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学热”兴起的文化理路

当前“国学热”是指以传统文化复兴为主体内容的文化现象.其兴起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论域的转变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逐渐崛起,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逐渐解除.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引发了人文精神危机、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西文明比较等话题的讨论.这些讨论为解构近代以来制约传统文化地位的传统/现代、保守/进步、中国/西方等二元对立概念范式,扫清制约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想障碍打下基础,并从不同层面导引传统文化地位的提升,为促成大众“国学热”的兴起奠定思想基础.     

从“国学热”谈民族文化的振兴

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中国文化的振兴。近年来“国学热”的兴起,意义深远而重大,承载着炎黄子孙的强国梦。与20世纪的中西文化论争一脉相承,都是在探索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重铸民族之魂,振兴民族的精神。     

“后革命”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以“革命”和“历史”为起点

"后革命"的出现为"文革"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全新的阐释维度."后革命"与"文革"之后当代文学在"告别革命"、重构历史等方面存在相同之处,并在具体实践上具有复杂性与有效性."后革命"的以上特征在以"革命"和"历史"为主题的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类似主题的再审读,即是将"中国当代文学"置于"后革命"的视域下进行观照,从而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崭新的写作图景.     

当文学遭遇战争——对战争期间川端康成的一点考察

通常认为,战争期间的川端康成采取了超然的态度,沉湎于日本传统美的世界.然而,川端留下的一些未被注意的战时随笔,却显现出了他对"满洲国"、"满洲文学"的巨大热情和对战争的接受和肯定的态度.在分析了他从迷惘到接受、从屈从到肯定的流变过程后,可以发现,除了战争大背景下时代风潮的蛊惑外,川端潜在的殖民思想和他的"日本情结"才是其本源.     

国内“旋律方法”研究现状分析

对近10年来刊登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有关音乐歌曲教学的英语文章进行检索统计研究,发现如下几个规律性的特征:(1)研究数量呈上升趋势;(2)研究方法以非材料、思辩性、介绍性为主;(3)研究大多没有明确针对的对象;(4)研究内容和研究规模呈发展趋势.分析表明,目前研究存在重复现象,对学习主体影响的研究相对薄弱以及实证性研究比例偏低等问题.文章最后探讨了本研究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联产责任制势在必行——兼谈对“包”的看法

最近,我们有机会到农村实地考察联产责任制的情况。一到农村,立刻被那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吸引住了。我们所到之处,看见农民粮多,饲养家畜、家禽多,购买高档商品多,盖新房多……集市贸易,更是热闹非凡,人山人海,购销两旺。我们所接触的农民笑逐颜开,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喜气洋洋。农村给我们的印象是轻松自由,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农村出现这样大好形势,最根本的原因是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由于实行各种联产责任制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带来的结果。     

从“农政”到“农学”——以晚清“经世文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中国以农立国,农政向为国家政要之一.甲午战后,西方的“农学”知识大规模传入,“农学”一词成为19世纪末开始流行、20世纪初风行的一个概念.从《皇朝经世文编》到《皇朝经世文续编》再到《皇朝经世文三编》,鲜明地昭示了农事内容由“传统农政”到“近代农学”的变化.从“农政”走向“农学”的时代意义,彰显两千年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架构已到了最后的自立阶段,至19-世纪中叶起向“经世之学”转变,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分科之学”的知识建构.     

经济学、市场与道德:“斯密问题”的发展与超越

斯密在《国富论》中将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为“利己”,在《道德情操论》中将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为“利他”.20世纪60年代后的现当代学者多数倾向于认为斯密的两大体系具有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但是,此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在经济学、伦理学、管理学甚至社会学、法律学中演化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围绕由人性基础引发的对道德因素在学科中的影响的讨论.“斯密问题”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演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经济学讲不讲“道德”的讨论,即经济学本身范式中应不应涵盖以及如何涵盖道德内容的讨论;另一个方面则是由对转型期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思考而引发的市场经济与道德的讨论.     

从迪尔凯姆的《自杀论》看“实证”和“否证”方法的统一

针对两种传统观点(1)波普尔首提"否证"的方法;(2)"实证"和"否证"相互对立,本文提出了相反的观点(1)迪尔凯姆才是"否证"方法的创始人;(2)虽然"实证"和"否证"在思想层面上相互对立,但在操作层面上趋向一致.为笔者的观点提供支持证据的是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在这项经典的社会学实证研究中,迪尔凯姆非常巧妙地把实证和否证方法结合起来,否证了自杀的心理论和自然论,证实了自杀的社会论.     

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方法论思考

传统文化现代化对于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软实力建设意义重大,其中的方法论问题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首先,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批判和抽象的继承,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让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其次,要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作用。最后,在全球化时代,既要发挥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也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对其进行综合创新,才能展示出中华文化的熠熠光辉。     

试论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本文认为,文化包括一切人造的事物.因此,不能像陈寅恪先生那样,把中国传统文化定义为只是儒学或儒家思想,它的丧失便是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灵魂的丧失.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糟粕部分的丧失,并不足惜.不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估价过高,它有个重大缺点,即其中缺乏促进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两个重要因素"科学"与"民主"的种子,使中国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废除专制制度、发展公民权利方面步履维艰.     

试述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的当代价值

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是由春秋时代孔子创建的,经孟子、荀子一代代儒学大师们的发展完善而形成的以树仁、立德、隆礼、贵义为核心的历时态知识体系。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化和历史的精髓,不仅影响着中华儿女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而且塑造着中华儿女的民族性格。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但作为民族文化的精华,在历史的长河中依然熠熠生辉。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儒家传统人文化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剂良方,有助于我们在天地之间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社会之中促进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以及人精神世界的充实愉悦。     

禅、儒、道之形而上与方法论的融通

中国哲学形而上指性相不二、心物不二。儒、禅、道三家于此融通。三家证悟形而上的具体方法不同,但均以“诚”为共同特征。中国哲学本体与方法、形上与形下不二。应正确认识理性与非理性、知识与境界、科学与人文、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重建中国人的和谐心灵与和谐生活。     

儒学传统观的演变

孔子有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但他对传统的态度是比较开放和理智的.孟子较少求助于传统,但其王霸之辨开启了寻求思想统一的途径.荀子以其人性恶的理论将王霸论导向对礼义传统的依赖.董仲舒最终使儒家的传统观成为一种权威主义传统观.     

儒家文化对锡伯族文化的影响

本文探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锡伯族文化的影响,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影响.锡伯族接受儒家文化既是自身的需要,又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思想也在阻碍锡伯族社会进一步发展.     

传统儒学与法治理论关联性的特点——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建设为切入点的思考

以权利保障为入手是西方法治理论的思想传统,而传统儒学人文学说在治国原理上更关注的是以人的主体致善为学说的归宿点,传统儒学在治国主张上并不是反法治的。其实历史上儒学一直十分重视治道,法治可以说是治道的重要内容。在分析法治与传统儒学关系时应尝试从法治要素的角度去讨论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建设必须关注中国传统儒学对人类所提供的智慧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解释学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历代思想家在解释文化经典时 ,既重视前人的解释 ,又根据时代要求 ,发挥义理 ,实现了继承和创新。解释学的意义就是说明、解释、理解和创新。从先秦儒家解释学的创新精神和道家解释学的直觉辩证法及自由精神境界 ,到两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与古文经学的求实精神 ,再经魏晋南北朝发展到唐代今古文合流的义疏之学、宋代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义理之理 ,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解释学的继承和创新精神。正是这种精神 ,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中保持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     

论梁漱溟释孔阐儒的内容及方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化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释孔模式。梁漱溟以寻求、建立“孔子心理学”为理论支点 ,用“返求事实”、“东西比较”等方法 ,认定孔子儒学之特色在于折中调和的哲学思维、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尚情无我的人际关系及求仁求安的道德追求 ,并在形上层面即所谓“孔子的心理学”,发掘其内在根据 ,从而对孔子儒学做出较为接近实际的解释。     

论爱默生和马克斯·韦伯的儒学研究

19世纪爱默生对儒学进行的初步碎片式的研讨是美国儒学研究的肇始。20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学研究建立在现代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使得西方的儒学研究真正具有了学术上的现代性,这对美国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对20世纪后半期美国整体性儒学研究的开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