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启天的民主宪政观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中外的巨大压力下重提准备实施宪政的调子,引发了国统区一场颇具规模的宪政运动。陈启天作为青年党的重要成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宪政运动,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人物。作为宪政实施协进会的成员之一,他以强烈的建国关怀和娴熟的历史感,运用中西宪政历史资源,试图走协助国民政府实施宪政的改良道路,实现中国的政治转型。随着抗战胜利后国内政局的变化,其理想缺乏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其关于实施民主宪政的各种思考,至今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在重庆的抗日民主活动

民主党派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等党派相继云集重庆。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战时的首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远东的会聚地,作为抗战的大后方,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环境,是民主党派纷纷云集重庆的重要原因。各民主党派到重庆后,为施展其抗日救国的抱负,实现其抗日民主的政治主张,在重庆广泛开展抗日民主活动。他们拥护国共合作抗战,反对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竭力为抗日救国献计献策,奔走呼号;力争政治民主,掀起民主宪政运动。各民主党派积极开展抗日民主活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以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军法到司法: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贪污案审理权的转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将审办贪污案的权力划归军法以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在抗战后期,由于军法弊端重重,更主要的是随着宪政运动的再度兴起、司法界的呼吁以及国际上的压力,贪污案的审理权从军法回到了司法,但司法机关实际上并未真正的掌控对贪污案的审理权,由于军权和行政权坐大,贪污案审理权的归属依旧是个问题。     

“湘西会战”中美空军作战研究 ——基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日反攻战略调整之视角

抗战以降,国内各阶层始终关注对日反攻战略的推进,国民政府也不断调适其对日反攻战略。在此态势下,1945年4月日军发动“湘西会战”,欲达到摧毁芷江机场、压迫国民政府屈服、避免日后陷入多线作战、掩护桂柳等地军队撤退之目的,为防卫其本土服务。中美空军尤其是空军第五大队英勇战斗,始终掌握制空权,力图构筑陆空协同作战体系,战绩突出,是湘西会战取得胜利的关键保证。国民政府以会战胜利为契机,命令军队转入对桂柳等地的反攻,标志其仓促调整并实施对日反攻战略。国民政府此举与中共在敌后实施的普遍的局部反攻,协力推动了抗战胜利的早日到来,由此也凸显了湘西会战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     

抗战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及其特点

中国合作金库的建设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的合作运动而兴起的,国民政府对其十分看重,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出于“抗战建国”的需要,国民政府力推合作金库的建设,使之进入了一个以大后方合作金库网络构建为代表的空前发展的时期。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直接目标是要建立独立的合作金融系统,近则促进农业生产,以坚持抗战,远则振兴农村经济,以实现“民生主义”。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与战时环境下,合作金库网络的构建,虽然出现了一个连续几年的发展高潮,也一定程度促进了农贷的增长,有利于抗战;但由于条件的不成熟与制度的缺陷,使其深层矛盾无法破解,并呈现出理想与现实尖锐冲突的一系列特点,最终大后方合作金库的发展只能是昙花一现。     

七七事变前后抗日救亡运动特点之比较

抗日救亡运动与整个抗日战争相始终,并因政局和战局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阶段性特点.从运动的行为方式来看,七七事变前多属于民众自发行为或政党行为;而七七事变后则转变为被国民政府认可、参与的政府行为.从运动的形式和规模来看,七七事变前的多为请愿、示威等具有相当规模的个体活动;七七事变以后则发展为具有很大规模的整体运动.从运动的作用来看,七七事变前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敦促其对日政策的调整和改变,驱使其最终走上抗战的道路;七七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则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战信心,动员和激励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念.     

抗战胜利前后李先良与青岛市商会关系的演变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国民政府重建了青岛市政府，并任命李先良为代理市长。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李先良通过武力威胁迫使部分商会成员对其进行暗中援助。抗战胜利前夕，商会会员为自己前途计，选举出以李先良指定的人员为主的新一届商会委员会。抗战胜利后，按照国民政府的接收计划，青岛市商会被纳入以市长李先良为首的青岛市政府的管理体系之中。为了达到“把握商会，控制商人”的目的，李先良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将商会控制在自己手中，为其长期盘踞青岛积蓄力量。但是面对国民政府的政治压力，以及商会因内部矛盾陷入瓦解的窘况，李先良不得不委派专人组成整理委员会，对商会进行整理。抗战胜利前后李先良与青岛市商会关系的演变，反映出这段时期四股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更体现了李先良对商会的强大作用。     

中共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本文论述了抗战期间中共与民主宪政运动的互动关系。认为：中共不仅为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途径，保证了民主宪政运动的健康发展，而且牢牢抓住宪政这面旗帜，团结、教育和锻炼民主力量，形成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多方位冲击，为后来中国政治的进步打下了基础。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法纪整饬的措施及评价

抗战期间,为适应全民抗战的需要,清除积弊,振刷纲纪,扭转抗战初期的败局,国民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措施来整饬国民党军队法纪,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然而,作为应付抗战的权宜之计,囿于国民党政权独裁统治的本质,这次整饬"运动"成效有限,并没有彻底改善国民党军队的法纪状况.     

李烈钧与"九一八"事变后的民主宪政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存亡的严峻形势下,各界要求国民党政府缩短训政,尽快实施宪政,爆发了民主宪政运动,作为国民党元老派代表的李烈钧在其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李烈钧是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真诚继承者,他主张以民主政治改革推动全民抗日救亡运动,认为民主与抗日互为因果、缺一不可;他扶病奔走呼号,要求国民党政府实施民主、开放政权,其民主宪政思想和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中国民主化进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政策再认识

为了应对抗战中期出现的粮食危机,国民政府决定实施田赋征实。但因为以不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前提,田赋征实的负担很大程度上被转嫁给贫苦小农。因此尽管国民政府通过这一举措使抗战中的粮食危机暂时得以化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矛盾也愈积愈深,导致粮食危机再度爆发。     

抗战时期大后方老人之社会救济初探——以重庆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针对老弱残民设立多种救济机构,采取了相应的救济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稳定后方社会秩序,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暴露出其局限性.     

试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活动——以抗战时期为例

1937年对日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主张抗战与建设并重。在金融方面，对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战前经济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制定实施了战时金融统制政策，在此过程中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四联总处下属的“四行二局”之一，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战时的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联总处等机构的资料，重点分析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营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金融政策实施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邮政储蓄在抗战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救亡与启蒙: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为实现孙中山的宪政纲领,为集中全民族的力量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广大中间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在抗日战争时期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民主宪政运动,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锤炼了广大民主人士,促进了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战后中国社会的走向。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推行着联苏抗日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政策是其依靠英美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方针与英美远东政策矛盾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防共”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联苏抗日政策的效能。     

抗战初期工业内迁运动述评

抗战初期的工业内迁运动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发起,得到上海及各地一批实业界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并有广大职工群众踊跃参加的一场工业抗战爱国运动。这场运动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重要地位,它对于保存国力,促进持久抗战有重要意义,应该给予如实评价和肯定。     

民主宪政的楷模──简析抗日边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两次历史性的挫折后，在抗日边区提出了民主、团结、抗战的口号，继承了孙中山“主权在民”的民主宪政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指导下，结合边区的实际，提出了以“三三制”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思想，并付诸实施。它的实施揭露了国民党假宪政的欺骗，树立了真正民主宪政的榜样；增加了人民的民主政治意识，推动了边区民主政治建设；从实践上完善了新民主主义民主宪政的思想，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略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民主政治趋势问题

略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民主政治趋势问题薛德枢张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挽救民族危亡，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抗战，国民政府对其政权机构和政策进行了调整，在政权体制和政策方面呈现出一定的民主趋势。本文拟就自抗战开始至相持阶段到来前后国民政府的民主政治趋势问题作一...     

江西解放前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

江西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抗战胜利后,随着国统区危机的日益加深,江西的学生运动也蓬勃兴起,有力地动摇了国民政府在江西的统治,配合了解放军南下江西。     

傅斯年与战后国民政府教育甄审研究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区的教职员和学生进行了教育甄审。傅斯年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关系很好,从甄审政策的讨论、制定到甄审的开展,他都参予其中。虽然他的建议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但并不能代表国民政府的主流意识。由甄审而引起的反甄审运动,扩大了收复区教职员和学生同国民政府的之间的裂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