有共性和个性,共性是我们交流的前提,个性是各民族在交流过程中需要适当转换才能进行的一些差异。思维方式与文化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它是沟通语言和文化的桥梁。深入掌握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处,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句式翻译和语篇翻译以及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的意义。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ities and the Shaping of Institutions and Redistribut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joint effec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on redistributive taxation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theoretical model suggests that income inequality, coupled with political bias in favor of the rich, decreases redistribution and lowers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effect of the former is to increase productive investment, and the effect of the latter is to decrease it—with resulting ambiguou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Testing these predictions empirically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we find that inequal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both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通过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可以发现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多聚集于重工行业,非公经济成为重要骨干力量,大中型工业企业在中西部作用更为突出。目前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与国际大企业比差距较为明显,企业创新能力差,研究开发费用投入不足,吸纳劳动力能力不强。需要把企业做强,坚持自主创新,建立一批收纳就业能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Questions and speculation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role of methodology in connection with different theoretical approaches. It is shown that a multitude of paradigms is appropriate when dealing with complex developments such as integration. The question is raised whether it makes sense to discuss a special European approach. Divergent views exist, but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a European and an American tradition seem to exist due to a continent-wide competition among U.S. economists and a more fragmented European scene. Closer integration and academic cooperation in Europe could result in a more unified research environment resembling the U.S. picture. However, the role of language differences must not be overlooked and can contribute to a continuing diversification.Distinguished Address presented at the Forty-Seventh International Atlantic Economic Conference, Vienna, Austria, March 16–23,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