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通俗小说史上荒芜的一百五十年——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说的缺陷

通过对小说自身发展、书坊与明代刻书业、明代统治者政策与小说之关系等方面的分析,探讨明代小说史上荒芜期的形成原因及其对明代小说发展的影响,合理解释明代通俗小说自成书至刊行间隔百余年的奇特现象。并从这个方面入手,重新分析前辈学者所提以水浒叶子戏论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的情况,进一步探讨《水浒传》成书于嘉靖说的缺陷。     

《金瓶梅》与《水浒传》重迭部分的比较研究

明人袁小修在《游居柿录》中指出:《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据目前发现的史料考知,他第一个指明了《金瓶梅》与《水浒传》的因承关系。《金瓶梅》以《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为线索,因此它抄引了《水浒传》中的许多文字,这就构成了两书的重选部分。在两书的重迭部分中,《金瓶梅》在抄引时作了许多改动,同时又增写了许多文字,这就出现了两书的同中之异。这是研究《金瓶梅》成书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国内的研究者还无人涉足。笔者在此仅作初步的探索。明代嘉靖年间,《水浒传》已有多种刻本传世。《金瓶梅》成书在隆庆朝前后,它     

论《水浒传》中的奇幻色彩

成书于元末清初的《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作为英雄传奇小说的代表,《水浒传》中既有写实的内容,也有充满想象力的色彩的玄幻内容,神秘主义、宿命论和现实主义相交杂糅在这部小说中,形成了《水浒传》独特的文学风格。本文将把《水浒传》中的奇幻内容描写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奇幻色彩在我国小说创作中的成因以及作用,对《水浒传》进行文学审美赏析。     

匠心独运的叙述艺术——以《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吃酒解读为例

<正>有人统计，《水浒传》全书关于酒的描写多达277处，可以说“无处不写酒：其人物，无一不吃酒；其场面，无一不摆酒”^[1]，酒是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借以传情达意的重要道具之一。其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情节的衔接、推进，人物性格的凸显、转变，甚至社会生活、人情世故的投射反映，都离不开“酒”这一特定情境或简或繁的描写与叙述。从写喝酒的不同角度分析文本，更能领会作者匠心独运的叙述艺术。     

《金瓶梅词话》中"借支马价银"时代考

《金瓶梅词话》"借宋写明",但在写"明"时作者往往选择明代不止一朝独有的事件,例如朝廷违法借支"马价银",或不止一朝独有的人物,例如"张龙"等来安排情节,表面上模棱两可,使人捉摸不定,但在关键处作品是有严格界定的。我们在明白了《金瓶梅》这种独特的艺术手法后,又结合明代最原始真实的史料《明实录》,即可判定《金瓶梅词话》中朝廷违法借支"马价银"指的是正德、嘉靖时期而绝不是万历时期,进而证实《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     

《水浒传》成书于明朝中叶可以定论

概述了自上世纪20年代、特别是近30年以来《水浒传》成书年代及作者的探索历程。根据目前已掌握的内证、外证及旁证,否定了《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成书于明朝中叶可以定论。《水浒传》的作者为明朝中叶东平人罗本,字贯中。他与元代戏曲作家罗贯中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人。     

《水浒》版本简介

《水浒》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经过传说故事和话本阶段,到明初始成书。明嘉靖时高儒著的《百川书志》记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是关于长篇小说《水浒》版本最早的记载。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刻本,是明嘉靖时《忠义水浒传》(二十卷,一百回),可是只残存第十一卷(五十一回至五十     

《水浒传》成书简说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其撰著者颇有争议,据现在能见到的版本看,应该将其著作权归于施耐庵、罗贯中两人。一般认为《水浒传》是先由施耐庵把各种梁山泊英雄的故事联缀起来,成为一部完整的白话长篇小说,然后经罗贯中增损编次得以流传。《水浒传》所据之故事原型,大部分来自民间传说     

再论元代至明初小说戏曲中货币的使用

元代至明初,朝廷明令推行纸币,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然而,在这一时期的小说戏曲中,白银在日常生活和交易中的使用却随处可见.这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反映,表明朝廷禁令对官民的实际约束力相当有限.由此可见,以小说情节中人们广泛使用白银来证明《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未必可靠.而注意朝廷律令与实际生活的差距,更值得研究者进一步重视.     

《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代说质疑

学术界至今仍有很多人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代,作者对其所持的一些论据进行了辨析,认为"连珠炮"等火器即使确为明初所发明,也不能证明《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代,因为这些描写是明人增改的;以"玉带"为贵也不是明代才开始的时尚,而是历史久远的传统;《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皆用"原来"而不用"元来"一词,不是因为它成书于明初而不用"元来",而是因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官刻本,为避讳而将罗贯中原著中的"元来"改成了"原来"。因此,持明代说者的上述论据是不成立的。     

明代禁毁小说的文化伦理诉求

有明一代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也是古典小说理论发展的一个奠基阶段，然而对于古代小说的禁毁同样开始于这个时期。明代禁毁小说的背后，不仅隐藏着直接的政治经济的原因，也有潜在的文化伦理方面的诉求和冲突。     

论《樵史通俗演义》对明代党争的评判

晚明时期,朝廷内部日益激烈的党争,成为晚明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中心主题。党争是明朝衰败直至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成书于清顺治年间的《樵史通俗演义》,是以记叙晚明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党争是其有意识反映的重要主题。《樵史通俗演义》描述明代党争过程全面而详细,评价党争的态度相对客观而公正。尽管该书在史实叙述中存在着一些偏颇和失实之处。但在反映晚明党争方面堪称是一部全景式的集大成之作。     

竹马戏形成年代论略

竹马戏是流行于福建、广东一带的地方小戏,关于它的形成年代,有南宋说、元代说、明代说、清初说等多种。这些说法往往得于传闻,大多缺乏有力的材料作为佐证。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再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对这个问题作出新的探讨,并得出这一地方小戏剧种大约形成于元代的观点。此外,由于受竹马戏直接影响而出现的广东白字戏其形成年代也不会晚于明代中前期,这就进一步佐证了竹马戏形成于元代的可能性。     

阳明心学对明朝通俗文学的影响简

王阳明是中国明朝著名的哲学家,其著名的哲学理论阳明心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不仅在当时风靡一时,而且影响后世.阳明心学对于当时人们的思想的解放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并通过对人的思想的影响进而对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明代俗曲的"色情"特征与晚明"奢靡"之风及其负面影响

明代民歌是指明中叶以降广泛流行于市井巷陌、直接反映民众生活而又颇具活力的民间小曲。它们以其与历代民歌一脉相承的基本风貌、空前绝后的“色情”特色,深刻反映着那个时代的奢靡风尚及其深远影响:“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即明朝并非亡于财货之少,而是人心风俗的败坏。晚明文人对之格外青睞,其实表现了一种价值取向的悖论:一方面是对束缚人性的苛酷道德价值观的反动,另一方面也是失去人生责任感和道德尊严后的人性扭曲与纵欲主义的文化体现,在矫正对人性压抑的同时走向过度放纵,这显然是对人性的另一种扭曲,而非真正的解放。     

清代长篇通俗小说的疏离意识

清代初、中期通俗小说中,除《七峰遗编》《海角遗编》《铁冠图分龙会》直接描写明遗民与满清统治对抗情节,而带有突出疏离意识的作品外,还有许多作品是通过小说作者的创作动机、小说题材的选择倾向以及小说人物的塑造与具体情节描写等方面或间接或曲折地体现出此种意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题材选取上侧重明代故事的倾向与严肃的写作态度;二是赞扬高蹈出世的倾向;三是炫耀才学的倾向;四是大凡描写本朝人物故实就带有批判的倾向,而在道德要求上又不自觉地降低对作品主要人物的要求.     

《水浒传》激情杀人故事评议——描绘嗜好与叙述心态解析

《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著名英雄传奇小说,其文多有激情杀人之叙述和血腥场景之描绘,作者醉心此道盖有特殊原因,一是蒙元灭宋,汉民族心灵受到严重创伤,故向往尚武勇决之士。蒙元一代乃儒风沦丧,市井文化上升为风范。故以杀戮取得正义乃为民间对英雄的解读。《水浒传》中人物均为市井社会中人。激情杀人是市民社会受众欣赏的一种固有文化现象。施氏所著乃山东地域小说,齐鲁自古民风多习武,性情多彪悍。故写出乡曲之风与迎合市井趣味二者结合,遂形成醉心杀人故事的叙述心态。二是元末以来动乱之杀戮,这些痛苦记忆深印明初人心,并形成一个激情时代。这是小说嗜好的一种独有的暴力美学的叙述视点和描绘方式的根源。,此种暴力叙述在文化价值上既有反抗不公消除民族性格弱点之效,亦开滥杀嗜好之消极影响。     

晚明所见利玛窦名称字号琐谈

利玛窦是晚明时代的公众人物,其二十几种中文称谓广泛分布在经、史、子、集各部文献中。这些称谓寓意不一,褒贬互见,体现了使用者的思想情绪和政治态度。频频出现的利玛窦名称字号已逐渐异化为表征西学的文化符号,私属意义闇而不彰。     

明代诗词关系与词体演进

词在明代的地位非常尴尬,不仅不能与旧体文学领域的诗文分庭抗礼,甚至也不如通俗文学形式的小说戏曲被当时人看重,以探讨其中的原因为线索,论述了词体在明代的演进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诗词异同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