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首日初始收益的实证研究

以1997年～2000年间上市的498只新股为样本,研究了在上市首日的初始收益和超额收益率的统计特征,发现在各个横截面都有很高的初始收益和超额收益率,"新股神话"表现明显,而且不同行业对股票的首日收益有不同的影响.同时,首日换手率过高表明我国IPO市场上充斥着短期寻利者,存在过度投机行为.     

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总体效应与横截面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了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总体效应与横截面效应,结果表明就总体效应而言,情绪与短期市场收益正相关,与长期市场收益负相关,说明投资者情绪对于股票收益产生系统性影响.就横截面效应而言.股票收益对于情绪的敏感度存在差异,股息率、有形资产率、价格、市净率、市盈率、波动率、户均持股比例等特征值低的股票和资产负债率高的股票,更容易受到情绪影响;在情绪乐观时,该类股票在当期或滞后一期具有超额收益,情绪悲观时则相反,投资者情绪对于该超额收益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和预测能力.     

交叉上市、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超额现金价值

从超额现金持有价值的角度,将治理环境和治理约束的改变引入到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的研究框架中。以1998年至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Dittmar等提出的公司超额现金持有量估计方法,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交叉上市的虚拟变量,对比分析A股与AB股、AH股以及发行ADR企业所处治理环境的不同对超额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普遍存在折价现象;只在A股市场上市的企业超额现金资产的边际价值为负;既在A股市场上市同时又在B股市场或H股市场交叉上市的企业,超额现金资产的折价程度降低,且私有上市公司的折价降低程度更加明显。上述结果表明严格的治理环境和治理约束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和降低现金资产折价;中国的A股上市公司,特别是私有公司,可以通过交叉上市增加外部治理约束降低现金资产的折价程度,提升公司价值。     

外资并购对我国目标公司的财富效应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政策的逐步开放,外资并购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上引人瞩目的一大亮点。本文以1995-2011年间发生的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事件为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研究外资并购对我国目标上市公司的财富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目标公司在短期内可以获得显著正的累积超额收益,而在长期内并不能获得显著的连续持有超额收益。     

ST公司主动戴帽和市场操纵行为研究

中国从1998年开始对连续亏损2年的上市公司实施特别处理 (ST)制度,由于ST公司具有在戴帽时股价下跌而在摘帽时股价上涨的一般规律,是否会有部分公司利用ST制度及其股价规律主动戴帽以谋取超额收益受到学者关注。采用2001年至2012年戴帽的公司的财务数据和股价数据,运用非预期应计利润法和事件研究法,探讨是否存在部分公司通过主动ST获取超额收益的行为。定义并识别一类利用盈余管理调减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而主动ST的公司为主动戴帽公司(样本组),采用事件研究法对样本组的超额收益率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样本组公司存在显著负超额收益率,在摘帽时则存在显著正超额收益率。在整个戴帽期间,样本组公司平均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正,说明样本组公司确实有通过主动戴帽行为操纵市场以获取超额收益的动机。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已有的公司金融和财务管理研究,也为监管部门填补政策漏洞提供了新的视角。     

噪声交易者与IPO溢价

构建数学模型分析IPO市场中的噪声交易者(狂热投资者和正向反馈交易者)对新股首日交易价格的影响.模型表明,持过度乐观预期的狂热投资者愿意为IPO支付较高的价格,来自狂热投资者的需求使新股上市首日交易价格高于发行价格;正向反馈交易者观察到上市首日交易价格的上涨,会在随后积极加入市场,理性投机者预期到正向反馈交易者的存在,会在上市首日加大对新股的需求,使首日交易价格进一步上涨.狂热投资者和正向反馈交易者的同时存在使IPO上市首日价格偏离了内在价值,产生了IPO溢价.IPO溢价与投资者狂热程度和正向反馈交易风险成正比,而IPO长期表现则与投资者狂热程度和正向反馈交易风险成反比.噪声交易者的存在能较好地解释IPO首日超额收益和长期表现欠佳现象的并存,也能较好地解释中国IPO首日超额收益在不同时期内的波动.     

基金的投资技能提高了基金绩效吗?———基于q－因子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金的投资技能是否提升了基金绩效是业界和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 应用相对于无风险的超额收益率和对照基准的超额收益率,对 2013 年 1 月 1 日之前成立的 437 支开放式基金进行了择股和择时的绩效评估． 使用 2005－01～2017－12的日度数据,基于q－因子模型的实证发现: 1) q－因子模型对基金超额收益率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2) 相对于无风险的超额收益率方法会高估基金的绩效; 3) 我国开放式基金具有非常弱的择股能力和相对较好的短期择时能力,但不存在长期的择时能力,短期的择时能力对基金的短期绩效有一定的提升; 4) 我国基金偏好于盈利能力强或投资水平高的公司股票．     

逐渐规范市场上的A股新股长期强势表现研究

本文通过对1997～1999年上市新股的3年期表现的研究发现:(1)无论采用等权平均法还是市值加权平均法,新股的3年期回报要高于同期市场回报;(2)新股的发行量、首日换手率和首日市净率对新股的3年超额回报具有显著影响,而上市时间、上市地点、发行价格、首日超额回报、首日市盈率和行业等因素不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流动性视角的中国股票市场IPOs长期表现实证研究

国内外众多实证研究表明,新股上市后的长期回报普遍欠佳。针对这一现象,本文基于流动性视角对其进行了重新考察。通过对2002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新股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当考虑了流动性因素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后,不管是采用事件研究法还是日历时间研究法,新股原本存在的长期弱势现象都得到了显著改善,并在三年考察期结束时出现正的超额回报。     

大股东主导的资产重组、公司效率与利益侵占——基于中国重组类整体上市案例的研究

利用会计研究法、“分类加权的FA-DEA”法、事件研究法以及Tobit回归模型等方法,对整体上市前后样本公司的效率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建立理论模型解释实证发现． 多方面证据表明: 尽管短期内整体上市大幅度提高了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并实现 了上市公司经营规模的快速扩张,但未能带来中长期收益和效率的提高,公司股票也并未给长期投资者带来显著的超额收益; 大股东的国有属性对公司效率具有负面影响． 理论模型的分析表明,整体上市这类表面上的大股东“支撑行为”实际上可能侵占了小股东利益． 这意味着整体上市成为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新途径,有必要完善相关政策,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重大供给冲击对石油市场的影响分析

收集历史上石油市场的重大供给冲击事件,包括委内瑞拉大罢工、伊拉克战争、卡特琳娜飓风、土耳其攻打库尔德、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和利比亚战争,选取Brent、WTI现货和期货以及迪拜和阿曼现货等国际主要石油市场数据,建立GARCH模型,分析供给冲击对市场波动性的影响,进一步采用异方差修正的事件分析法考察这些事件对全球主要石油市场收益率的短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事件会导致事件窗内的方差变大,除伊拉克战争和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外,其他事件的事件窗内的累计超额收益显著为正,同一事件下所有市场事件窗内累计超额收益走势一致,重大事件发生的地理区位对邻近市场的收益率的影响更大。对实证结果进行经济解释,针对不同的石油市场参与者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投资者关注与IPO首日超额收益——基于双边随机前沿分析的新视角

细分IPO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投资者关注指标,从一、二级市场两个维度考察投资者关注对IPO首日超额收益的影响.基于2012年～ 2015年间138只创业板IPO新股样本进行研究,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一级市场上股票发行定价明显偏高,新股定价前一级市场投资者关注加剧了发行价格超出内在价值的程度,由此导致较低的定价效率.隐性市盈率上限的窗口指导抑制了一级市场定价泡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新股发行定价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一级市场定价泡沫越大的新股在上市首日产生的超额收益越高,同时二级市场投资者关注对IPO首日超额收益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与管理者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研究管理者出于自利动机的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披露策略。研究发现,相比于业绩较好公司,业绩较差公司年报文本信息的复杂性更高,且上述关系在盈余管理空间小、管理层持股比例大、两职合一和法律风险低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越高,管理者获得的超额薪酬越高;相比业绩较好公司,业绩较差公司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的短期、长期市场反应更积极。研究表明,出于自利动机,管理者会操纵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文本信息复杂性操纵对数字信息操纵有替代作用,且管理层持股及公司内、外部治理均会影响文本信息复杂性操纵;通过操纵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管理者能够获取更高超额薪酬,并提高公司市场估值。本文首次基于中文年报文本信息大样本分析,为已有文本信息复杂性披露策略研究提供了实证证据,验证了数字信息和文本信息操纵手段间的替代效应,拓展了机会主义披露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监管法规具有重要启示。     

池鱼之殃：上市公司社交媒体联结与股价溢出效应——基于中国监管处罚的事件研究

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社交媒体中的广泛讨论与互动，为上市公司之间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社交媒体联结关系，本研究考察了社交媒体联结对公司股价溢出效应的影响.利用2017年6月至2019年12月的A股上市公司监管处罚作为外生冲击，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被监管处罚后，短期内受处罚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同时与该公司存在社交媒体联结关系的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也显著为负.排除竞争性解释和使用工具变量方法都证明社交媒体联结强度与股价溢出效应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同时，进一步分析也表明个人投资者负面情绪的传染效应是其中的重要影响机制.本研究拓展了人们对于数字经济时代社交媒体重要价值的认识，为加强中国资本市场风险管控提供了参考.     

来自新兴市场的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的影响——以中国香港市场为例

选取1993-2017年数据,以H股在香港证券市场上市为研究对象,运用DCC-MVGARCH模型、线性回归模型和事件研究法等多种组合方法,考察来自新兴市场的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发展和目的地既有上市公司影响。结果表明：第一,H股在港上市扩大了香港市场的市场规模和交易活动,吸引了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第二,H股在港上市提升了H股与香港市场既有股票的收益相关性,以及香港市场与大陆市场及全球市场的联动性;第三,H股在港上市对既有股票的估值影响是积极的。总之,来源于新兴市场的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和既有上市公司的综合影响是积极的,溢出效应大于"质量传染"效应和分流效应,促进了目的地市场质量提升和市场发展。本文结论有助于丰富跨境上市对目的地市场影响的研究,对于基于"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家开放资本市场战略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再融资门槛无效吗?

本文对比分析了1994～2003年期间,不同的配股和增发门槛下,进行配股和增发的公司累积超额回报率和会计经营业绩表现。研究发现,再融资公司股票的平均累积超额收益率与没有门槛时相比,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有显著提高,会计业绩也有所改善。在我国股票市场处于新兴和转轨阶段,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抑止“圈钱”行为,实现股票市场“发展、规范和市场承受能力高度统一”,以往的再融资门槛是必要和有效的。随着近年来合格投资者力量增强,可以考虑降低融资的财务指标门槛,放松发行规模和时机选择的限制。     

CAPM模型的实证检验——基于我国上市银行股2011~2014年的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银行股2011~2014年的数据对CAPM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CAPM模型对4组银行股收益情况解释能力均显著,即4个组合超额收益与市场超额收益的一元线性关系显著,其中,小规模、高账面市值比银行股的贝塔系数大于1,其系统性风险和风险报酬均高于市场平均,适合在牛市持有;对4个组合来说,CAPM模型的拟合优度均不高,还存在其他重要解释变量。市场风险是解释银行股收益率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且中国银行业整体系统性风险较小,适合长期价值投资。     

大宗股权转让和公司控制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大宗非流通股权转让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利用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1995～2000年间的大宗非流通股权转让记录,我们发现在中国大宗非流通股权转让的市场反应为正。平均而言,股票价格在转让公告前75个交易日开始上涨直至公告日,平均累积超额收益大约为7.9％;此后大致保持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大宗股权购买者在公司监督和管理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本文分析结果与监督假设基本一致,没有支持剥夺假设的证据。股权转让产生的累积超额收益与转让股权占总股本的比例大小有关,二者具有非线性关系。分析结果与“壕沟保护”假设一致。     

震荡市场、机构投资者与市场稳定

本文对震荡市场下,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场稳定作用进行了分析。从超额收益率、超额换手率两个模型出发,发现基金所起到的稳定性作用不同:第一,虽然基金的交易行为降低了市场当日的震荡,但是从长期趋势看,加剧了市场萧条期的持续下跌与繁荣期的不断攀升,强化了市场的动量效应。另一方面,繁荣期市场的异常放量并不来自基金,而是由个人投资者高涨的投资热情所致。第二,本文首次将基金的交易行为纳入市场周期的分析框架,分离出股市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背离期,发现在个人投资者存在反应滞后的情况下,基金首先予以了信息识别并做出交易反馈。     

基于贝叶斯方法的积极资产组合决策模型研究

利用贝叶斯模型平均法提高预测准确性,并在权重设计中考虑预测准确性,以改进积极资产组合决策模型.在中国市场条件下对决策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基于该模型构造的积极组合在任何市场条件下都能够获得超越基准组合的收益;在决策模型中考虑超额收益预测准确性是必要的,提高超额收益预测的准确性有利于提高组合超额收益,同时降低组合积极风险;在允许卖空的市场条件下决策模型依然成立,组合超额收益水平未发生显著变化,但积极风险加大.在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超额收益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