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中的实用主义

作为美国的半官方哲学,实用主义在美国政治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美国政治中的实用主义,善于妥协,灵活变通,谨慎明智,使得美国在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这种实用主义抛弃了明确的意识形态和伦理原则,考虑问题容易限于眼前利益,也存在明显弊端。     

论美国实用主义的社交礼仪文化

美国社交礼仪文化继承了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道德礼仪文化的传统,同时又积极结合美国的现实与实践,创新发展而形成了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实用主义社交礼仪文化,体现着平等宽容、诚信率真和简捷实用,在促进美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美国社交礼仪文化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汲取美国社交礼仪文化的合理性元素,努力探索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性化的现代文明社交方式,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发展,提升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实用主义：美国的外交哲学

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都有自己的哲学指导思想，这就是该国的外交哲学。根植于美国独特历史化中的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的外交哲学依赖于两个前提：一方面是其作为大众哲学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是其作为“官方”哲学对美国外交决策化价值观的塑造。以实用主义为指导的美国外交，在实践上具有战略决策的短视性、政策执行的随意性、战略关系处理的灵活性、价值观上的双重标准、以及外交作风上的言行不一等特征。     

法律意识形态的概念重提

法律意识形态是一个具有相当分析力与解释力的学术概念。法律意识形态概念的重提具有哲理与法理的双重理论基础与支撑。同时,回顾新中国法学六十年的演进历程,无论从法学研究角度还是从法律实践角度来看,法律意识形态概念在我国法学界的重提都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法律意识形态概念重提与再思应当包括概念分析、结构与功能分析、社会化实证分析等几个向度的重要论题。     

法学争议中的概念问题

在近年来的中国法学研究中,法学争议日益多见。本文主要时“权利是否存在冲突”、“法律是否能够信仰”以及“法治是什么”三个比较突出的法学争议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争议都是因概念分歧而产生,基本上属于语言运用上的分歧。因此,在学术争议中,应对概念运用上可能存在的分歧有清晰的认识,并促进对概念意义的理解。在概念运用上尽管我们需要遵循语言的游戏规则,但概念的生命在于使用,我们无法凝固法学概念的准确意义,因此,法学研究才具备了生命和发展的活力。     

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作为一种在美国占主流地位的哲学流派,实用主义哲学强化了美国大众的务实传统和领导精英对务实作风的推崇,并以此作为影响美国外交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实用主义给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和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外交政策思想方面,它使现实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在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它使美国的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以功利为目的、缺乏创新,而在外交战略与政策实施过程中急功近利、言行不一。     

论对法学上犯罪概念的理解

法学上的犯罪概念在表述上、学理上具有科学性,但法学中的犯罪构成和责任能力的论述缺乏严密性和科学性。这导致了刑法学界与犯罪学界的分歧,只有科学准确地理解法学上的犯罪概念与完善犯罪构成理论,正确理解和适用责任能力理论,法学上的犯罪概念就适用犯罪学的理论,从而就能消除犯罪概念的广义说和狭义说的二元论与刑法学界同犯罪学界的分歧,以及理论上的混乱。     

后现代与法律实用主义--理查德·罗蒂法律理论概观

实用主义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得以复兴的,作为新实用主义先锋人物的理查德.罗蒂被视为后现代思潮的主要代表。罗蒂的法律理论烙有后现代的色彩,他认为偶然性不可避免,法律理论不可能为案件的裁决提供确定的答案。在此基础上,罗蒂的法律理论也沿袭了法律实用主义的语境性思考与工具性思考的进路。     

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

本书研究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兴起的一股批判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法律传统的左翼思潮——批判法律研究运动，它的社会背景、思想渊源和历史发展，它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作品，它对美国其他法学流派的批判、对当代美国法律制度的批判，后批判法律研究运动以及它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法学理论更新的比较。     

法律通往自由:中国法律、法学和法律文化的反思与重建——读周永坤教授《论自由的法律》

法律是自由而不是枷锁,是拯救而不是奴役。自由是法律的永恒价值,这个价值却长久地在中国的法律中失落,使中国的法律难以完成现代化的转型,使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举步维艰。因此,深入探索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以自由为圭臬改造中国的法律,进而影响中国的司法实践,重塑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周永坤《论自由的法律》一书的价值所在。该书以人的自由为核心,通过一系列的反思和追问,探讨了法学、法律、司法、法治、法律文化与自由的关系,是一种力图以自由为圭臬,重建中国法律、法学和法律文化的学术尝试。     

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的联系

有关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之间联系的学说均不尽如人意,但其中一些观点亦揭示了两者生长的共同基础。法学方法论和法律方法论生长的基础是大致相同的。因而,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两者共享同一个基础,即法律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相统一的＂法律唯物辩证观＂;二是两者往往在同一时空中为人们交互使用,且相互转化。从法律传统上看,两者之间存在实质上的一致性。以关系原理视之,两者联系的纽结在于它们都是一个解决理论/规范与实践/事实之间不一致的问题并提出理论/规范假说的过程。无论是在法律方法还是在法学方法,＂先归纳后演绎、先经验后理论＂是其基本运行路向。     

论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学教育目标

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人追究的价值目标,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职业伦理开始由自律走向他律,甚至成为了一种与毫无道德关系的技术性指引规则。职业伦理的非道德性,使我国法学教育偏向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忽略了更高了伦理道德关怀。因此,法学教育应当确立以德为先的目标,将学生的德性培育放到更高的位置。     

论法学研究的行为学转向

法律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人们又是如何予以反馈?法律的实然是怎样?法律如何增加人类的福祉?行为法学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要试图解答以上这些问题。而且,行为法学也是将行为经济学融入法律分析的一个首创性的成果。在过去的二十年,社会科学在研究人类如何决策方面已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研究大都依赖于理性选择模型和法律的经济分析等现代社会科学研究重要范式。然而,这些模型对一般事件通常无法给出正确的预测,因此其理论价值很值得商榷。虽然人类不是像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是永恒不变的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行为对社会学家来说是不可预测,不成系统,不成规律,不符规则以及不可琢磨的。相反,人类行为是可以被描述、被预测、甚至被模型化研究的。在本文中,笔者将对行为学和选择理论在法学研究上的运用作出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开展法律诊所教育的可行性——论法学实践课的改革

法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近几年来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在注重理论的灌输和法律条文的分析讲解同时,逐步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动手操作意识的培养。为此,许多院校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法律实践课程,模拟法庭、学年实习、毕业实习等实践形式被广为采用,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通过实践的运作,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实践方式存在一定的弊端,法学教育实践需要进一步改革,兴起于美国的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具有可行性,值得我们借鉴。     

论纯粹法学对马克思法律理论的挑战

凯尔森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作的阐释中做出四个基本判断,即方法论的反规范主义倾向,新版本自然法学说的建构、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预言、科学名义下的道德批判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学既承认现存法律规范的客观存在又主张超越于法律规范本身去思考法律问题,它摆脱自然法的本质先验主义而致力于从物质现实出发实现法的价值,从人类解放的角度探讨了没有狭隘性法律存在的社会前景的可能性,在科学分析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实现了客观事实审视与理想价值追求的有机结合,这是凯尔森纯粹法学欠缺的理论取向,也是建构法学理论应该遵循的逻辑进路。     

群体性事件:从政治概念到法律概念

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社会形态、表现形式、名称及其内涵和外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群体性事件的语词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对群体性事件的不同表述,反映了一定社会历史时期人们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不断深化,也反映出我国政府从重视群体性事件传统意义的政治属性向重视以法律规范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观念的转变。应正确区分群体性事件与骚乱事件、暴乱事件和社会泄愤事件,依法妥善处置,防止和避免主张正当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升级甚至恶化。     

法律变革的逻辑——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较量

法学是对某一民族某一时代法律现象的认知,民族性和时代性必然反映在某一个具体法学门派之中。当前关于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论只有放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来理解才具有意义。文章通过对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在立法与司法中功能的揭示和对霍姆斯两个命题的解读,得出五个命题:法律的生命是经验,法律的成长靠逻辑;法律的生命是现在的经验,不是过去的经验;法律的生命是本国的经验,不是他国的经验;法律的生命应该遵循探效逻辑,法律的成长应该遵循演绎逻辑;社会稳定时期,教义法学占主导地位,社会变革时期,社科法学称雄。     

重构布莱克法律概念（上）

1976年,唐纳德·布莱克（Donald Black）教授在其著作《法律之运作行为》（The Behavior of Law）中首次提出了一个深具科学性的社会学理论：法律之运作行为。作为一种政府性质的社会控制方式．是可以量化、可以预见及可以根据普遍性的法学原则作推论的。法律这个概念在布莱克的理论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然而,一些持批判观点的论者认为,布菜克的理论有很多问题。首先,他们认为布莱克的概念并不清晰,“政府”这个措词,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性连贯点,并没有在他的理论中被界定。其次．他的理论在应用于实际时显得并不足够,譬如他的理论就无法掌握住中国社会中一些重要而实在的半政府或无政府之名但行政府之实（quasi and de facto government）的社会控制机构及方法。本文正是要介绍社会控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府性质这种法学观点,并透过这个机会去重构布莱克的法律概念。同时,本文也要指出．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政府性质的社会控制方式,是在政府允许私人性质的社会控制方式或将社会控制的权力授予私人机构的前提下存在的。     

论实用主义原则在美国对华移民政策演变中的体现

本文通过对1848年以来美国对华移民政策演变轨迹的追溯,分析和论证了实用主义原则在这一政策不同发展时期的具体运用及体现。     

实用主义思潮在2020年的新表现、新特征

实用主义思潮在2020年进一步引发了民众的反思和批判。实用主义哲学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对形而上学的转向,但因受到立足点上价值观和工具理性的局限而存在根本缺陷。实用主义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存在论意义上需要的实效性,但由于其对主体需要的非历史、非辩证的处理,却造成更严重的遮蔽和异化。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可以深刻揭示实用主义思潮的本质和危害,并通过对其进行内在批判而实现釜底抽薪式的应对。