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研究

财产性收入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广大农民来说，财产性收入在其收入中所占比例虽然较小，但其增长迅速、发展潜力大。而土地财产性收入在农民财产性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在贵州这样的欠发达省份，探索增加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调查分析研究贵州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并和全国以及我国发达省份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相对比，力图探索提高贵州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途径。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在掌握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制约其增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规模来看,江苏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呈现逐年增加趋势,且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但区域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从结构来看,土地流转收入增长迅速,土地征收补偿收入占比逐渐降低。从影响因素来看,以财产权制度和市场化制度为代表的制度性障碍是制约当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外来资本对农村土地的需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价值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最后基于创造条件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视角提出:完善财产权制度设计、提高市场化制度水平、注重外来资本适当引进、提高地区农地产出效益等治理对策。     

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土地制度障碍与创新路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方法,土地是农民主要的财产,而现有的土地制度严重制约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只有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明确农民作为土地的产权主体,完善现有土地流转方式和土地补偿机制,完善法律体系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权利,才能实现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质的飞跃。     

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研究综述

近年来,在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农民增收愈发困难的背景下,农民财产性收入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就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意义、现状、收入偏低的原因,以及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综述,以期对相关后续研究或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

一直以来,由于农民只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出租、出售房屋受到法律限制和投资渠道狭窄,因此,农民不但总收入偏少,而且财产性收入十分有限;虽然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但所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仍较低。需要通过明晰土地财产权、用法律保护农民住房权益和重视农村金融理财,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西部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融资条件研究

依据"融资条件与财产性收入关系模型",认为西部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非常小,主要是由于农民理财方式、农村金融信息化建设、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融资政策法规与制度滞后,继而提出创造融资条件以增加财产性收入的若干对策.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路径研究——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

福建省泉州市的农民与我国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并不缺乏"财产",其最重要的"财产"即为土地、住房等不动产。但由于农民这些不动产的权能不完整,无法转化为真正体现其价值增值的"财产"。再加上农民从动产方面获取收入的渠道狭窄,造成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提出优化泉州农民财产性收入形态的对策思路,为我国农民提高财产性收入提供可资借鉴的路径选择,有利于减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分析和产权改革实践

财产和产权是决定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两个关键因素,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用益权和让渡权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民财产转化为财产性收入。在产权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和总结了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所进行的农村产权改革实践,并提出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新路径。     

财产性收入与贫富差距——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的实证研究

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势必对我国的居民收入和贫富差距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目前财产性收入并不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但是,财产性收入迅速增长必然会对贫富差距产生影响,政府应当加强政策设计使得随着财产性收入的增加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增加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障碍因素及其解决途径

在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农民增收愈发困难的背景下,农民财产性收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收入制度、产权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的不完善,加之市场缺陷和农民自身因素的制约,致使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近年来虽然增长较快,但来源单一,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较低,且地区差异较大,结构性矛盾突出。清晰界定农民财产权利,保障和提高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建立健全农村金融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培训、提高农民素质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有效途径。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创新——基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视角

分析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提出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存在着立法滞后、产权制度不完善、无公开流转市场、宅基地隐性流转多等困境,应从立法层面实现宅基地使用权的合法流转,放开宅基地使用权主体限制,建立较为完善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市场以及调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收益分配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创新。     

资产运营视角下的城镇居民收入分析

资产分为现金资产、实体资产、信贷资产和证券资产四种价值形态,居民获取收入的过程是对所占有的上述四类资产进行运营和转换的过程。运用资产配置边际分析法,证明人们通过不同资产运营方式获取收入的行为取决于两方面因素,即资产不同价值形态之间转化的风险和收益。在资产运营的分析框架下,居民表现出与厂商类似的资产运营行为。     

中国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实现路径

财产性收入是指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收入,它是城乡居民家庭总收入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呈现财产性改入比重偏低且增速缓慢,来源虽趋多样化但收益风险性偏高的特征。可通过增加居民的劳动收入以提高居民财产积累程度和增强居民的投资理财能力使其财产得以保值增值等途径促进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资本占有量差异、收入机会不平等与财产性收入增长 ——基于扩大贫富差距的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

长期以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积极致力于我国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但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以及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呈逐步扩大趋势。基于财富的“马太效应”研究视角,对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成因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表明,富人与穷人获取收入的机会不平等,社会资本占有量存在差异,这些都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着重选取财产性收入增加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财产性收入虽不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主因,但财产性收入迅速增长对贫富差距扩大产生的影响愈发明显。     

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财富效应探析——基于消费函数的视角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出现"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提法,而政府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再次强调要"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有助于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实现这一最终目标的中间机制是消费,因而,分析居民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财富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资产建设视角下的农民福利

文章从资产建设的角度分析了资产建设对农民福利的影响,阐述了农民通过土地经营、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获取福利的不足,提出通过小额信贷、发展个人账户等手段建设农民资产,认为这对于从根本上消除农民贫困,提高农民福利水平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研究——以工业化进程中的厦门市为例

以厦门市为例分析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演变特征,认为当前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房屋和资金投资三方面,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障碍是传统土地制度的约束、农村财产交易市场的缺乏和农民理财观念的落后等,提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环境下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途径是：改革和创新土地制度让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性收益的主要来源;建立健全农村投融资体系以培育农村理财市场;通过＂村资分离＂股份合作构建集体资产的有效管理模式等。     

自然保护区内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制研究——基于广西自然保护区内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的实证研究

［摘要］我国目前还有很多居民居住在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由于自然保护区内林木禁伐，导致这些居住在自然保护区内的居民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生活普遍贫困。为此，我们需要在自然保护区内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制方面做出更多的探索，比如采取林地征收、赎买、租赁的方式实现林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移，建立更加合理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完善自然保护区内产业发展模式，探索自然保护区内林木采伐的适当方式等等，以帮助自然保护区内居民发展。     

当代农民流动视角下土地流转的演变

"动人"是"动地"的基础,农民流动的水平高低决定了土地流转的发展程度。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农民的流动性逐步增强。农民流动经历了由"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到"离土又离乡"的异地转移,再到"离土不回乡"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过程。农民流动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不回乡"的位移转变,为土地流转创设了发展空间,使土地流转由孕育走向成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流动会愈来愈充分与合理,土地流转将越来越健康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