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确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建构,与新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诞生与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彼此的呼应。作为历史转折点和现代社会的入口,"五四"自身具有文化断裂和文化新生的意味,其文化场域与历史语境中的主体———人的追问、寻找和表述,都意味着建构主义意义上的自我生成与外界重构。"五四"新文学在话语体系上,在作家的文化视野里,现代之人的发现,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确立,成为最突出的主题和时代表征。     

张我军的翻译活动与“五四”思潮——兼论与鲁迅、周作人之关系

张我军到北京后才真正接触新文化运动,并由此开始他持续二十年的翻译生涯。在张我军的翻译中,尤以日本白桦派、自然派文学作品为多;同时他还从日本接受了左翼思想,翻译左翼社会科学著作多种。张我军的翻译活动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而其文学翻译则更是与鲁迅、周作人关系密切。     

周作人与“贰臣”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因其出任日伪官职而被斥为汉奸,但并非历史上的"贰臣"形象。对周作人汉奸罪的研究,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历朝历代的那些"贰臣",以及某些朝代专为"贰臣"而立的"贰臣传"。广义说来,周作人自然有资格进入"贰臣传",但如严格一点,则周作人并非"贰臣"。"贰臣"也好,"附逆"也罢,都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或曰"行为艺术"。每个"贰臣"的出现,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原因和背景,需要作出具体的认定和分析。"贰臣"现象的出现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朝的昏庸腐败、封建礼教、"大汉族主义"等都有关系。     

“五四”新文学母体辨——兼与诗人周伦佑商榷

“五四”新文学充分世界化只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学。因此,中国新文学的母体不在西方,而在中国本土。     

“五四”新文学关于女性解放的一个悖论性主题

否定与冲出家庭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它既有着明显的历史进步意义,又隐含着许多不利于女性解放的消极影响。它昭示我们：中国女性解放的核心在于促进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在于承认女性由其生理特点带来的一系列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特点的独有价值。     

“五四”新文学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新的文学观念,这种新文学观念对古代小说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小说研究领域的考察与清理,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学观念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小说观念,确立了古代小说研究的学术地位,改变了小说研究的范围和重点,而且使小说的评价标准和小说研究的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叛徒”与“隐土”二重人格的显现——周作人早期散文漫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能够自成风格、独树一帜的散文作家寥寥无几 ,而周作人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早期散文的最大特点 ,可说是充分地体现了其相互矛盾的二重人格 :既是“叛徒” ,又是“隐士”。     

清末学堂乐歌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初期白话诗与音乐有密切的关系,清末学堂乐歌是五四文学启蒙运动的前奏之一,学堂乐歌歌词还是最早的白话体作品之一。清末民初的学堂乐歌运动孕育和启发了中国现代诗歌与中国现代启蒙文学运动的发生。     

茅盾对“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贡献——纪念茅盾逝世30周年的思考

针对文坛的“重写”与“重评”茅盾之论,以史为椐,历陈茅盾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与新文学建设方面的开拓之功:如组织队伍,开拓阵地与清除“垃圾”,翻译评介,理论倡导与建树,文学批评等,他筚路蓝缕,发挥了引领文学主潮,把握先进方向的历史作用,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中流砥柱.特别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方面开风气之先,具有特别的意义;已初步形成具中国特色与茅盾文学个性特征的理论体系.这一切说明茅盾的文学史地位是以其客现存在的赫赫业绩为支撑的.无视与否定这些,决非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论"五四"知识分子先驱对民间歌谣的发现--以胡适、周作人、刘半农为中心

191 8年北大征集歌谣运动是在五·四“文学革命”背景下展开的 ,以它为肇始 ,开启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的进程。一批天才的文化先驱们在世界范围内激荡的文学思潮的启迪下 ,不约而同地倡导眼睛向下 ,开掘民间文学和文化 ,来构建民族新文学的现代品格。在这一运动中 ,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是三个引人注目而且成绩卓著的人物 ,同为民间文学的倡导者、研究者、开拓者 ,他们却以不同的观照眼光 ,以自己整体的文学观为参照 ,来发现民间歌谣 ,并且把它们纳入到他们对新文学的想象之中 ,所以他们的内在思想理路是不同的 ,有各自不同的旨趣和关注点 ,折射出“参差”的斑驳的差异性。透视这种差异性 ,有助于我们全面、立体地审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浮出历史地表”的思想文化背景     

周作人与中国比较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坛,周作人是最早评价外国文学艺术,倡导中西诗学融合,进行对比研究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播火者,也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先驱者之一。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及其变化

五四时期,文学领域受平民主义的影响掀起了平民文学的热潮。周作人是平民文学的首倡者,曾经将平民文学置于与贵族文学二元对立的位置,用普遍和真挚来界定平民文学的特点。但是当平民文学运动如日中天时他却对平民文学颇有微词,并试图调和它与贵族文学的关系而提出了＂平民的贵族化的文学＂的主张。这种前后态度差异的原因一向被简单地认为是受其中庸之风的影响,但实际上,一方面,这是平民主义思潮自身发展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周作人的思想对这种发展做出调整的结果。     

《小河》：“五四战士”的忧郁

《小河》时期的周作人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战士，处处流露着他的“少年精神”，但《小河》蕴藏着他内心深处的一种隐隐的忧郁，体现着启蒙者的困惑，也昭示了思想启蒙者必然面临的“两难”境地。《小河》之后不久，经过痛苦的思考，周作人开始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开辟了自己的园地。     

再谈五四传统与戏剧的现代化问题--兼答批评者

20世纪 80年代的戏剧观念大讨论混淆了政治教条支配下的伪现实主义与艺术话语中的真现实主义 ,笼统地排斥与消解之 ,鼓吹现代主义又仅得其皮毛 ,完全忽视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这两股潮流所共有的现代性问题。 90年代戏剧在诸如“红色经典”、“形式创新”的口号下 ,复辟着早被历史唾弃的旧东西。对五四启蒙话语的解构大大助长了这种复辟倾向。因此 ,有必要重提五四传统与戏剧的现代化问题。     

现代新儒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省察梳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过去八十余年了,检讨"五四"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现代新儒家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一方面,他们对"五四"思想启蒙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新文化运动有功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另一方面,他们对"新青年"学者盲从西方的激烈反传统态度和唯科学主义思潮表示强烈的不满,具有否定"五四"的倾向。他们在反省"五四"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建中国文化的方案,充满着哲学的睿智,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民粹主义思想与“五四”文学

“五四”思想的民粹主义因子是温和而潜隐的,但从后来它的极端化引发的历史文化进程的灾难性后果来看,对民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所呈现出的面貌做一些本质性的梳理是非常必要的,它会帮助我们理解本世纪历史叙事中的主能指及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学创作和相应的文学观念是“五四”民粹主义思想渗透的一个独特又重要的纬度,也是民粹主义在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体现,从“五四”文学这一视角入手,做这样的梳理将有助于许多观念的澄清和理解。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论周作人在现代民俗学创建和发展中的意义

在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建和发展中,周作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启蒙,介绍西方和日本民俗学理论,并活用于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二是组织,以报刊和研究会的形式,集结了一批热心于民俗文化探索的先行者;三是方法和思想,通过民俗透视国民性,带有特定时代的“经世济民”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